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宝玉精神病史上最严重的一页记录。还有一次是遇祟，遇祟那次只喊头痛，没有心理活动的迹象。“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宝玉的精神是太脆弱了，能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灵魂寄托的事情太少了，他的感情又确是太深挚了——他既能泛爱又能专爱，既能普遍审美又能专向一心，既能潇洒游戏又能以命相托——他变得更可爱些了。而一个这样的人能屡屡患痰迷——精神病，能在病中装疯卖傻而又真疯真傻地闹一顿，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甚至似乎又有些令人羡慕了呢。
果然，逐渐痊愈后，“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故有时或作佯狂之态”。什么叫狂？什么叫佯狂？实也难分。依笔者的愚见，佯狂也是一种狂。一点不狂的话，又何必佯狂？而狂中也难免佯的因素。否则，宝玉病时，怎么不喊把黛玉“打出去”而只喊把接黛玉走的人“打出去”？叫做：
佯狂本亦狂，
痴狂亦须佯，
不佯又不狂，
如何哭悲凉，
贾宝玉的唯情主义
说宝玉“实心”“呆根子”，但宝玉又非常富有想象力和体贴入微的对于人特别是对女性的感情世界的理解。五十八回宝玉见了杏花全落，“绿叶成荫子满枝”，便联想到韶光之易逝，“不免伤心”“流泪叹息”。这时有一雀儿落在枝上乱啼，宝玉竟认定“这雀儿必定是杏花开时他曾来过……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与杏花一会了？”既有点病态的想入非非，又想得深情细腻，可谓以情眼观之，无物不情。以灵眼观之，无物不灵。贾宝玉的眼睛，给了万物以生命。
然后巧遇藕官烧纸钱，保护一番。及至了解到藕官是为演戏时曾扮演自己的妻子的菂官的夭折而烧纸时，他不以为痴，不以为狂，反而大为感动，大为称赞。一直联想到“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宝玉的“唯情论”“唯女孩儿论”也够凸出的了。
大观园的“窝里斗”
《红楼梦》全书进行到一半，到了中腰处，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共四回中，相当详细地描写了大观园中众奴婢婆子的纠纷。六十二回以后，又详细地描写了以王熙凤为中心的主子间的纠纷，特别是凤姐与贾琏、尤二姐，凤姐与邢夫人间的纠纷。所有这些，为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做了铺垫，而为查抄淫秽物品的窝主，维护风化而由邢夫人发起的抄检大观园，又为一○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做了铺垫。这里，“下人”间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争宠斗计，以及欺上瞒下，挑拨离间，结党营私……本身就是贾氏家族败落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说这些事也是败落的一个根源，却又是败落的一个结果。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依靠官职、身份和辈分维持着封建人际关系。这里，一方面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通过对于平等观念的否定来达到人间秩序的稳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每个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地位并恪守由这种地位规定了的伦理化了的社会义务，因而这种秩序似乎是很牢靠的。另一方面，由于上层、由于在这个秩序的链条中居于高位的那些人的腐烂，也由于生活在这个链条上的人们缺乏公平竞争上进的机会，而除了靠与生俱来的门楣以外只能靠主子的青睐、靠主子的神经纤维的无规律运作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机会，此外没有上进之路。这样，“下人”们的风气之坏，“下人”们的难于团结合作，完全不亚于主子们。而由于“下人”们文化素质之低，表现出来的这种“窝里斗”的天性，就更加粗鄙不堪
五十八回，因宫中一位老太妃死去，贾母、邢、王、尤，诸婆媳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荣宁两处主人“不暇”，执事人等，“各各忙乱”“两处下人无了正经头绪，也都偷安，或乘隙结党，与权暂执事者窃弄威福……或赚骗无节，或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种种不善，在在生事……”五十九回平儿说：“……这三四日工夫，一共出来了大小八九件（事件）了，你这里是极小的……还有大的可气可笑之事……”这些描写说明，当上层主子们的统治一旦削弱，秩序就会瓦解，“邪气”就会上升，各种矛盾就会公开化尖锐化，呈现出一种全面混乱的景象。
首先是“秩序”本身所具有的自相矛盾之点。探春搞了“承包”，把大观园的植物、水域资源包给婆子们经营。这种承包的基础是“利”，因为除完成种种上缴任务外结余归己，受到人们的欢迎，叫作“家人欢声鼎沸”。但这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封建家庭的情面关系、尊卑长幼不可平等的阶级（辈分）服从关系及超经济的特权观念是相矛盾的。要搞好“承包”就得重合同、轻情面，重制度、轻特权。这在贾府如何行得通？作者的同情显然也不在探春倡导的承包制方面。探春太冷静，太一丝不苟地维护秩序而缺少浪漫气息与人情味。而封建秩序又重“人治”，一牵扯到活人就会有各种弹性、各种随机性乃至或浪漫温情或专横残酷的色彩。温情与残暴其实都是对秩序的破坏，都是将意志置于秩序之上。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莺儿雨后“伸手挽翠披金，采了许多嫩（柳）条，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连黛玉也夸赞莺儿手巧，“这顽意儿却也别致”。孤立地看，这是何等诗意，何等可人！但她这样毁坏柳条，却损害了承包者的利益。而承包的婆子，如春燕所说：“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每日起早晚睡……生恐有人糟踏……老姑嫂两个照顾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这种关于“承包”后的积极性的描写，既真实又感人。“比永远基业还厉害”，那是因为拥有“永远基业”者活得太容易，又要撑面子讲人情，不像毫无“基业”而好不容易包上一块“地方”的人那样认真管理。果然，春燕娘、春燕姑妈与莺儿、春燕之间爆发了一场大冲突，连宝玉、平儿、袭人等也卷入了。到六十一回，柳家的也参加抨击“承包”制，说“承包”后“……把这些东西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似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黧鸡似的……”这段描写使人想起当代张炜的小说《一潭清水》。承包制毁坏了小孩子“瓜魔”与老瓜匠的友谊。小说与经济学，显然也可以各有侧重。
那么，回过头来说，玫瑰露、茯苓霜，到底是不是什么大事？芳官利用她在宝玉处的得宠，经宝玉允许拿出玫瑰露给了柳五儿。柳家的转送给自己娘家哥哥，五儿其实是不愿意的。小小这么一件事，柳家母女也是有矛盾的。柳家的哥哥报之以茯苓霜——是“粤东的官儿来拜”时除给主子们贡献外又“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的。芳官给五儿玫瑰露，五儿舅舅给五儿茯苓霜，其实都是合法的。只因凑上彩云为贾环偷了王夫人的玫瑰露偏又引起玉钏儿的干系，才把事情复杂化了的。这样，一场“露霜”之争直到把五儿看管起来，派秦显家的夺柳家的权，都带有虚惊一场乃至庸人自扰的性质。说来归其，事情本身不大，相互之间矛盾大，故把小事也闹大了。这样，平儿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方是兴旺之家”论就是正确的与必要的了。王熙凤这样一个“鹰派”，确实需要平儿这样一个“鸽派”来帮衬。
另一方面，“合法”走漏霜露的同时也反映了许多积弊。奴仆与主子们的内部矛盾随时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粤东官儿们不但要给贾府主子送礼而且要给“门上人”送门礼，如此雁过拔毛、层层分利的风气何其腐烂。过量的消费品必然引起对消费品管理不善的后果，王夫人房中少了玫瑰露，这个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外还不知道少了多少东西没有被发现呢。消费的膨胀必然引起管理的粗疏，因为享乐本身与加强管理有矛盾。加强管理是很辛苦的，而享乐需要坐享其成，不问政务。消费膨胀本身就是崩坏松弛到处留空隙的根源。凤姐上拉关系下压奴仆，以威势管理。探春兴利除弊，以制与术来管理。平儿起平衡缓解掩饰矛盾的作用。宝钗袭人在各自有限的范围内也起这种作用，宝钗则更注重明哲保身与自我保护。王夫人、李纨起一些陪同执政的偶像作用或橡皮图章作用。关键时刻王夫人直接管理——往往事情变得更糟。邢夫人侍机介入或干预一下管理，既自私又浅薄又带着情绪，因此她的介入干预也是往往把管理搞得更糟。其余的主子则只知消费享乐。而且，除了贾政一人没有人注意对园中诸人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与约束。贾政的教育既不受欢迎又毫无实效。王夫人只知保护宝玉不受污染，却偏听偏信指挥无度。邢夫人借维护风化之大旗来达到一己的目的——打击主流派，夺回一点权势。如此之各怀苟且，如此之素质低下，如此之目光如豆，怎么能不慨叹大厦将倾、回天乏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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