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省西安市的东南方有一座黄土台塬，位于浐河以东灞河以西，南北宽约10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面积约363平方公里，这里北俯关中南览秦岭，四面环水居高临下，自古就是战略要地。相传周平王在此地狩猎，发现有白鹿出没，深感天地造化之德，便将此地命名为白鹿原。白鹿原的东北角，有一处突出的山陵，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嘴，它背靠着苍凉的白鹿原，携带着一股不可侵犯的王者之气，俯瞰八百里奏川。凤凰嘴极像一只凤凰的头部，两侧延伸的塬地坡面构成两只凤翼，纵横坡间的沟、梁组成了凤翼上的筋骨。
在凤凰嘴山脚下，有一块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一座石碑，上面镌刻着“汉文帝霸陵”五个大字。据他考证，凤凰嘴就是大汉王朝第三位皇帝汉文帝刘恒的帝陵-霸陵。刘恒的一生充满传奇，一连串的偶然与必然，令他成就了非凡的事业，开创了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盛世华章。然而，成就斐然的刘恒，却将自己的帝陵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早已划定了位于咸阳原的皇家墓葬区，可汉文帝为何要违背祖制，把自己的帝陵修建在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上呢？特立独行的霸陵，与西汉帝陵的整体布局到底有着怎样的矛盾？他摒弃人工封土建陵的传统墓葬形式，将自己的陵墓深藏于大山之中，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公元前180年，六十二发的吕后即将走完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这个引起了千古争议的不凡女性，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翻云覆雨，成为刘邦死后汉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吕后病重，任命侄子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汉军的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并告诫说高祖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现在吕氏称王，刘氏宗亲与汉廷大臣愤愤不平，你们要牢牢掌握军队，不要因离开皇宫为我送葬而为人所制。不久吕后离世安葬于长陵，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十六年，为汉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个历史功绩必须承认，然而吕后诛杀大臣与皇子，违反刘邦非刘不王的规定，大封诸吕姓，开汉代外戚专权的不良风气，也是历史事实。现在吕后离世，诸吕蠢蠢欲动图谋汉家天下，齐王刘襄调集军队进逼长安，诸吕恐惧，命大将军灌婴率军迎击。灌婴本是刘邦开国勋，对刘姓宗室忠心耿耿，他按兵不动并与齐王密约消灭诸吕。与此同时同为开国老臣的太尉周勃和右丞相陈平等人设计，剥夺了吕禄的兵权，进而诛杀吕产掌控了南北两军，最终嚣张一时的吕氏一族全部伏诛，大汉政权重回刘氏手中。
然而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平乱功臣面前，皇位该由谁来继承呢？之前吕后所立的前少帝刘恭和后少帝刘弘，都不是汉惠帝刘盈的亲生儿子，如今诸吕被剪除，后少帝刘弘的皇帝位也被立即废黜，经过商议众臣一致认为，在刘邦遗留的子嗣中代王刘恒宽厚仁慈，是继承帝位的最佳人选。公元前180年，刘恒登基为帝，这个从遥远的代国匆匆赶来的皇帝，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他将带领大汉王朝走向何处，从他的帝陵中能发现什么样的秘密呢？
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他除了推行轻徭薄赋的执政理念，开创了辉煌的文景之治以外，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这似乎与他的陵墓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呼应。霸陵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长安城以东的白鹿原，似乎折射出刘恒不为人知的一种心态，好象要刻意地远离自己的父皇，与刘姓宗室保持距离。刘恒为什么要这样做？
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平定代地的判乱后，将八岁的第四子刘恒封为代王，就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代王并不是一个高级别的诸侯王，刘邦也不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儿子，这一切都缘于刘恒的母亲薄姬。薄姬原本是奏末割据诸侯魏豺的小妾，楚汉战争初期魏豹被刘邦击败，于是薄姬成为了刘邦的宠姬，然而刘邦很快就对薄姬失去了兴趣，始终没有晋升她为夫人。刘恒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从不惹是生非，给大臣们留下了很好印象，他的封地也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因而幸运地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在继承帝位以前，刘恒对汉廷始终保持着戒心，似乎并不以自己的皇室身份为荣，也许皇族之间的萧墙之争早已让他对自己的家族心生拒斥，因此他选择远离咸阳原帝陵带，重新规划一处属于自己的帝陵就不难理解了。
史书记载，霸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依山凿穴为玄宫的帝陵，对后世帝陵依山为陵的建制影响极大，但由于霸陵没有封土，史料记载又很少，后人很难知道其墓葬的具体位置。霸陵的陵园名为盛德园，内有供祭祀用的寝殿、便殿等礼制建筑，《汉书》记载：“汉成帝永始四年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可见霸陵四周应当筑有垣墙，且四面门外有门阙，然而霸陵的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考古学家至今尚未发现霸陵陵园的遗迹，这也为霸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刘恒曾说，霸陵的陪葬品只能是陶器，不能用金银铜锡等。《史记-孝文本纪》亦有记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他甚至将节俭的理念写入遗诏，嘱咐后人厉行薄葬，清静恭俭，这样的帝王实属罕见。
刘恒主动限制自己的陵墓规格，这位明智的帝王，没有陷入权力与金钱的漩涡，一生以孝治国，克勤克俭，终于将西汉从吕氏乱政的深渊边缘拉回正轨，开创了文景之治。然而安定之下却暗流涌动，文帝时期各地诸侯王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公元前177年，文帝即位后第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虽然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间瓦解，但仅过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叛旗，幸而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刘长入京，罢去封号发配蜀地。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但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中就有文帝时期著名的政论家贾谊，他二十一岁时就被刘恒召入中央政府，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博士。贾谊二十八岁时向刘恒上《治安策》，提出同姓诸侯王并不比汉初的异姓诸侯王可靠，应当分割削弱他们的势力。然而当时的中央政府还不够强大，对于环伺在侧的诸侯王，刘恒更多是采取绥靖政策，除非反叛否则不予干预，诸侯王与皇帝的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随着刘恒年岁日高，这个难题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了。
公元前157年，刘恒驾崩，谥号孝文，随后被葬入霸陵。刘恒的皇帝生涯，无疑是空前成功的，作为一名人子，他对母亲节的孝心也令人动容（参考《二十四孝》），这位经历过人生离合的大汉天子从遥远的代地走来，在历史的舞台上书写了辉煌耀目的篇章。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大汉又迎来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磨难，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收看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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