金荣回家向母亲胡氏吭吭唧唧，立即受到母亲责备，而且胡氏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么？况且人家学里，茶饭都是现成的……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你不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这就明确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非曲直，而在于利害。
封建社会是一个尊卑长幼十分有秩序的系统。这个系统又与血缘关系、辈分关系紧密结合。寒酸如胡氏与金荣者，因为金荣的姑姑是璜大奶奶，便也处于一种从这个系统中分享一些菲薄利益的地位，即沾光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底层的、外围的、无权无势的，受欺侮的或被损害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会看眼色会行事，常去请安奉承，能注意不休止地去向凤姐尤氏等家族内的权贵人物致敬效忠，那就完全有可能分享到一点残渣剩饭，使自己成为这个系统的既得利益者，金寡妇如此，刘姥姥也是如此，乃至李贵茗烟袭人平儿也是如此。既是得益者，最终就必然成为维护者。只有维护，才能得益，因为得益，必须维护。维护得益之中，偶有不平之气不忿之心，如璜大奶奶即金寡妇的小姑子听到侄儿金荣受辱，怒从心起，骂了回秦钟小杂种，捎扯上宝玉，而且提出秦钟是贾门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颇有为金荣争取与秦钟的平等权利的胆识。“等我到东府里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叫他评评理！”进一步颇有论战——评理——的信心和勇气了。
张先生与秦可卿
张先生看病一节平平。张先生是一般化类型化职业化地写的。功力如曹雪芹，写那么多人物，也不可能个个富有什么“鲜明的个性”。但张先生的职业特点仍有认识价值。通过此一节流露出来的一些观念习俗也还有点内容。首先，在医艺上，人们尊敬业余的却不尊敬专业的。张先生诊病处方后，受到贾珍贾蓉尤氏及可卿“贴身服侍的婆子”等一干人的称赞，此时，贾珍笑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初时，介绍此人时，贾珍说此人“学问最渊博，更兼医理极精，且能断人的生死……”。这都反映了一种轻视技艺，更加轻视以技艺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观点。技艺不算学问，单纯的技艺没有价值，学问兼技艺才有价值。什么是学问呢？大概是指治国平天下的大道，阴阳周易的混沌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中国自古是重大道而轻小术即轻技艺的。包括琴棋书画之类，兼通是风雅，专门干这个就会身份很低。票戏的人可能出自名门望族，唱戏的人却只是戏子。不知道这种观念可与奥林匹克的业余原则之间有点什么共同之处没有。
其次医生不听病人家属的“主诉”，而是靠诊断脉象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所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请教病源为是……看了脉息，看小弟说得是与不是……”这种“考医生”的办法，与其说是在看病，不如说是在看相。这样，医生的本领就在于察颜观色，分析概括，估计揣摸，治不治病首先要说病，要说个八九不离十。这位张先生给秦可卿看病，脉象分析得头头是道，不但外行听了服气，内行听了也无懈可击。张先生对症候的估摸也很了不起，贴身服侍的婆子赞道：“真正先生说得如神，倒不用我们说了……”。对于治疗和预后，张先生则十分慎重，不做保证，不做肯定全称判断，只讲可能性，讲不止一种的可能性。所谓：“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医也要讲缘，也就不必负什么责任。加上张先生十分谦虚，叫作“晚生粗鄙下士”“毫无实学，倍增汗颜”，就更留有了足够的余地。头头是道的分析，明明显显的症候，模模糊糊的治疗与预后，此行医之道乎？又何止行医焉！
本来是看病的，张先生却也对秦氏进行了心理咨询。张先生道：“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这就是说不但要治标，而且要治本，而治本的药方是——“难得糊涂”。
这里，关于秦可卿的性格，书中写得明明暗暗，令人捉摸不住。《红楼梦》一般相当客观地写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以描写的生动性与准确性取胜，或略加以诗词谜语判词散曲的象征暗示，便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唯独秦可卿，正册上最后一名，“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重要地位摆得显著，却绝少客观描写，而尽是通过作者与书中其他人物之口讲述（不是描写）其个性。第五回秦氏出现，宝玉在她房中睡中觉，作者说她“生得袅娜纤巧，行事温柔和平”，此时她绝无病痛之兆。第八回谈到秦钟，作者介绍其身世并谈到其姐：“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秦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风流也，瓜葛也，与温柔和平不甚对得上号，作者在讲述秦氏性格方面似乎向前走了一步，但仍是只有概念划分，没有具体内容，没有现实主义赖以支持的细节。第十回璜大奶奶金氏找尤氏本欲告秦钟的状，才听尤氏说道：“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了，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又说并不是喜”，病了，第一次报告有病。张先生过来看后，却说：“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众位耽搁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如此这般，忽然成了老病号了，前后不甚衔接。
尤氏对金氏说起秦氏：“那媳妇……可心细，不论听见什么话儿，都要忖量个三日五夜才算……”张先生则看病看出了秦可卿“心性高强”“聪明不过”“思虑太过”云云。这方面的三个“太过”一个心细，都是别人口中说出来的概念化的东西，也是没有细节。及至第十一回，凤姐带宝玉来看可卿，秦氏说：“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心一分也没有……我自想着，未必熬得过年去”，结果宝玉哭了，凤姐“眼圈红了”，几成诀别！这病发展得恁快！从多数红学家的已成定论的解释，秦氏与贾珍有染，乃悬梁自尽而死，自可说通许多疑团，诸如秦氏卧房的书画摆设，有关太虚幻境的故事，秦氏之死，都可以自圆其说。但有一条仍不明白，即秦氏死时凤姐梦见可卿，梦中秦氏不但讲了一回“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大道理，而且根据“荣时筹画下衰时的世业”的英明深远的战略眼光，做出两个具体指示，安排好祖茔和家塾，“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有虚有实，符合一个封建大家族的长远利益，符合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正统观念。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指示，包括贾政和焦大在内的维护正统派也是想不到的。这样的责任感与深谋远虑的话直应是贾家的创业元勋、老祖宗宁国公说出来才够份儿，怎么倒是邪恶美人、做事很不负责任也很不守道德的秦氏可卿托梦讲述的呢？这不是虎头安在了兔身上了吗？
总之，秦可卿这个人物很重要也很奇特，对她的表现描写也很不正规，颇有突兀之处，不接茬之处，难解之处。这个人物的塑造与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不但经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而且经过恩格斯论述的现实主义方法大相径庭。盖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这种“大众文学”样式（诗歌散文方是传统的“精英文学”），更富有游戏性，不像西洋的现实主义那样严肃、那样呆板、那样郑重。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回避隐讳，影射暗示，假托借代（如借秦氏之口讲一番大道理），谜语占卜，牵强附会，以及种种文字游戏、结构游戏、情节游戏（如晴雯死后变成芙蓉花神云云）的方法用起来得心应手，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自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轻灵潇洒。轻灵潇洒而不失其份量，不失其痛切沉重，把荒唐言与酸辛泪结合起来，虽荒唐而字字血泪，虽血泪而荒唐可玩，这样的写法有一种特殊的间离感。这种创作特点在戏曲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小说的随意性与规定性
随意性与规定性，这是相悖的两种美学观念。从严格的现实主义或唯美主义或浪漫主义来讲，文学正如戏剧表演，是有自己的“最高任务”的。或是最典型最准确最生动地表现现实，或是最大程度地追求美，或是最大限度地表现热情和激情，由于“主义”的不同，各有其一元化的最佳选择最佳标准。所以托尔斯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自己描写马斯洛娃的肖像的手稿，直到把肖像写到字字精当，添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不可更易的程度。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之死也是这样，时间、地点、氛围、心理过程、事件过程之细腻准确，像雕刻一样地分明和确定。非现实主义在规定性上就差一点，雨果在写作中经常表现出那种气势澎湃、大火怒潮一样的激情，俯拾皆是，推波助澜，极尽渲染铺张之能事。但最根本的情节枢纽，那种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开大阖的地方，为了表现强烈的对比，强烈的人类情感，一切也是规定死了的，不可更易的。
曹雪芹与这些西洋大家有所不同。首先他不懂什么文艺学上的这主义那主义，他不囿于一种体系一种规则所提出的最高任务最高标准。他的选择其实是多向的多元的。从第一回已经说明，怀旧——“欲将已往赖天恩祖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解闷——“……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纪实——“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警世——“不但是洗旧翻新，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这些都是作者声明了的。此外，作者未明确声明但实际给自己提供的任务中，似还有求全与炫己两项。求全即搞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所谓“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其实不仅这些，作者不放过机会细写园林、烹调、医药、戏曲、僧尼、巫祝、典制、礼数、服装、首饰、陈设、工艺、书画，以至红白喜事种种，不但求真求味求精而且求全。炫己则是既炫耀自己的才学知识包括杂学知识，又炫耀自己有而别人难有的封建上层生活经验体验。《红楼梦》的纪实性怀旧性与警世性是严肃的。《红楼梦》的假语村言花花哨哨的东西，它的游戏性炫耀性梦幻性又是随意的。一上来两个人物，一个叫贾雨村一个叫甄士隐，这两个人名就起得随意之至。晴雯被逐至死，写得十分悲惨，令人愤懑怜惜而洒泪。偏又小丫头胡诌，宝玉信以为真，“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回，此回目就相当随意。真实的描写转为陈腐的骈体，虽有“鸠鸩恶其高……葹妒其臭……”这样的激愤之语，整个来说，却是哀而不伤，将无法排解的悲哀纳入有章可循的俗套，把情感的宣泄变为语言文字的推敲，情感反而受到了节制。果然，黛玉听到后问起，宝玉说：“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接着二人讨论起文字润色来了。这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的写法是何等地不同啊！
秦可卿的描写亦是如此，作者似乎在与读者捉迷藏。秦之美丽迷人，呼之欲出。秦之病之死，则似“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秦之聪明要强，全靠敲响边鼓——吓回了金氏璜大奶奶。秦之风流淫荡，欲说还休，请君自己回味。秦托梦给王熙凤，更想假秦之口以说作者要说的话。说这完全是随意笔墨，也不尽然。盖秦氏是金陵十二钗中第一个走向黄泉路的人，她的死不仅有具体性也有抽象性，她的死本身就意味着“登高跌重”“树倒猢孙散”的开始。而且，一经辞世，便入仙境（仙境也是幻境），自可说一些比常人高明远见的话。其次，秦氏甚美貌，而曹雪芹恰如贾宝玉，是崇尚美的，为之隐恶扬善，乃至通过托梦给她增加一圈光环，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故而脂砚斋因托梦一节秦氏“其言其意令人感服”，而命“芹溪赦之”，略去了关于秦氏乱伦“淫丧天香楼”的太露的描写。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可以写得这样自由、随意，得心应手。可能是由于小说在古代中国难登大雅之堂，其主要目的是娱乐大众，没有哪个中国古代小说家摆出一副“忧国忧民”“一字千钧”“人类的良心”“思想家”的阵仗。这种“玩文学”的小说传统正与诗文的“兴、观、群、怨”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一样久远。可能是由于老庄禅宗等思潮的影响，齐善恶，同悲喜，色即是空，鼓盆而歌，神游于六合之外——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用诡辩与佯狂为自己缔造了一个打不倒夺不走的精神王国，豁达而又悲凉地干脆把人生看成一场大梦，一个玩笑，叫做玩世不恭。可能这本身也是一种阿Q主义，一种掩耳盗铃，明明很悲惨，却是满脸的嘻笑，明明很愤怒，却又略去一切刺激而声称自己与秦可卿一样地温柔和平。可能也与中国人的一种朴素的宿命论有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黛玉要死宝玉要当和尚，想让它不发生亦不可能，都是有定数的，何悲喜之有？
从文化心态上说，当今有识之士可能对这种随意性更愿意批判之否定之扬弃之。从“小说学”的角度却很难将这种更多游戏性的小说观与洋大师们的小说观分出个高下。这种自由心态的小说，多元价值取向的小说，不戴悲壮严肃的面具的小说完全可以写得更好，如《红楼梦》。而从一个高层面来看，游戏中自有真情真知真意味，游戏中更有一种“翻过筋斗”以后“看破红尘”以后的智慧与超拔。其实，游戏与崇高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精神境界十分崇高的人未必一定厌弃游戏。如果从一味追求崇高的标准来衡量，“样板戏”确实达到了顶峰，但整个样板戏的故事，不也是一场游戏吗？
王熙凤的弄权及其他
可卿死了，尤氏犯病，贾珍便请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叫作智力引进。偏偏王熙凤喜欢揽事，喜欢逞强，“脸酸心硬”，有几分铁腕，便当真管起事来，而且看到自己“威重令行”，十分得意。掌权本来是办事的手段，如凤姐此次协理，本意是为了管好秦可卿的丧事，离开办事，掌权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掌权本身又会带来许多乐趣，逞强的乐趣，耍威风的乐趣，斗智斗力的乐趣等等，于是，手段变成了目的，为掌权而掌权也是可能的与富有吸引力与刺激性的了。乐趣云云，有几分游戏性。看来，正是游戏性使得手段变成了目的，使手段变成了一种享受、一种自我的愉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没有的”，伯恩施坦的理论不知是不是可以算做一种为运动而运动，为“革命”而“革命”的理论。这里，为某某而某某的命题的基本模式，应该是“为艺术而艺术”。作为一种文艺理论，为艺术而艺术似乎是一种诡辩。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与人生现象，为艺术而艺术的状态多着呢！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艺术的异化。正像为掌权而掌权、为弄权而弄权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而为花言巧语而花言巧语，为技巧而技巧实际上是语言与技巧的异化。从掌权到弄权，很可能就是一个从为人生（人死）而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的过程。“云破月来花弄影”，王国维最欣赏的是一“弄”字，叫做“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正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全出境界。什么是弄，弄是做了什么的意思，是to do something，但“弄”往往是一种无目的的做。弄坏了和破坏了不同，弄好了也和修好了搞好了做好了不同，因为缺少自觉的目的与步骤。弄权不是掌权不是争权甚至谈不上什么直接显明的“以权谋私”，而更多地是为艺术而艺术，用对权的得心应手的使用与发挥来愉悦自己。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其实她管的那事与她并无利害关系，包括对报答的银两她也并不在乎，她对老尼这样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真实，因为她弄权的主要动机确实不在于索贿受贿，她确实在当时不会对“贿”的那几个钱十分看在眼里。但老尼一将军，叫作：“如今不管……倒像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似的”击中了穴位。果然凤姐“发了兴头”，甚至说出“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极重极重的类似“誓师”的语言来。弄也玩也闹也，亦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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