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法德等欧盟“发动机”国家再次顶到了“墙角”。从客观能量上看，欧盟仍然是当今世界的超级经济体，2008年其半数以上的成员国gdp产出约占全球总量的1/3，净资产高达34000亿美元。似乎并“不差钱”的欧洲，“真实的麻烦”究竟出在哪里？
首先，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治理模式、财政选项呈多样化，导致联盟财经纪律一再松弛。尽管《马斯特里赫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都曾明确规定了成员国财政政策的趋同标准，但在实际执行上却难以严格掌握。2001年欧元区经济陷入低谷后，希腊、葡萄牙、法国和德国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加大财政投入，赤字水平突破规定上限。为此，2005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修改和拓宽了《稳约》对“过度赤字”的定义，此举增加了各国财政政策的自由性，但也意味着内部纪律的松弛，尤其是给那些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乏力却需要巨额财政维持社会福利的成员国打开了不断增加举债的窗口。一旦遇有周期性经济衰退或外部危机冲击，这些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便凸显出来，甚至还会连带地增加联盟其他成员的负债率。
其次，货币联盟是“强扭的瓜”，造成各方责、权、利的错配，核心经济体不堪重负而渐失担当热情。虽然欧元有效消除了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汇率风险与换汇成本，巩固了欧盟共同市场，但也造成弱国“搭便车”的现象。对于强国而言，欧元较其原有货币嫌“软”而导致存款贬值，同时稳定的欧元汇率限制了强国的经济增长。自1999年欧元启动以来，上述结构失衡至少已引起三次联盟内部的政策危机，最近一次就是当下的债务风波。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一方面将欧盟经济存在“南”、“北”两极的事实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则首次将“进”（拆除财政和货币二元结构，统一欧元区各国财政）、“退”（建立退出机制，对“滥竽充数”的成员国实行“零容忍”）两种选择摆在人们面前。
第三，奉行政府间协调原则，缺少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管控或问责制度，欧盟各国可以“有福同享”，却不愿“有难同当”。在通常情况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出路一是削减赤字，实行财政紧缩。这意味着削减福利项目、收缩养老金规模、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其社会风险和政治代价甚高。近年来法国、英国连续发生大规模街头暴力事件，民众的强烈抵制情绪可见一斑。二是实行货币大幅贬值，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恢复增长之后再还债。然而，2008年以来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易位”，强国主张提高欧元利率抑制通货膨胀危险，在此情况下，希腊等重债国显然无法实现其“欧元贬值”的诉求。三是由央行增持国债。虽然欧洲央行已先后收购了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多国债券，但这一做法难以有效遏制危机蔓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央行不具备一体化的财政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力，市场和欧洲主要商业银行只能转向经济实力和还债能力最强的德、法两国寻求信用担保。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债务危机还是欧元难题，都是欧洲政治一体化长期缺位造成的。最初的欧洲联合无疑是来自资源配置和市场扩张的原始动力，然而“和平统一”之梦的深层麻烦也在于民族性和国家主权难以被超越。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终仍然是各成员国而非联盟说了算。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欧盟制度存在天然缺陷，容易成为酿造危机的温床和输导危机的“传送带”，又使经济衰退、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危机加重背景下的各国民众更加趋向保守化，对于欧洲统一的认同进一步下降，导致各国政府处置危机的决断力不足，向欧盟让渡主权的政策空间受到更大限制。
概因如此，笔者预见，欧盟所面临的深化“改革”和“联合”两大急迫任务难以迅速推进，不仅无法很快走出危机，甚至不能排除因相关国家违约而进行债务重组，继而引发欧元系统性危机的最坏情况出现。相较于美债危机，这一前景更加危险。▲（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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