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促使商人参政
广东商界反对粤汉铁路官督商办，岑春煊把商界代表抓了起来，黄景棠等人就进行了请愿、示威、发通电等一系列活动，宣布不承认岑春煊为粤督，称他为广东的“民害”。
南都：广东总商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参加的都是些什么人？
邱捷：广东总商会是1905年成立的，但只有比较富有的商人才能进总商会。当时广州差不多有三万家商店，但能进总商会的大概是百分之十几，大部分中小商人根本进不了。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以陈惠普、黄景棠为代表的一批比较激进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粤商自治会。
南都：粤商自治会成立的宗旨是什么？具体做些什么事？
邱捷：现在来看看粤商自治会那一时期函电往来，我都有点感慨：当时的商人胆子也够大的。要知道，在这之前，甚至到1890年代，商人见到官都不敢出大气，士农工商中，商人是排在最后的。但在20世纪初就大不一样了，我们不妨看看1907年维护西江缉捕权的斗争时广州商界的通电，他们一再用强烈的口气要求外务部不能卖国，指责外务部的官员辜负了朝廷、百姓的信任。商人们还提出，要加强海军建设，一方面对内要抓紧清理盗匪，保护航道安全；另外一方面要抵御外国海军。商人还提出要捐款大办海军，在20世纪以前，商人是根本没有这种勇气也没有这种理念的。
募资创办广东铁路公司也是广州商界与清廷高级官员斗争的结果。粤汉铁路最初被清政府卖给外国人来修，经过张之洞等一批官员的努力，最终付钱将其赎回。但两广总督岑春煊最初的方案是由官督商办，即在地方增加税收，用各种方法筹款，用官股来投资建设铁路。但广东商界不接受这个方案，他们认为这样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也害怕清朝官吏在修建铁路时贪污腐败。岑春煊当时勃然大怒，把商界的代表给抓起来了，黄景棠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请愿、示威、发通电等一系列活动，宣布不承认岑春煊为粤督，列举了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的一系列罪状，称他为广东的“民害”，明确表示，岑春煊如继续留在广东，必然会激起变乱。商人以真名实姓出头公开痛骂在任总督，并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撤换，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岑春煊见到这个阵势很快妥协，他觉得跟商界较劲下去的话，对自己不利。而商界在这时也很快证明他们能筹到修建铁路所需的股款，显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力量，很快岑春煊也就转而支持铁路商办了。
南都：粤商自治会的一系列举措大多发生在立宪运动时期。那么广东商人在立宪运动期间，有参与到谘议局的事务中吗？
邱捷：在晚清时，其他的省份，像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江苏，绅商的关系相对比较融洽，他们因为有一些很有地位的代表人物，比如张謇等人，在商界和谘议局中都很有影响。但广东却不一样，尽管在晚清时，“绅”和“商”已经出现大量的对流，合二为一的人物比比皆是。但一个人究竟是“绅”还是“商”，还是有一个主要身份的。比如说，粤商自治会的会长陈惠普，有一个同知的职衔，算是五品候补官员，级别不算特别低，但是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注重他“商”的身份。而像在籍翰林江孔殷，有道台的身份，虽然他出身商人家庭，也做生意，但更多人还是把他视为大绅。总的来说，在晚清广东谘议局的选举里面，粤商自治会的代表人物无一当选。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粤商自治会人物即使有绅的地位也比较低。其次，他们在晚清的爱国运动中的表现也让官府和绅界觉得有点过头了，你作为商人动不动就组织集会，一集会就是成千上万人聚会，发表演说和通电，痛骂北京的外务部，从两广总督一直抨击到南海知县、番禺知县，毫不客气。而在官场、大绅士的人都觉得这帮商人风头太劲了，有绅士甚至称粤商自治会为“杀头会”，一再向北京控告。所以，这些有激进思想的商人完全被排斥在谘议局以外。
南都：他们对立宪运动态度是怎样的？有没有因此对其失望？
邱捷：其实这批人，不管是七十二行，广东总商会，还是粤商自治会，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归结为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以前，广州商界中参加同盟会的人只是凤毛麟角，他们普遍同情立宪运动。不过这也是全世界的惯例，商界人士毕竟是有财产的，你让他们支持暴力革命，打得烽火连天，生意都做不成了，这绝不会是他们优先的选择。
南都：也就是说，立宪运动期间，广东商人在粤商自治会的领导下做了不少事情？
邱捷：是，粤商自治会成立以后，它公布了一个粤商自治会的章程，章程内容远远超越商界利益的范畴，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参与地方政治的政纲。地方自治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意是希望以地方自治“助官治之不足”，特别强调“不得抵牾国家之法律”、“不得抗违官府之监督”。但粤商自治会的章程所设想的自治范围实际上是广东全省，所设想的议事会的权力很大，有监督官府之权而不受官府的监督。可见，这个章程远远超出了清政府所能允许的范围，这也体现出了这批商人想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理想，用参政、议政的方式争取来一个最大限度的自治权，跟官府平起平坐，甚至要千方百计地摆脱官府的控制。
举足轻重促成和平光复
广州的和平光复，一方面是由革命党人在城外发动民军造成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广州商人在城内发动市民，通过集会、和平示威等办法施加压力，再加上全国的形势变化，最终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乖乖交权。
南都：孙中山很早就把广东作为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并在这附近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起义，广东商人对于这些革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邱捷：虽然孙中山以广东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但在革命的早期，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的还是以会党中人为主。商界人士包括侨商，支持孙中山的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尤其是大的商人更不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所能发动的侨商商人，只是跟他私人关系比较密切的少数人。在珠三角、香港的商人中，也只是极个别的支持他。
南都：他们有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
邱捷：对革命一般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但革命党经常发动会党甚至是绿林好汉来从事革命，这批人恰好是商人的死对头。所以在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前，对革命党人，广东商界是有很大的隔阂，是很有疑虑的。黄花岗起义，对广东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对商界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广东商界也并不仅仅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也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在黄花岗起义中一批留学生、职业革命党人投身起义，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审讯中，他们的表现把中国的民众都征服了。这时候广州商人们认识到革命党人并非土匪，也不是简单的造反者，他们的道德很高尚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很有教养的。孙中山曾说黄花岗起义对人心的转变影响很大，从广州商界思想的变化就看得很清楚。
南都：这种转变在广州商界有没有具体的表现呢？
邱捷：黄花岗起义之后接着就是保路运动。当时清政府试图推行铁路国有，这严重损害了商界的利益。对清政府提出的收购条件，广州商人非常不满。他们不但集会抗议，而且抵制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几乎要把清王朝的纸币体系冲垮，给社会造成很大的恐慌。因为金融体系的动荡，加上刚发生的黄花岗起义，清政府在广州的统治就已经风雨飘摇了。
南都：几个月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11月9日广东“光复”，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商界起了怎样的作用？
邱捷：广州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革命党人多次举行起义的省份，但武昌起义爆发一个月后，广州才宣布独立。而且独立过程中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事，立宪派、旧官僚在广州的独立过程中也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造成这个局面，我认为是和广州商界有密切关系的。武昌起义十余天后，广东的官、绅、商都看到了清皇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怎样来维护广东的治安，是各方面都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在1911年10月25日，广州各界在西关的文澜书院召集大会，讨论怎么样应付武昌起义带来的变局。当时绅界的江孔殷等人提出一个“滑头自保”的办法：既不接受清王朝镇压革命的命令，又同革命党人保持距离，观望形势，只管保证广东的治安就可以了。对于这个方案，商界人士本应该感到满意才对，因为维持治安，便能好好做生意，但广州商人认为这个方案“断不济事”，他们判断清皇朝的统治一定维持不下去，要求同革命党人联系讨论广东的前途，这时有一部分商界人士已经参加了同盟会，例如粤商自治会的成员谭民三就是同盟会员。
南都：那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
邱捷：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在广东积极活动。10月25日那天刚好当时清朝新任广东将军凤山抵达广州，他在天字码头上岸不久，便被革命党人用炸弹炸死。凤山的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在整个广东官场弥漫着一种炸弹恐惧症。这时候，商界更认为，再效忠清政府完全行不通，必须找到另一条路。于是他们就撇开官府，自行派人到香港与革命党人联系，商讨该如何光复广州。10月29日，同盟会南方支部部长胡汉民从越南抵达香港，在南方支部统筹下，一方面，实行和平的办法，派人劝说、争取掌握军权的清朝官员李准、龙济光，同商界代表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在全省发动民军。十来天时间内，整个广东、尤其珠三角地区民军蜂起，数以十万计的民军纷纷向广州进发。广州商界看到这个情况，认为如果不赶快答应革命党人的要求，明确拥护共和制度，广东很可能会爆发大战，最终玉石俱焚。于是商界通过集会、罢市等办法对官府施加更大压力，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拥护共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又影响了其他居民。当时广东的商界对于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广州城里面大量的工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当时的行会很多是东、西家合一的。东家就是商界，处于主导地位的，另外商人团体对于工界、店员也有很大的影响，我看当时的史料，工界和其他下层居民对粤商自治会也很认可的。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晚清的广州，主要是商界在从事慈善事业。当时广州有所谓九善堂，都是商界出钱、商界管理的，它们不仅是一个慈善机构，也是社会舆论的代表，在地方事务有很大发言权，有时甚至可以左右政局。所以，广州的和平光复，一方面是由革命党人在城外，发动民军造成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广州商人在城内发动市民，通过集会、和平示威等办法施加压力，再加上全国的形势变化，让清王朝的官员明白人心已失、大势已去。最终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乖乖交权。
南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广州商界做了不少工作。
邱捷：是的。在清朝官员看来，他们是民心的代表，因为清朝官员可以不重视农民，可以不重视手工业工人，但是他们不能不重视商界，因为财政不能不依靠商界。商界一旦都罢市了，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广州的日常经济生活，统治秩序就维持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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