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1910-2000）湖南平江人。
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平江中心县委书记。参加湘鄂赣苏区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副团长、第五团副团长、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繁昌战斗和1940年春季反扫荡。皖南事变中率部突围至苏南抗日根据地，他历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第十六旅政治委员、中共苏皖区委书记、苏南行署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共苏浙区委委员，参加过1941年苏南反清乡斗争、牛头山战斗、天目山战役和解放金坛、高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他是中共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当选 中顾委委员。他著有《七十年征程》。2000年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
我在反“扫荡”中负伤，接着邓振询同志牺牲，粟裕师长对我们在苏南敌后的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屡次来电询问敌情和顽情，并告诉我们，师部和军部考虑到苏南敌后地区塘小鱼多，部队过拥挤，活动、给养都困难，打算将四十八团北调，要我们有所准备。接到粟师长来电后，我和王必成旅长交换了意见。王旅长先谈了看法。他认为，目前北有日伪，南有顽军，我们的大部队夹在中间确实目标大，给养也不易解决。师部拟将四十八团北调，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但是，如果苏南形势一旦发生变化，手里没一定的力量，怎么办？所以，四十八团不过江也行，到底是去是留，他问我的意见。我说，你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我们在南京外围地区转战虽然艰苦，但对敌人威胁极大。按照苏南三角斗争的规律，日伪一定要把我们“送到溧武公路以南去”。再说，我们已经熬过半年，最困难的日子可以说就要过去，茅山、太滆“清乡”区的形势业已开始好转，我们又有了活动的余地，再困难也困难不到哪里去了。还有一点，敌人分兵南进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局面是很可能出现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我们力量分散，到时候可能抓不住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四十八团目前还是不北调为好，过一段时间以后再说。王必成同志很干脆地说：“好，同意你的意见。”于是，我们联名给师部拍了电报，陈述我们的看法。粟师长一向从善如流，立即向军部转报了我们的建议。不久，军部回电：“同意必成、渭清同志的意见，第四十八团坚持苏南不北调。”
1943年10月，正当我军继续在南京外围地区开展游活动，日军出动两万之众，向苏浙皖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其目的不仅要掠夺资源，更主要的是摧毁广德空军基地，以防盟军飞机由此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三天之内，日军向前推进100余公里，占领溧阳、广德、郎溪和宣城四座县城，打通了宣城至长兴的公路。当敌军进击时，溧武公路以南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其五十二军退至安徽宁国，“忠救军”大部分退至浙皖边境的孝丰、广德山区，挺进军溃散于宜溧山区，保安第四纵队张少华部则窜至长滆地区，依靠伪军掩护与我军争夺这一地区。这样，溧武公路以南至宣城长兴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新沦陷区。日伪军在各大市镇增筑据点，委任伪县长，组织伪政权，颁发“良民证”，实行伪化统治。苏南三角斗争的形势果然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变化。我们随即派第四十八团尾敌南进，袭扰牵制敌军的进攻，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10月上旬，我军即恢复了春季反顽战役前的地区。区党委和旅部机关返回溧水里佳山一带，两溧地区再度成为苏南敌后党政军指挥中心。
在恢复了两溧地区以后，我们向军部报告了敌军的战略意图，并建议派兵南来，发展苏浙皖边新沦陷区的游击战争。军部非常重视我们的建议，立即向一师征求了粟裕、叶飞等人的意见。军部和师部都认为这是向南发展的一个极好机会，但又一实在无力从江北抽调部队增援苏南，以依照现有力量，灵活使用兵力，逐步向南发展，达成制宣长公路以北地区的任务。接到军部电报后，我和王必成同志立即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机会难得，稍纵即逝，没有援兵，我们就分兵作战。决定由王必成率四十八团南进郎溪、广德，实施战略侦察，同时相机打击敌顽势力，准备向南发展；由我和钟国楚（因邓振询牺牲，钟国楚不去延安，仍留苏南，改任十六旅副旅长）率四十六团廓清溧水、高淳一带伪军据点，完全控制溧高地区。11月初，王必成亲率南进部队经高淳进入郎溪，再向东插入广德。在半个月内先后进行了侯村、芦塘、泉村、砖桥等九次战斗，特别是芦塘一仗，消灭顽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及所辖的一个团，俘虏数百人，缴获大批武器和迫击炮弹1000余发、山炮弹2000余发、高射机枪弹1000余发、机步枪弹10万余发，初步打开了郎溪、广德北部的局面。
我和钟国楚指挥的溧高战役开始于11月20日。在日军大举南进时，伪和平建国军第三个师一个团乘国民党军撤逃之际，进驻溧水、高淳的新桥、东流、邰村、漆桥、东坝一线，妄图以此为依托，逐步蚕食溧高地区。我们根据伪军兵力分散且无日军增援的情况，决定采取分割围歼的攻坚战术。11月20日晚， 我四十六团首先向溧水境内的东沫伪据点发起强攻。敌凭险顽抗，经我严重杀伤后，于第二天放弃据点，逃往孔镇。20日晚，我特务营对溧水新桥伪军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全歼伪军一个连，俘伪军5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22日上午，我带领四十六团和旅特务营南移，将指挥所设在高淳漆桥和东坝之间的小游山北侧。以四十六团二营主攻漆桥，一营、三营担任警戒，旅特务营设伏于大、小游山及小茅山一线。当晚，二营向漆桥守敌发起攻击。因缺乏坚重武器，未能打下据点。此时，正在东坝巡视的伪副师长陈炎生接到求援电，亲率一连伪军增援漆桥。陈炎生很狡猾。他率队进至半路突然改走小路，并边走边用火力搜索。我军沉着等待，俟敌人进入我特务营伏击圈时，埋伏在小茅山的特务营二连迅速截断其退路。敌军见后路已断，慌忙向西边的张沛桥逃窜。我特务营一连抢先占领张沛桥，将敌军压至沛溪河北岸。经半小时战斗，这股处在我军包围中的伪军全部被俘。伪副师长陈炎生是伪内政部长陈群之子，当他被押来见我时，吓得要死。我对他说，现在你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给漆桥守军写一封信，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我们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宽大处理。他真是求之不得，马上按我的话写了信。我派人将信送到漆桥据点，还向据点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漆桥守军见大势已去，便打开据点投降。至此，溧高战役胜利结束。这是苏南抗日斗争发生重大转折时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彻底打破了敌人在这地区推行伪化和蚕食的计划，扩大了我苏南抗日根据地。延安《解放日报》曾专门予以报道。
在我军南进郎广、巩固溧高的同时，区党委着手解决苏南抗日根据地地区划分和地方党组织的调整问题。我由十八旅调到十六旅时，苏南根据地的范围只限于茅山和太滆两个地区。经过一年多来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向西抵达江当溧和横山地区，向南进至安徽宣城和浙江长兴公路以北地区。根据地范围扩大了，原来的地区划分和组织领导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我向军部和华中局建议，在原有的茅山和太滆两地委之外，增设江溧句、两溧高淳、郎广三个中心县委或地委，同时，由于邓振询同志牺牲后区党委领导力量缺乏，建议将吴仲超同志调回区党委任副书记，在溧高一带主持溧武公路以北地区的工作。我则率旅部南下郎广地区，与王必成同志会合，以大刀阔斧方式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军部和华中局接到我们的电报不久，就给我们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苏南对敌斗争的新形势，苏南根据地可以分三大地区，一是敌后战略联系地区，主要是溧武公路以北的茅山、金丹武、江溧句和江当溧等地区，为敌后要冲，是苏南与一师、二师的联系要道。这里的工作以长期坚持为目的，富余的干部应坚决南调，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但必须保持坚强的领导骨干和小型地方武装。二是根据地的中心区，主要是指溧武公路以南的太滆、两溧和高淳等地区，区党委应以这里为苏南的基本阵地，以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和建立地方武装为主，用较短的时间打下稳固基础。三是广泛的游击区，主要是指宣长公路以北的广德、郎溪、长兴、宜兴和宣城各一部分，以建立地方党和地方武装为主，对基层旧政权暂时利用，上层政权由我方委派县、区长。以游击战争驱逐顽固派武装及其政治势力，同时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运动，造成敌后抗战新局面，并准备与浙东抗日根据地打通联系。军部还指示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区党委应在一起指挥，同意我南去郎广地区，但应迅速回溧高地区主持区党委工作。接到这一指示后，我先到广德与王必成同志详细商讨，接着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充分准备。
1944年1月20日至2月7日，苏南区党委在广德县上保村、长兴县仰峰岕和宜兴县襄阳召开了一次流动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华中局和军部的重要指示。会议确定1944年的工作任务是：（一）巩固老区，建设新区，开辟边区，把建设新解放区作为首要任务，猛烈开展对敌军事斗争，拔除那些孤立的和薄弱的日伪军据点，使新老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的大多数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领导好反伪化斗争。（三）巩固整顿党的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活动，大力培养新解放区干部。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将全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建立四个地委。第一分区在溧武公路以北，京建公以东，金丹公路以西，辖江宁、句容、茅东和镇句四县。汪大铭任地委书记，樊玉琳任专员兼军分区司令；第二分区在长荡湖以东，宜兴、溧阳以北，常州以西，辖武进、宜兴、金坛三县和太湖行政办事处，陈立平任地委书记，张之宜任专员，杨洪才任军分区副司令；第三分区在溧武公路以南，胥溪河以北，长荡湖以西，当涂、芜湖以东地区，辖高淳、溧阳、溧水和横山四县，丁麟章任地委书记，朱春苑任专员，吴詠湘任军分区司令；第四分区在胥溪河以南，宣长公路以北，太湖以西地区，辖郎溪、广德、溧南、长兴四县，罗维道任地委书记，刘烈人任专员，刘别生任军分区司令。在军事部署上，为加强新区，将四十八团和独立二团配置在第四分区，四十六团配置在第三分区，五十一团配置在第二分区，四十七团配置在第一分区，从此之后，苏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
摘自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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