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尚厚德谦让，不喜好强斗狠，故严复有所谓“中国美谦屈”之说。此实即一种低调的人生哲学，溯源寻踪，可发现孔子是这一哲学的重要原创者之一。
文献记载，孔子的先人富有谦让之风。其远祖弗父何，本可继承宋国的王位，但他却让给了弟弟厉公。佛父何的孙子正考父，也是一位谦恭的君子，他身为宋国戴、武、宣三朝的元老，且位为上卿，但却谦慎下人，并留有“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著名鼎铭（《春秋左传》昭公七年）。
或许是受其先人的影响，孔子立身行事也尤重低调，弟子就有“夫子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的评说。孔子思想中固然不泛“狂狷”之气，但稍加研读也不难发现，孔子实爱克己内敛与谦虚礼让，而大不喜张扬与争强好胜。撮其要者，其表现有以下诸端。
其一是退骄狂倡谦虚。“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这句话的大意是：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与美德，但如果骄傲吝啬，其他的也就不值一提了。这里就显示出孔子对骄横之气的不满与鄙弃。事实上孔子也一再主张君子应“不骄”，如“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又如“子曰：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论语·子张》）所谓“泰而不骄”，实如颜渊所说，即“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即不以自己的优长而沾沾自喜，更不以自己的优长而凌人傲物，相反，是谦然自持，是将有当成无的内敛和淡泊，是“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论语·泰伯》）。
与抑骄慢相对，孔子对谦虚则很是赞赏。鲁哀公十一年，齐侵鲁，鲁师败，撒退时鲁将孟之反殿后掩护。但事后他并不夸耀自己勇敢断后，而是称自己的马跑不快，是无奈掉到了后面。孔子对此颇为感动，赞其有谦逊之德，“子曰：孟之反不伐。”（《论语·雍也》）又有一次，“子使漆雕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文中的“未能信”，是漆雕的自谦，而“子说”则生动显现了孔子对弟子不自满与谦恭的嘉许。孔子自己也是十分谦虚的。他富有学问，在当时就是著名的学者，但他一再谦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虽然孔子声望也很高，弟子有高山仰止之说，但孔子却说认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不仅不自负，相反还时时反思检讨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文中这么多的“未能”，既表明孔子对自己要求很高，也显示出孔子永不自满的谦慎自励态度。
其二是止争尚让。孔子虽然赞赏“见义勇为”，但一般而言他颇为戒惧好勇斗狠，“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文中的“乱”字，就流露出孔子对“好勇”的担心与忧虑。一次弟子侍坐，姿态神情各异，“闵子侍侧，訚訚如也（恭敬的样子）；子路，行行如也（刚强好勇的样子）；冉有、子贡，侃侃如也（温和舒乐的样子）。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孔子在众弟子簇拥下，本来是蛮高兴的，但看到“行行如也”的子路（由），却深忧起来，担心他难得善终，因为他太争强好胜了。孔子将“行行如也”与难得善终联系起来，显然折射了他对好勇斗狠的排斥与厌恶。孔子还特别指出，在人生血气最旺的青壮年时期，尤其应注意抑制好勇好斗之气。“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为控制好此“血气”以避免争斗，孔子还大力倡导“克己”说，宣扬“克己复礼为仁”，并倡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戒斗、克己之外，孔子还常常呼吁君子应不争，“君子无所争，……揖让而升。”（《论语·八佾》）又如“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孔子还流露过对人人礼让而不争的“无讼”境界的向往，“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孔子一方面止争，而另一方面则尚让。孔子十分推崇谦让，他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众所周知，孔子非常向往周代文明，这除了周代的文教发达外，其“礼让为国”也是孔子“吾从周”的重要原因。他曾如是说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周在实力远超于殷的情形下，一点也不骄傲自大，仍虚心接受殷的统治，所以孔子赞周有“至德”。而孔子对泰伯的赞叹，更鲜明地体现出他对谦让的倾心。“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所谓“至德”，即无以复加的最高尚的德性，孔子以此褒奖泰伯之“让”，足见孔子对不争退让是多么赞赏。
其三是 “求达不求闻”。所谓“求达不求闻”，即着意于内在品德的提升而不是追求表面的浮华和耀眼。孔子和弟子子张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文中所谓“闻”指名声、令誉，因其“不务实而专务求名”，所以朱熹称之为“虚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六）；而“达”则指一种正直的品性和操守（“质直好义”），所以朱熹说它是“自修于内”的。显然，“闻”是向外的，务求人知，广博名声，而“达”则是向内的德性追求。
从《论语》来看，孔子是竭力主张君子求“达”不求“闻”的，“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他还一再强调君子不应在意所谓“名声”的有无和大小，不要汲汲于求知于他人。“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又如：“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显然在孔子看来，求“达”的君子，旨在“求诸己”，即追求内在自足，而不“求诸人”，即无意于博取虚名，更不需外求干誉。因而孔子主张君子应是“朴讷”的，而不应是“巧言令色”的；是本色的而不是夸夸其谈的，“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是务实的而不是作秀的，“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要之，孔子的“求达不求闻”，实即强调君子立身行事，重在德性完善的“内在超越”，而不在意于外在的虚誉，更鄙弃沽名钓誉的哗众取宠，因而体现出一种平实、低调的做人气象。
其四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所倡导的与人之道，更生动而直切地体现出低调的风格。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不仅讲“爱人”和“忠恕”之道，还主张严律己、宽待人，“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这里就展示出一种特别谦和的姿态。具体来说，孔子的“躬自厚薄责于人”主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注意自我的不足，注重自我反省，这用孔子的话说即是“内自讼”（《论语·公冶长》）弟子曾子则说得更为晓畅明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二是对他人不求全责备。《论语·微子》记有周公对鲁公说的一句话：“无求备于一人”。大家知道，孔子是十分崇拜周公的，他复述这句话，想必也是认同和赞赏其间宽厚待人的意思。其实孔子自己也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里没有要求他人应该如何如何，而主要是反躬自求。弟子子张就承孔子之意而倡导：“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三是成人之美。“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所谓“成人之美”，一方面是乐见他人的成功，助人如其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而且孔子还认为这是“益者三乐”之一；而另一方面，则是“恶称人之恶者”（《论语·阳货》），亦即力戒议论、播扬他人的短处和不是，对他人持友善和敬畏之心。“成人之美”和“恶称人之恶”，固然也反映了一种包容博大的仁者心胸，但从人我关系的角度看，仍然透现出先人后己，他者优先，以及他者为尊的价值取向，一句话，其间表现出“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论语·颜渊》）的谦逊、低调的意境和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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