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陈雪莲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王佳佳 发自北京
8月28日，70后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在广州因抑郁自杀辞世。五个多月前的3月16日，文学大师毛姆的中文译者傅惟慈先生也因病辞世。译者的相继去世，让业界陷入巨大的惋惜与悲恸中。而文字工作者的生存困境，也就这样越来越频繁地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为人们所关注。
廉价的文字
孙仲旭业余从事翻译，长期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他因翻译著名作家耶茨、E·B·怀特的作品、乔治·奥威尔名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书为人们喜爱。其去世次日，豆瓣读书网站还自发发起了纪念孙仲旭的活动。
在众多怀念孙仲旭的文章中，人们不仅惋惜其英年早逝，还有不少人提到当下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现状，并引发广泛共鸣。著名微博博主“不加V”8月29日在微博上写道:“……翻译的稿费一向很低，低到他只能兼职去做，却因大家的喜爱，而无法放下这份工作。你知道这感觉吗，别人都在做更省力来钱更快的事，而你为了别人的附庸风雅在做最贫穷最艰难的事，他们只是叫好，忽略你的生存。”
没错，外人或许以为译者常年与文学相伴，生活一定很诗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过低的文学翻译稿费，一直令他们的付出跟收入不成正比。“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都可以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但是现在买一个厕所的角落都不够。”
赵德明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教授，他是最早把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译者。在他看来，文学翻译稿费如今已经低到了离谱的地步。以他几十年从事文学翻译的经验，稿费千字20—80元的标准，已经30年没变化了。而中国这30年内，物价、工资都涨了很多倍。
赵德明教授还仔细算了一笔账:假如一本书10万字，稿费按照千字80元标准，最多稿费也就8000元（再交税后更少）。通常翻译千字的外国文学作品至少得大半天，10万字就需要好几个月，算下来，每个月最多也就挣一千多块。“当下如果有人专职干这个，养家糊口是很艰难的”。
稿费低廉导致年轻的翻译人才罕有专职从事文学翻译。一天的翻译费高达四五千的同声传译则成了年轻人眼中的香饽饽。
“那些在网络上出于热爱而免费翻译英美报刊的志愿者，让行业内靠翻译为生的人都没法活了，再加上一些译者多低的稿费都接活，把整个行业带入恶性循环。”英语笔译工作者贺蓉如是告诉本报记者。
不仅翻译费低廉，编剧、文字记者和作家等文字工作者的稿酬同样如此。
那些替人捉刀的“隐形小编剧”微薄的收入暂且不提，就连像陈彤这样的知名编剧，一部二三十集的电视剧也就七八千稿费，平均每集就两三百元。
而自嘲“操着国家领导人的心，却赚着卖白菜的钱”的普通文字记者，平均稿费也相当低。去年9月23日颁发的国家版权局草拟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将原创作品的付酬标准从1999年的每千字30元到100元提升为每千字100元到500元。超过3倍的涨幅令人深受鼓舞，但该《办法》至今在很多地区仍未落实。
2012年，女作家周瑄璞在微博上晒出稿费清单:2011年发表文字约25万字，共计稿费两万四千余元”，平均每字不足0.1元。有网友感叹:“文字工作者都成低收入的代表了。”
抑郁与焦虑
除了忍受经济上的贫穷之外，近些年来，文字工作者们正越来越多地遭受过劳死、抑郁症等问题的困扰。
今年5月6日，湖南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因工作压力太大在办公室楼梯间上吊自杀。据统计，自今年4月以来，媒体人因健康问题（或罹患癌症、抑郁症）自杀与过劳死的案例集中爆发——10天内自杀的媒体人有4人，1个月内相继离世的媒体人达7人之多。
孙仲旭就曾在《深圳晚报》发表《我译奥威尔》一文写道:“这（《一九八四》）是本非常压抑的书。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两度落泪，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我目前业余从事文学翻译，译的都是我真正喜欢的书，所以在感情上比较投入。”
确实，文字工作者往往更加敏感，他们也容易对现实感到纠结。
80后专栏作家、网络编辑宋王德（化名）就曾经患上轻度抑郁，“不太容易开心，很难集中注意力，欲望与动力非常薄弱，对人生与存在感到怀疑。”而她通过阅读心理学书籍以及咨询优秀的心理咨询师，最终令抑郁得到缓解，甚至将自己对人情的感悟化作隽永文字，成为小有名气的情感类专栏作家。
不仅如此，文字工作者的困境还包括，来自新媒体的冲击造成的焦虑与危机感。随着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的流行，国内外的传统纸质媒体可谓风雨飘摇。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媒体，传统媒体人和作家都感到了职业危机，不少人跳槽到大型网络门户网站。网络媒体一方面让有才华的文字工作者有了更多机会，另一方面也将失去技术优势的纸媒逼入困境。不少人担心仅仅靠写一手好文章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开始涉猎摄影、视频、音频连线等领域。这也要求他们向全能型媒体人转型，可是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术业有专攻，样样都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国外精神产品不廉价
国外文字工作者也是这般清贫吗？根据《华商报》2012年的统计，在美国，全国发行的刊物稿费在每字0.75至2.00美元之间，地方刊物则为每字0.1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每千字的稿费在750到2000美元之间。像《纽约时报》这样级别的报纸，一篇千字文章的稿费是2000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每千字的稿费为4800元到12800元。
欧洲报刊每千字稿酬大多为四五百欧元，折算成人民币为四五千元。欧洲自由撰稿人一般每月做一个调查采访，或每周一篇的专栏，即可生活无忧。
这样的稿酬高吗？国外的传媒业认为，采用自由撰稿人的稿件成本，仅为专业记者成本的1/10，非常“价廉物美”。所以国外的自由撰稿人不仅队伍庞大，而且社会地位很高。
美国作家迈克尔·克里奇顿位列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0名艺术家的第4名，而英国作家J·K·罗琳用极短的时间靠写小说成为世界女性首富。
当然，外国也有稿费很低的情况。美国作家爱伦·坡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直到一家杂志发表了他的一首诗，他才有钱买鞋子。
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文字工作者的收入能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美国对人才、知识和思想创造性的东西更加尊重，因而对知识产权保护得很好。
“我们的版权保护很弱，知识和精神产品经常被滥用与转载，必然导致其廉价。美国有各种工会和协会来保障文字工作者的权益，像美国好莱坞的编剧协会曾经就低廉的编剧费用进行罢工抗议，最后取得不错的效果。”宋王德说，美国书籍的定价也很贵，一本大概为近百元，它们在民众意识和社会氛围中树立的就是“精神产品不是廉价的”的概念。
“脑体倒挂”的危机
其实，国内文字工作者也曾经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稿费上调”，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以“码字的”、“文字民工”自嘲，也有人因此“认命”了。新闻编辑梁子说:“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是文字工作者的现实啊，忧郁与焦虑也是他们的特质，如果要走出困境，就辞职或转行啊。”很多“清高”的文字工作者甚至认为，文字不应该有商品价，拥有虚无的工作成就感就满足了。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更不应该去嘲笑那些哪里出钱高就去哪里工作的写手们。如果文字与文艺是贫贱的，那么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不会选择从事，这个行业也留不住最好的人才。”宋王德说，“如果我有一大笔钱，我就用来资助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如果我欣赏这个人的才华，我就给一笔钱让他（她）好好生活，我不信钱会损坏他（她）的才华，贫穷落魄、孤立无援才会。”
人民网撰稿人魏青对此也有同感。“写稿子的收入比不上民工等体力劳动的收入，如此的‘脑体倒挂’，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化创作的萧条和危机，”魏青认为，文字工作者的文化创作劳动从眼前的利益看，没有民工盖楼和工人生产商品那样对于GDP和经济发展的快速拉动和推动，但文化对精神文明的推动是一种潜在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期权嵌入，特别是对于现今的物化社会而言，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滋润和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