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景海峰
当今时代，世界各种文明都在共处的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和发挥着自身价值与能量，对话而非对抗，共同发展而非一意孤行，正在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正视这个背景、融入这一潮流，在充分与各种文明对话、交流、融通之后，谋求新的发展。而作为文化之基础的哲学反思与建构，必然要先行一步。文明对话的背景需要我们做哲学的思考，同时也给认识中国哲学自身的状况和清理有关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文明对话首先需要明晰自我的身份性，有了准确的身份，才能够获得有效的出场权，也才能于对话过程做出相应的贡献。拿哲学来说，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登场呢？回答肯定是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又是什么？对“中国哲学”身份性的反思，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就我国20世纪的经验来讲，依傍西方哲学系统、模仿西方哲学形态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以至于我们常常要暗自思量：这种哲学到底是拉近了我们与传统之间的距离，还是在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来检讨“中国哲学”何以成立的基础，经过反省，激活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实现中国哲学之“自我”的觉醒。
20世纪前叶，西哲东渐和随后的“中国哲学”之模仿建构，恰是欧洲中心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中国哲学”的成立，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到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性之下，在理念和框架上，牢牢地系附于西方话语。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底色之外，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也深深地受到了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在学科制度化的要求之下，它一方面不断地清除那些不合乎“普遍哲学”规格的内容，把自身从原属民族文化语境的特有情景之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时时注意与中国的史学、文学、政治等相邻学科的区别，在不易分割的原料当中，进行着小心翼翼的“挑拣”和“撕裂”。这样，西方的价值观和外在形式就被有效地带入到了中国思想的表达过程当中。
在整个20世纪，西方在一切方面都尽量地被解释或塑造成理想的榜样，反过来却不惜对中国的文化作过度的贬损。西方几百年强势所造就的话语霸权，形成了所谓“文明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进步”与“保守”、“现代”与“传统”等既定的模式，它们深深地嵌入在现代中国叙事的幕景之中。
这一相差悬殊的身份镜像，在今天越来越遭到强烈质疑。人们不但怀疑西方所谓的“普遍性”，而且对仅作为西方之“他者”的自我身份也感到了深切不满。近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一场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正悄然来临。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呼唤着对自己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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