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的文武之变

文/东郡公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23年9月21日

江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粗略定义过，主要是指以太湖为中心，苏南、浙江、皖南和赣东北区域，这一带古称吴地，是东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核心区域，因长江自九江至入海呈西南、东北走向，这片区域在大江之东，故称江东。

在人们的印象中，江东地区有着深厚文化氛围。实际上，在南北朝之前，江东社会风气并不像现在这样钟灵毓秀、文治灿然，而是以剽悍好战著称。而这一文武之变，就发生在南朝统治的百年间。

明代钱榖绘《兰亭修禊图》（局部）

梁代沈约著《沈隐侯集》

一 吴地旧俗 尚武好战

自古以来，江东地区风气尚武好战，《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西汉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率兵攻打梁国，太尉周亚夫就评价吴楚兵“楚兵剽轻，难与争锋。”西晋灭吴后，晋武帝与大臣讨论如何安抚东吴旧地，也认为“吴阻长江，旧俗轻悍。”面对东吴旧地此起彼伏的叛乱，西晋君臣没有采取一味的军事讨伐，而是选拔江东士人做官，酌量减轻吴地赋税，挑选有德望的镇守官员，以怀柔政策打消吴人反对之心。

江东尚武风气一直持续到南朝初年，刘宋王朝开始与北魏对峙时，因为有雄主刘裕和北府兵的存在，尚能与北朝维持均势。刘裕死后，随着北府兵逐渐凋零，南朝军队战斗力出现断崖式跌落，史籍中几乎再难看到对吴地强悍风气的记录。自宋孝武帝后，当吴人成为南朝兵员主力，南北大战中南朝败多胜少，受尽北朝的羞辱与鄙视。南朝将领朱修之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朱修之是刘宋初年大将，元嘉北伐中率孤军镇守滑台城（今河南滑县），坚守一百多天后力尽被俘，北魏人很赞赏守军的强悍，将他们编入自家军队中。一百多年过后，西魏军攻陷江陵，俘虏数万南军，全部罚没为奴隶，毫不客气，极尽轻视，与朱修之时代对比反差十分强烈。

待到隋灭南陈后，隋朝统治者再无当年西晋的谨慎与小心，平定江东后毫无顾忌地采取羞辱性统治政策，拆平江东的传统政治象征建康城（今南京），强硬推行北方的文教政策。即使在引发南朝故地强烈武力反抗后，隋朝仍然没有调整政策，照旧进行军事慑压。《隋书·地理志》记录各地风气时，先说江东“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平陈之后一改其旧，“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

令人惊讶的是，不仅江东地区“率渐于礼”，变得温文尔雅，这种崇文尚礼的风气逐渐浸染开去，影响到南朝统治的其他区域，尤其是过往以军事实力著称的地区。南朝西北边陲襄阳诸郡，自古以来是抵御北朝入侵的前哨，民风剽悍，强硬好战，南朝多次政权更迭或皇室内战，都非常倚重襄阳兵马，以致有“荆州本畏襄阳”之说。但到南朝后期，襄阳兵也变得畏北人如虎。西魏派偏师进攻江南时，魏将权景宣只有数千兵马从襄阳城下经过，多竖旗帜，虚张声势，城中竟不敢出动一兵一卒袭击。再如，淮泗之间是南朝北部防线重镇，起初也是出产劲兵之地，刘宋初年，盱眙（xūyí）城被魏太武帝十余万大军围攻，城中仅数千兵马都敢死战到底，逼得魏军不得不悻悻而退。到南陈时组织太建北伐，淮泗沿边诸郡百姓充兵，士气和战斗力极差，离了水路就不会行军，离了船就不会打仗。在徐、淮之间，也就是南朝军队历来最擅长的水战之地，竟被北周军队断了后路，士气丧尽，一触即溃，陈朝首将吴明彻被生俘。

二 移风易俗 南朝剧变

有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东晋南朝始终面临北方的巨大军事压力，历代有作为的南方君主都希望通过北伐摆脱困境。但限于社会风气的转弱，北伐的力度和战绩总体呈直线下降趋势。东晋一朝共计发动了9次北伐，刘宋（含刘裕北伐）发动5次北伐，南齐0次，梁朝2次，陈朝1次。总体规模和战绩越来越小，北伐失败后招致的报复越来越具有毁灭性，特别是陈朝不自量力的太建北伐，损失了五六万主力精锐，直到十多年后陈亡都没有恢复元气。那么到底南朝发生了什么，导致社会风气发生这么剧烈的转变呢？

政治背景的变化是一大主导因素。东晋永嘉南渡后，大批北方高门士族进入南方，迅速掌控并垄断了最高权力。据统计，东晋吏部尚书以上中央高官及州刺史，有史可查者共约468人，其中北方人达397人，江东人仅71人。在这种压倒性优势下，江东本地大族唯北来大族马首是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理念上，都被驯服成为北方高门士族的追随者与模仿者。东晋士族非常重视清浊之分，一贯重文轻武，鄙视靠武力进取做官。起初王庾桓谢等大士族还执掌兵权，但数代过后都不再亲揽武事，逐渐交付给寒门人士。在他们影响下，江东本地士庶也变得不再热衷武事，甚至主动与武事划清界限，效仿北来士族，竞相挤上以文出身的“清途”。

吴兴（今浙江湖州）沈氏的变化，就是江东本地士族由武向文转变的缩影。沈氏自东吴以来一直是江东武力强宗，出过不少名将。晋末刘裕北伐时，有沈林子、沈田子两位猛将，兄弟二人率先攻入关中。上文提到的盱眙之战主持军事的将军沈璞，就是沈林子的儿子。刘宋中后期又有沈庆之、沈攸之两员大将，甚为朝廷倚重。沈氏家庭充沛的尚武风气到南齐后骤然衰减，沈家人非常忌讳别人称其为将门，沈庆之之子沈文季有一次与朝中高官饮酒，名士禇渊借着酒意说，陈显达与沈文季都是可以倚重的大将，可以“委以边事”，沈文季当场翻脸发怒。沈文季时还是由武转文，到了齐梁之际，名列“竟陵八友”的沈约（沈林子之孙），全然已是文官、名士做派，再不参与武事，他撰写的《宋书》成为二十四史之一，吴兴沈氏由此彻底转为文化名家。

大量士族、官僚尚文轻武，身体变得越来越柔弱。颜之推《颜世家训》记录南梁士大夫的面貌：“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从来没骑过马，某次见一马嘶叫，惊恐地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这个段子成为后世讽刺南朝人柔弱经久不衰的名梗。梁朝名将曹景宗对江东靡靡之风非常不满，曾说：“我昔在乡里（曹系河南新野人），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生动鲜活地点出了江东轻视武事的风貌。

另一重因素，则是江东社会状态发生的剧变。自秦汉至三国时代，江东都维持着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与北方交流不多，社会生产不是很发达，所以尚武风气延续数百年不变。东晋南渡后，大量北方人涌入，一来使社会风俗发生变化，二来社会生产技术水平极大提高，物质生活极大地富裕了。沈约《宋书》记载吴地“一岁或稔，或数郡忘饥……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长江以南虽然发生了不少战争，但除了侯景之乱，江东一带基本保持了稳定。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好勇斗狠本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夺取更多生活资料，当社会生活长久地保持富裕稳定时，自然而然人们身上的戾气会被消解。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因素较之政治因素，对江东社会风气的改造可以说是等量齐观的。

三 文化名家 世代传承

政治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江东文化也得到急剧发展，这对江南社会风气的转变又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文化发展集中表现在大量文学集团、文学作品、文化现象的出现，代表作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萧统《昭明文选》、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等，代表人物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沈约、范晔、裴松之、干宝等等，如果要开列名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名家，还可以列一长串。

不同的文化现象对社会的塑造作用是不同的，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都有极大发展，但南朝的独特之处在于文学集团大量出现，既有皇室人物文学集团，也有官僚文学集团，以及士族家族式文学集团，许多文学名家都置身于这些集团之中。比如刘宋皇族子弟刘义庆发起的文学集团，大概有袁淑、鲍照、何长瑜、陆展、何偃、张畅、萧思话等人，该文学集团集体编撰的代表作有《世说新语》和《幽明录》，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极具代表意义，后世许多文学体裁和著名作品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作品。刘义庆文学集团是南朝第一个皇族人物发起的，对后世极具典范意义。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有名噪一时的“竟陵八友”，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晋安王萧纲、湘东王萧绎兄弟三人也都有稳定的文学集团，这些萧氏皇族本人就是文学功底深厚的大家，招揽聚集的名士也都是一时之俊，他们互相唱酬写作，在社会上往往能掀起巨大浪潮，文学之风蔚为一时之追求。尤其可称的是南齐武帝（年号永明）在位时期，社会上接连出现了以豫章王萧嶷、随王萧子隆、尚书令王俭等人为核心的文学集团，以及深受永明文学影响的南梁裴子野集团。

萧绎是梁武帝第七子，被分封在荆州，掌握一郡之地。在梁武帝倾心培养之下，萧绎自幼酷爱读书，对儒佛道诸家典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经常登坛为一众文士、官员讲授经典，把江东浓郁的文化风气带到相对荒蛮的荆州一带。南朝著名文学家王褒、庾信都在萧绎幕中。萧绎自己撰写了不少史学、文学著作，如《周易讲疏》《玉韬》等等，多达数百卷。萧绎在荆州收集各种书籍，聚书达十四万卷，可谓南北朝二百余年罕有的文化盛景。

江东由尚武向重文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中古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政治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好处是拉开了隋唐盛世文化大繁荣的前奏，但也不免有些遗憾，失去了尚武之风使得江东在与北朝对峙上落入下风。是以北朝侯景以区区八百残兵，竟能乱江东破建康，生擒梁武帝，将南朝杀了个天翻地覆。梁元帝萧绎在被北朝灭亡前夜，把自己的佩剑斫断，把一生所聚十四万卷书悉数付之一炬，悲愤怒号：“文武之道，今夜尽矣。”随后他出城投降，被北兵用土囊压死。人殒书焚，仿佛给南朝这场剧烈的文武转折，添加了一个黯淡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