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2—1077），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也是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在北宋文人中，他亦儒亦道，不入仕途，早年过着“岁时耕种，仅给衣食”的贫困生活，成名后又淡泊名利，依旧埋首学问，终于在学术上成为一代巨擘。
他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生日吟》中自谓：“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吾于此际，生而为人。”）生于今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祖父邵德新徙家衡漳（今河南林州康节村），又随父邵古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在此，邵雍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据《宋史·道学一》本传载，他自视有雄才，慷慨欲树功名,博览群书，坚苦刻厉，十冬寒天不用炉火取暖，三伏酷暑不执扇子纳凉，夜间不在床上睡眠，数年如一。已而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决定出外游学。他渡过黄河、汾水，跋涉淮河、汉江，周流齐、鲁、宋、郑之地，过了很久，幡然归来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其生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隐居于苏门山百泉，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后人因此也称其为百源先生。
五代末宋初道士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北海李之才（字挺之）。李之才摄共城令，听说邵雍好学，便造访其庐，对他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邵雍愿从受教，乃师事之才，从学义理、性命与物理之学，习《周易》。邵雍将陈抟的《先天图》演化为“象数”体系，即“先天之学”。他提出“心为太极”，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观。这一宇宙观及其在儒学立场上融会佛老二家理论的实践，为儒学心性论取代佛道宗教的心性论创建宋明理学，开辟了道路。但在共城了解邵雍学术思想的人不多。时有新乡王豫同邵雍论学，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议论过后却深为折服，便拜邵雍为师。
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37岁时，携父母兄弟全家迁居洛阳，遂为河南人。邵雍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亲。虽平居屡空，他学习孔、颜之乐天知命，说：“乐天为事业，养志是生涯。”（《伊川击壤集》卷十七《伊川击壤吟》），把读《易》与隐居、闲适、清雅、快乐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怡然有乐。此时邵雍逐渐发展完善了他的先天之学，讲学于家，从学者日众。他收张崏为弟子。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邵雍有诗：“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吾，寿夭贤愚系与汝。”表达了诗人将担负起教子的责任，并对孩子寄予很高的期望。及执亲丧，哀毁尽礼。他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他十分悲痛，曾咏诗以表思念之情。
仁宗嘉祐诏求遗逸，洛阳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嘉祐六年邵雍51岁时，丞相富弼也曾让邵雍做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均被他婉言谢绝。嘉祐七年，王宣徽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又给他买一座花园。神宗熙宁初，王安石变法，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位重臣被排挤出朝退居洛中，雅敬邵雍，恒相从游，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自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发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又称疾不肯赴职。面对朝廷的诏遗贤之举，他奋力疾呼：“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卷十六《不愿吟》）这不单单是诗人与王安石变法不合作的态度，还显示了他的敢于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
司马光兄事邵雍，二人友谊深厚。他们的人品道德尤为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先拜访邵雍。他德气粹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他闲暇时诗酒自娱。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兴至辄哦诗自咏。冬夏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他自称在洛阳城里有“行窝十二家”。他虽乐天知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又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有远大抱负，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
他在洛阳生活30年，在研究先天之学的同时，也关心时事，臧否人物。相传英宗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他说：“洛阳旧无杜鹃，今始有之，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邵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鷁退飞’、‘鸲鹆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瘴虐之病，北人皆苦之矣。”（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预言变法将带来动乱。邵雍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熙宁行新法，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邵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皆贻书访之，他以民瘼为重，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唐代佛教盛行，冲击儒学。北宋理学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吸收佛道思想，与儒学的心性伦理与思辨心性哲理结合，借阐发《易》理，建立了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基本原理。程氏兄弟程颢、程颐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论学。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时常会见他，世间事无所不谈。河南嵩阳书院为二程讲学之所、伊川书院为程颐所建，邵雍很可能到这些地方讲过学。这五位理学家的亲密接触，被誉为“五星聚奎伊洛”，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当时学者因邵雍超诣之识，务高其所为，谓邵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邵雍之前知，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其实未必如此。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程颢兄弟初侍其父以识邵雍，论议终日，退而叹称邵雍为“振古之豪杰”，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认为邵雍，讲人格修养，可以成圣人，讲经世致用，可以称王称霸。
熙宁十年（1077）三月，邵雍有病卧床, 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邵雍对司马光说： “死生亦常事耳。”时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的人。程颐前来探病说道：“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至七月四日病危，众人共议丧葬事外庭，他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嘱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五日凌晨去世，终年67岁。诏赠秘书省著作郎加赙粟帛。既葬，程颢为铭墓，称邵雍之道纯一不杂。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作《谥议》：“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徽宗崇宁初，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先儒邵子”。
邵雍一生的主要著作有哲学著作《皇极经世书》12卷、诗集《伊川击壤集》（《伊川击壤集》是后人所名，他自名《击壤集》）20卷，以及《渔樵问对》1卷。《渔樵问对》文字不多，内容基本上与《皇极经世书》的《观物内篇》相近。此外，据程颐和朱熹讲，还有《无名公传》。在民间流传很广的占卜之书《梅花易数》（或称《梅花心易》）、《铁板神数》旧时也称是邵雍所作，但无根据。1975年7月江西星子县横塘乡和平村出土的宋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收录邵雍诗532首，是海内外现存邵雍诗集的最早版本。
先天之学是邵雍写完《皇极经世》之后而完善的。邵雍的理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皇极经世书》中。《皇极经世书》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邵雍的《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在书中改为《观物内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与张崏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定名为《观物外篇》，厘订而成。邵伯温曰：《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至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皇极经世书》从天地的发生演变、社会的治乱兴衰、个人的道德修养三个方面建构起他的先天之学。他认为“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介于天地之中的人“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观物外篇》）。这种源出《周易》的象数理论具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邵雍认为宇宙万物均由一个总的本体“太极”演化而来。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绪言》）所谓“数”，即是按《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之法，来推演宇宙生成变化的“定数”。所谓“象”，则是事物所表现出的形态。“器”则指称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又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观物外篇》）一分为二生出阴阳，再二分为四生出四象（即日月星辰），再四分为八生出八卦，八卦又八分为十六生出暑寒昼夜、雨风露雷、性情形体与飞走木草。依次分化，遂生世界万物。其元会运世的宇宙演化法则是数的合乎法则的展开。以元会运世为单位，1元为12会，1会为30运，1运为12世。邵雍设定，1世等于30年。如此推算，1元为12会、360运、4320世、129600年，这就是“皇级经世一元之数”。一元只是宇宙演化的一个周期，推算下去可至无限。邵雍将黑白点组成的数阵配成天干地支，从而“复制”了河图、洛书，声称正是这数阵所体现的先天的道理创造了宇宙。这也体现了他在数学推算和几何构图中的创见。
邵雍用先天之学的模式构建《皇极经世》书中的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三张历史年表，是我们了解他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哲学思想的主要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邵雍的记载始于唐尧肇位。《观物篇》则是对以元会运世纪事的文字说明。他试图论证三千年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同天时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他又据三皇五帝传说及一些历史现象，认为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提出了“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这是他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但是他对历史和帝王的评价还是比较有分寸和比较客观的。有人认为，以运经世中所推夏商周年表，可作为完善“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重要资料。《观物篇》也是邵雍对其伦理道德学说的集中表述。在其观物论中，他的性情说最为理学家所重视。邵雍认为，观物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不同的结果，达到不同的境界。“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观物内篇》）以理观物就是不以我观物，而以物观物，就要求在观物时因物无我。他这一见解对理学的影响有两方面：其一是性情说，以性为善，以情为不善。其二是无我观，由此导出理学所追求的一种无私无欲的修养境界。这些形成了理学思想的核心，在道学为“明天理，灭人欲”，在心学为“发明本心，格除物欲”。
先天之学的阴阳消长循环模式，则主要反映在《观物外篇》之中。邵雍说：“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又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观物外篇》）将理性命三者与具体事物结合在一起，使自然之理包涵了儒家伦常，这是他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对佛教出世主义的批评，是当时儒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邵雍又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观物外篇》）这作为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是很有利和必要的。在人性论上，邵雍综合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但朱熹认为邵雍的易学和象数学价值取向朝着佛道倾斜，认为邵雍迷入老庄而不返，尤其是邵雍以老子得《易》高于孟子，朱熹认为此说是不宜的。
清乾隆年间编篡的《四库全书》中不但有邵雍的主要著作，还可以看到大量引用他学术思想或语录的著作。邵雍的学术思想贯穿于经、史、子、集，是北宋五子中其他四子所不可及的。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高度评价《皇极经世书》中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认为同他提出的二进位制的排列顺序相符合。
道学先驱首倡古文，廓清浮靡文风，但道学家的重道轻文给古文创作又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于古文运动可谓功过各半，邵雍其文则大有可观。《皇极经世书》风格平淡典要，表现为象数学的整齐繁叠，可以看出作者的“醇厚温粹”，其风格与宋文的平易吻合。
历来研究邵雍之学者不乏其人，有许多解释与发挥《皇极经世》的著作。宋靖康之耻前邵伯温举家迁往蜀地，蜀中便有牛无邪、杜可大、廖应淮、张行成等研究发挥邵雍之学。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说邵雍曾言：“若无扬子天人学，安有庄生内外篇。”认为庄子外篇是邵雍和其门生根据扬雄之说编造的。其后至清代，涉及《皇极经世书》的著作也很多。
《道藏》本与《四库全书》本对元会运世及律吕声音均不配卦。配卦之举始于牛无邪等人。张行成《易通变》，祝泌《观物篇解》、黄畿《皇极经世书传》、王植《皇极经世书解》等，又各有不同配卦。邵伯温将元会运世年配以十二辟卦而成《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这些用来附会人事说历代因革，都是没有意义的。《四库全书》将《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是四库馆臣有见于后人为元会运世配卦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提要中则说：
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伊川击壤集》收诗三千多首，一少部分是阐述其先天之学的；多数作品是“只管说乐”，写他的优游闲适的隐居生活；还有一部分是他对时政的讽谕。
《伊川击壤集》中描述先天之学的诗大都是邵雍60岁之后所作。研究他的先天之学，也应研读这些诗。这些诗虽然没有什么情韵，但多富于哲理。他在诗中注重当世，不事鬼神，强调耳闻目见，反对专尚空谈，提出“人贵有精神”，不能“是非随怒喜”（卷十五《人贵有精神》）。这都显示了从汉唐儒学章句训诂中跳出来的北宋理学家的勃勃生气和求实精神。
邵雍的诗多数是写自己的闲适生活，所以他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击壤”，即寓太平自乐之意。但实际上他的闲适是对人情险恶的洞悉与提防，对世俗扰烦的排遣和自慰。当时的洛阳是从朝廷政治斗争中败退下来的官僚们企图东山再起的基地，邵雍与司马光又有着很深的友谊，在这个政治漩涡中，邵雍必须慎之又慎。他著名的《安乐窝中好打乖吟》：
安乐窝中好打乖，打乖年纪合挨排。重寒盛暑多闭户，轻暖初凉时出街。风月煎催亲笔砚，莺花引惹傍樽罍。问君何故能如此，只被才能养不才。（卷九）
诗中充溢着诗酒自娱、守身避世之意，有道家“和光同尘”的影响。
但他认为自己“安乐窝中虽不拘，不拘终不失吾儒。”（卷十《安乐窝中吟》之十四）他在卷十二《自作真赞》曰：
松桂操行，鹦花文才，江山气度，风月情怀，借尔面貌，假而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原注：丸，谓太极。）
由此可见作者的自勉和自负。他在咏怀诗中称赞安贫乐道的颜回、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自甘寂寥的扬雄、避世远祸的阮籍。但在他步入桑榆暮境时，仍知音难寻，只能独步高吟，“无限伤情言不到，共谁开口向西风？”（卷二《秋游》）寂寞之情溢于言表。
安乐窝中的安乐公一面是以闲适面貌出现的韬晦和遗世，一面却以悲凉和感伤之情，在吟咏风月之外还写下了不少议论政事的讽谕诗和借古讽今的咏史诗。诗人很善于借助形象来议论和抒情，他以滔滔东流的黄河比喻华夏子孙绵延不绝的历史，“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卷二《题黄河》）他从漫天大雪想到人世的悲欢：“素娥腰细舞将彻，白玉堂深曲又催。瓮牖书生方挟策，沙场战士正衔枚。”（卷八《和李审言龙图大雪》）”昏酒嘉肴与管弦，通宵鼎沸乐丰年。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天！”（卷十《感雪吟》）他站在历史的高度痛心山河分裂，鼓励建功立业：“蓟北更千里，汉唐为极边。奈何今境土，不复旧山川。虎帐兵家重，雕弓嗣子传。他年勒功处，无使后燕然。”（卷九《代书寄广信李遵度承制》）这些诗句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和邵雍之前的杜甫、之后的陆游的创作一脉相通，表现了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一个正直的儒者对民瘼的关心。
邵雍的咏史诗深得左思风力之三昧，又富于哲理和政论色彩。他的咏史诗内容十分广泛，从三皇五帝到五代纷争，上下几千年重大事件几无遗漏，可以和他的《皇极经世书》相互补充。他的开卷第一首排律《观棋大吟》写得气势磅礴。在卷六《过宜阳城》诗中，他议论六国灭亡的历史：“六国区区共事秦，疲于奔命尚难亲。如何杀尽半天下，岂是关东没一人？”这首诗和苏洵的《六国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北宋的灭亡可谓有知微见著之预见。当然他的有些咏史诗由于对时政的看法影响了他对历史的正确观察，出现了偏颇。
邵雍诗的题材丰富多彩，几乎无不可入诗者。他写有一首养生诗：“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知君病后能服药，不若病前能自防。”贪图吃喝、兴奋过度容易导致疾病。得病后应及时诊治，勿讳疾忌医。《男子吟》写钱财使人贪婪，美色使人沉溺，名声使人骄傲，权势使人专横。这些诗都具有多方面的教育意义
邵雍的诗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质朴写实。他不拘诗法声律，不苦吟求工，亦不以工为厉禁，于平易中见深意，具有宋诗主气骨、理趣的鲜明特色。有些诗句如“地迥川原阔，村孤烟水闲。”（卷三《川上怀旧》）“川上数峰青，林间一水明。”（卷三《燕堂即事》）可以看出杜甫、王维等唐代诗人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以形象来表达寄寓理性认识，诗境超逸空灵，反映了诗人思辩和忧患的精神面貌。他的诗作向民歌学习，不避俚俗，多以常语入诗，如以针扎写自己的伤心：”不知何铁打成针，一打成针只刺心。料得人心不过寸，刺时须刺十分深。”（卷六《伤心行》）他还善用顶针排比格，喜以数字、叠字、联绵字入诗，意味隽永，有一种回荡之美。由于邵雍的诗明白如话，所以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中常见引用他的诗。他的《蒙学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把十个数字嵌入诗中，开“十字诗”之先河，寥寥几笔，描绘出景色宜人的乡村画面，成为古代儿童启蒙之诗，也是数学上的科普诗歌。他的五七言排律学习楚辞汉赋，善于铺陈摹写，中间穿插历史掌故、神话传说，纵横捭合，波澜壮阔；而他的小诗多写得恬静幽远，如卷九《云》：”时空碧于水，那得片云飞。映日成丹凤，随风变白衣。”他的诗有很强的分寸感，正像他在《安乐窝吟》之七写得那样：”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但有时显得过于矜持。邵雍的诗体多种多样，除五七言古体、律诗、绝句、排律外，还有三言、四言、六言，以及杂言诗等等。三言《尧夫吟》：
尧夫吟，天下拙。来无时，去无节。如山河，行不彻。如江河，流不竭。如芝兰，香不歇。如箫韶，声不绝。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风，也有月。又温柔，又峻烈。又风流，又激切。（卷十八）
全诗节奏明快紧凑，可见诗人的豁达胸襟。
邵雍的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的理学家中，大都受到极力称赞。明代唐顺之对邵雍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有很高的评价，焦竑《玉堂丛语》载：“荆川于文称曾子固，诗称《击壤集》。”（卷六《师友》）明初的孙作甚至说：”三代以下，文莫过曾子固，诗无如邵尧夫。”（《沧螺集》卷四《与王遵岩参政》）不过他们都是从人品、义理方面来评价邵雍的诗，后代对邵雍的文学成就研究得并不多。邵雍的诗秉承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自然晓畅，技巧娴熟，平中见奇，富于理趣，学习陶渊明、王梵志、白居易等前辈之长，又独辟蹊径，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北宋理学家中，邵雍是诗作最多的一个，又是第一个有诗集传世的人。在宋代以后九百年绵延不绝的理学诗派中，邵雍堪称第一个有影响的巨擘，是我国理学诗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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