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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陈淼生、陈已生
与
银联、保联、华联同乐会爱国同仁共抗日
卢铭安
抗战时期的上海五大地下反日群众团体，也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一一益友社、华联（同乐会）、保联和银联，除了上海海关华员联谊会，其他四个抗日团体山海里陈家的祖辈陈淼生、陈巳生兄弟都参加了。
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后，为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持战争期间的中国金融银行体系的运转，上海银行公会发起筹办建立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庞大计划，陈淼生代表盐业银行参加并担任委员。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建立，一举奠定了上海在东亚乃至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933年1月10日，上海票据交换所在香港路59号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底层正式开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上午10时50分各交换银行交换员全部到所。11时05分由朱博泉摇铃实行第一次交换。
上海票据交换所是当时金融领域重大的创新之举。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票据交换所，上海票据交换所的设立彻底结束了上海的华资银行业没有自己清算机构的落后状态。它的建立降低了银行业票据清算的成本，效率也大大提高，并促进了中资银行的资金流通周转，因而成为上海金融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权时在其撰写的《沪银行票据交换所开幕感言》一文中指出：“最近沪上银行界成就了两件开纪元的大事，其一是去年沪变后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之设立，其二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票据交换所之开幕。---就事实上言之，票据交换所意义之重大，殊值得在上海的金融史上，甚至在全国的金融史上大书而特书者也。”
1933年1月10日开始营业的上海票据交换所内景和交易时间所内工作情景。盐业银行襄理陈淼生任上海票据交换所董事。
1935年山海里陈家陈淼生与章乃器等一同参加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会议的签到档案。
1937年“八一三”会战时期，山海里陈家陈已生便同赵朴初等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开展社会救援，并组织难民收容所工作。据赵朴初先生回忆:
“在这时期中，他（笔者注：陈巳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工作，参加了救亡活动，参加了当时职业界的救亡组织，如保险业联谊会、益友会、上海华联同乐会等，从事救亡工作。”
8月14日下午．陈巳生乘坐的小桥车刚驶过，身后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被炸，死伤千余人。陈已生积极参与赵朴初和吴大琨成立了五十多个难民收容所。8月27日，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界内有难民收容所93处，其规模大小不一，收容难民达十万以上。另据《申报》9月5日报道:“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在此期间组织了非常时期委员会，自行筹措经费，到 9 月初，设立收容所 10 处，收容难民达4000余人。”
那时，陈已生作为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难民的战斗中。不仅担任难民收容所负责人，还积极呼吁徒教基督和社会知名人士捐款捐物，协调救援人员和物资的筹集和调配。
左为陈巳生的续配夫人徐剑英，曾任民进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陈巳生妻子徐剑英也参与到红十字会为难民服务，妹妹陈祖芬到赵朴初先生办的净业教养院为受难儿童服务。陈已生的一系列慈善举动，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与不满，日本宪兵队曾因此传唤他，责问:“为什么要办难民收容所?”陈巳生理直气壮、据理力争说:“我是中国人，热爱同胞，眼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衣无食，露宿街头，就要饿死、冻难道能无动于衷，听其自然死去吗?”日本宪兵无言可对，加之此时陈巳生已在上海宗教界、实业界、金融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力，日本宪兵不得不有所收敛，当日将他释放回家。
是年10月，难民救济协会经第二次理事会商议决定，组织劝募委员会。会上，陈已生被聘请为劝募委员，具体负责筹募救济款项工作。向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战区难民委员会提起动议，与赵朴初等人合作发起“一日一角”的募捐救济运动。因此，在上海全部沦陷后，劝募委员会仍能作为公益团体继续合法活动。
左：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李侠；右：张困斋与哥哥张承宗（左）的合影。
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即抓住华联这种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形式，在各行各业中发展联谊性质的团体，大力发展会员。从银钱业联谊会中，分出了钱总业联谊会、保险界联谊会。各业的店员新建了益友社、药业联谊会、五金业等各界联谊会。然而六年前，上海金融界上层管理层也成立了自身的联合机构和团体，对抗外资金触机构。
先从上海成立的最早地下党外围组织一一“银联”说起，这又要从经典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起，它讲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李侠通过地下电台为共产党传递重要信息，最终不幸光荣牺牲的一段往事。前些年，《新永不消逝的电波》卷土重来，那段惊险而又传奇的故事将又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之上，唤起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实际上，电影中李侠的原型并非只有党的秘密电台工作者李白一人，李侠乃是融合了当时三位地下党——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李白、上海市委秘密电台报务员秦鸿钧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机关负责人、秘密电台负责人张困斋三人共同化身而成的虚拟人物形象，其中的张困斋则与文本要说银联息息相关。
那个年代，各银行金融界中上层人物为了密切情谊，互通有无，依恃组有“银行俱乐部”“星五聚餐会”等社会团体，维护自身利益。那时银行底层职员无缘参与。
到了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银行职员参加的有七、八十人，组成了“职救”银钱业大队。这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金融业职工第一次组成的群众运动组织。1936年10月，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群众性更为广泛的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为开展群众工作和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条件。
同年10月，由上海银行钱庄业及保险公司职员张人俊（即张承宗，中共上海地下党杰出领导人，上世纪60年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邵君美、金惠民、张困斋（张人俊亲弟）方孟仁、周晴、韩宏绰、梁廷锦、林震峰等发起创建的爱国救亡团体——“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 （简称银联），是中共地下党主导运作的金融业内部职工联谊组织。
该会租用汉口路115号5楼的三个房间为会所，邀请当时银钱业的大佬徐寄廎、秦润卿、钱新之、潘＇仰尧为名誉理事，建立起上海银钱业第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成立之初会员人数达441人，虽比起从业职员人数可谓九牛一毛，但也堪称开了个好头。成为上海各银行、钱庄等金融企业职员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它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宣传活动，是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职工运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它的出色成绩，在成立13年期间，曾一直受到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上海局的重视和表扬。
左：“银联”合唱队，右：“银联”会员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融业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向纵深发展。1937年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上海金融业建立起来。当时吸收了党员7人。张人俊 (即张承宗）任支部书记，韩宏绰、袁君实任支部委员。这是上海金融业最早的党支部。顾准、胡实声同志代表上级党组织“上海职业界临时工作委员会” 与银行支部保持联系。这就为领导银钱业的职员运动，树立了坚强有力的堡垒，使“银联”有了党的直接领导。也为以后在银钱业扩大党的外围组织打下夯实基础。
1938年初，上级党组织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 “职委”）决定，成立“银联”党团 (即党组），韩宏绰兼任书记。1938年上半年，又吸收了一些党员。至6月底止，在金融业职员中共有党员27人。7月，“职委”决定，扩建原银行支部为银钱业总支委员会。
左：1937年1月1日“银联” 《会报》第一期头版刊有杜月笙为创刊词提词；右：党史出版社《银联十三年》所载1938年11月第四届银联的理监事名单，山海里陈家陈淼生名字在列。
1938年6月“银联”第三届换届后，由热心公益的孙瑞璜、王志莘金融业界大佬担任第三届至第九届理事会主席。由于聘请上海滩声名显赫之金融业高层徐寄庼、钱新之、秦润卿、潘仰尧、蔡承新、裴云卿等65人出任名誉理事或监事，倚重他们的号召力和人脉，广泛吸收银钱业界上层人士参加，使“银联”的影响力、凝聚力空前提升，用统战方式赢得金融界管理层的合法认同和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则奉行“隐蔽精干”，利用合法掩护开展秘密工作原则，安排党员骨干担任“银联”及活动部门的负责人，得道多助，赢得业界广泛支持，经过多次征求会员运动，从发起时的20多人，到1939年时规模已超万人，激扬蓬勃气象，凝聚起澎湃力量。
张承宗作为银联创始人和地下党组织“潜伏者”曾担任五届理事，在其他同志的协助下， 始终保持着地下党对银联的领导。
交际能力非凡的黄定慧（即以“最美红色女特工”名噪当下的黄慕兰，1926年入党，1931年以中共中央“特科”人员身份及时通报向忠发叛变情报、参与营救关向应，1933年后脱党。1938年时任通易信托公司复业的实际控制人），从第三届开始至第五届，担任“银联”常务理事、秘书处主任兼同人福利委员会主任，口才奇佳，能力突出，在做好金融上层人物统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海里陈淼生（盐业银行襄理）当选第四届银联名誉理事。
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底，“银联”会员达到12800余人，几乎涵盖每一个大银行的重要部门、分支机构和每一家中小行庄。1948年6月，上海“银联”的会员人数达到历史巅峰，计15320人，几乎囊括了上海银钱业中下级职员的半壁江山，更有不少中上层人士同样参与其中。它成为以职员群众为主体，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抗日民族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公开合法社会团体，并为其他职业界打开先例，使其他职界相继成立群众性社会团体都得以获顺利批准。
1947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张承宗任书记，直接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直至上海解放。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张承宗马上部署各党委，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护厂护校斗争，秘密组织了上海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参加人民保安队6万人，参加宣传队4万人。对国民党机关、海关、邮电、铁路、水电煤气、公共交通、银行报馆、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的财产档案作好保护工作，为共产党接管作好准备。1949年3月，国民党侦察并破坏了上海市委机关的秘密电台，逮捕了报务员秦鸿钧和电台领导人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张承宗也险遭不测。战争离上海越来越近，敌人也越来越疯狂，张承宗等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在解放区的陈毅、刘晓等领导得知消息后，非常关心，指示刘长胜、张承宗等撤离到解放区。但他们却毅然致电华东局，坚决要求留在上海指挥迎接解放的战斗。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开始攻入市区，直到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其时战火激烈，硝烟弥漫，张承宗和市委通知全党9000余名党员，10万人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连夜出动，进入各岗位，配合迎接解放军。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电话从未中断，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维持秩序，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武装夺取政权史上的奇迹。5月25日清晨，张承宗奉刘长胜之命，到新开河与第三野战军27军第军长聂凤智将军会晤，两人紧紧握手，张承宗激动万分，地下党员和上海人民盼望的胜利时刻终于来到了。
上海解放后，“银联”归并于上海市金融工会的前身——上海银钱业工会筹备会，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民众抗日救国热情高涨，同胞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我们是选择战?!还是降?!”上海成为民众反日运动的暴风眼，为了完成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1936年2月，上海党组织派石志昂协助沙千里，将蚁社与上海各社会团体联合组建为“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1937年9月改组为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沙千里任理事长，石志昂担任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他以洋行职员身份作掩护，深入各家公司行号广泛联络，发动工商业者及职员投身救国救民，振奋精神，让职员们的爱国之心有处安放，将他们团结组织起来，找到归属感。
左：沙千里，国内外闻名的“七君子”之一，是当时救国会的领袖人物；右：石志昂，救国会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
与此同时，广大华行的创办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身份，参与“洋联”筹建工作。至此，广大华行不久就成为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上的重要载体和党的地下组织创办企业的成功典范。此时的卢绪章，杨延修等人与陈巳生开始从相互认识到后来的拼肩为进步事业拼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10月，石志昂按党组织的分派，通过杨经才和杨延修，在洋行爱国华人员工中积极传播抗日救亡，激发报国之志，推动虞心炎、杨经才、卢馥发起并筹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同月，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简称“洋联”或“华联”，后组建为华联同乐会，不几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万余会员的洋行职员进步社团。
杨经才、卢绪章和杨延修等进步人士是华联主要领导人和骨干。从一定意义上说，“洋联”已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原“华联”中共地下党员经与“华联”上层人士和基本群众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华联”的阵地不能放弃，必须知难而进，重建会所，再整旗鼓。
当时，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 改头换面。在理事会决定下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关键在于疏通公共租界当局，为此“华联”十分重视对上层人士，特别是工部局华董、华委的“公关”工作。在这方面，陈巳生和李文杰等人都是热心支持者。
李文杰当时是律师兼会计师、国民党左派、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委。全国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被捕后，他是辩护律师之一。他积极参加职救会和各界人士共同组织的“星二聚餐会”，工商界“星五聚餐会”活动，社交很广。
陈巳生当时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兼上海分会总干事、他热心爱国事业，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他与李文杰为“华联”等人联络了一批社会名流和工商界人士，如林康侯(银行公会秘书长)、潘仰尧(四行储蓄会副秘书长)、胡咏骐(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王其培(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经理)、蔡仁抱(新雅酒楼总经理)、项康原(康元印铁制罐厂总经理)、周邦俊(中西大药房总经理)、陆高谊(世界书局总经理)、许晓初(中法大药房总经理)、许冠群(新亚药厂总经理)等，使“华联”获得社会声誉，为开展会务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对于社会名流，“华联”针对不同对象，分别采取邀请题字、演讲和祝寿、送礼等方式讲行联络，并由专人分工联系，适当地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经过争取、安排，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王一亭、江一平等欣然担任“华联”名誉理事，还有一些大洋行的买办分别担任名誉理事或会内其他职务。
左：“海上闻人”虞洽卿的题词；右：1939年4月《华联同乐会会员题名录》中陈巳生为名誉理事。
1938年4月，获得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C字264号核准的登记证，取得合法公开的社会团体许可证。华联同乐会（也简称华联）成立大会在山海里陈家旁边的西海大戏院（后称西海电影院）举行。参加大会的会员和来宾达1000人，陈已生邀请了亦师亦友的上海滩大亨虞洽卿等名人来捧场。虞洽卿对华联同乐会大加赞赏，认为陈巳生此举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夙愿。人称“阿德哥”的虞氏参与同乐会的成立，立即在上海滩引起极大的反响。
会上，陈巳生当选“华联同乐会会员”名誉理事。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延修任“华联同乐会”理事、秘书处主任，后又兼任服务部部长，同时担任同乐会党团成员。同乐会成立以后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文娱体育、会员福利等服务活动，并以此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党的秘密工作。到1939年夏季，华联同乐会拥有会员1万多人，成为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公开合法团体。
华联举办上海业余进修补习学校、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等有意义的团体。为此，杨延修先后结识了陈巳生(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陈鹤琴(著名教育家)、王任叔(著名文艺理论家、后任新中国驻印尼首任大使)、许广平(鲁迅夫人、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沈嗣良(圣约翰大学校长)、郑振铎(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等社会知名人士，并聘请他们为“华联”的名誉理事和顾问等，从而为“华联”建立了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争取到各界知名人士的更多支持。
由于把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华联”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社会名流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愿意挂名或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在“华联”成立前两年，因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对上海经济作出的贡献，上海市中心的西藏路被冠名为“虞洽卿路”(旧上海租界里，仅有三条马路用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就是这样一位志得意满的超级大佬对华联的用心，也使华联披上了一件潇洒的外衣。
1939年7月作为组织者之一，以华联同乐会、上海市保险业联谊会、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益友社为主体，组织上海业余话剧界等的公演，在黄金大戏院连续演出11天，演员人数达300多人，为新四军募集款项，成为中国抗战史及话剧史上的空前壮举。
1939年《华联同学会纪念册》陈巳生，杨延修等人
八一三抗战时，胡詠骐利用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的地位，发动陈巳生、郭雨东、杨经才、谢寿天、董国清组织了保险界战地服务团，人数达二三百人，该服务团积极捐募物资和款项，支援前线抗战将士。到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沦陷，原租界变成“孤岛”，战地服务团无法再继续公开活动了。
1937年底，为使抗日救亡运动继续深入发展，在中共上海地下党职员委员会领导下，胡詠骐秘密联系保险业刚入党的同仁，即原在“洋行华员联谊会”活动的程恩树(宁绍水火保险公司职员)和在业余联谊会活动的林震峰(中国保险公司职员)两位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市保险业党支部，由他们联系保险业中上层管理人员谢寿天(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郭雨东（太平保险公司部门经理)，董国清(美商北美洲保险公司业务经理)等人，用保险业同业公会名义共同发起筹划组建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 （简称保联）。
1938年上半年，胡詠骐在自家客厅与谢寿天、程恩树、郭雨东、林震峰等悉心擘划，作为共同倡议人，提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为宗旨，正式发起组织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上发起人都先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之后，谢寿天全力扑在组织筹备工作中，他的宿舍一时成为大家经常聚会讨论工作的场所。
同年7月1日，“保联”成立大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正式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华商和洋商保险公司职员400余人。会上陈巳生担任保联常务理事，胡詠骐当选理事兼顾问，为“保联”提供了会所和其他支持，像图书馆、消费合作社的基本设施，都是胡詠骐出面解决的。这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影响下，利用保险业的特性，广泛团结保险业职工及中上层人士，以联谊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同业群众机构，事实上成为党在保险业界的外围组织。而地下党则是“保联”的核心堡垒。从此，上海保险业的“保联”与地下党支部，一明一暗，并驾齐驱地开展革命工作。
《保联》1938年11月1日创刊于上海，又名《Insurance Fraternity》，属于金融刊物，月刊，由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会址在上海爱多亚路160号四楼。每月1日出版，零售价每册一角。左右两页均为胡詠骐题词。
上海地下党通过“保联”这个公开合法社团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原来300人的队伍很快扩大到2000会员的社会团体，尤其是“保联”的各项活动及藉其销售的进步丛书，使中共的正确主张和抗日的真实形势得以迅速传播。
1939年7月，为了使“保联”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制作了“保联”成立一周年纪念章及征求会友优胜纪念章，展开一年一度的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的活动，“保联”还组织征求委员会，聘请各公司的上层人士分别担任征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征求分队长等职务。如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胡詠骐、陈巳生、龚渭源；中国保险公司的过福云、孙广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的容受之；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方椒伯、李言苓；太平保险公司的王伯衡、朱懋仁；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谢志方、谢寿天；外商保险公司的朱孔嘉、邱菊夫、过杰庆、曹骏白、胡树白、林绳佑、陈立文等均先后分别担任过征求委员会委员、征求分队长，而郭雨东亲自担任了“保联”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委员会的总队长(仅设两名，另为杨士珍)。1938年8月，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结束时，会员即达973人，1939年3月，第二次征求运动结束时增加到1116人，到1940年1月第三次征求运动、增加到1402人，占整个保险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
为巩固已得成果，避免遭日伪势力取缔，“保联”向当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政治部申请办理团体登记、于1938年10月4日，领到“华人总会”第5号执照，取得了合法社会团体的地位，会务活动逐步走上了正轨。
“保联”贯彻“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策略，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如学术部组织时事政治讲座、青年知识讲座、新文艺讲座，举办政治经济学讲习班，新文字班以及保险业务讲习班和业余补习学校等。话剧组排练演出进步剧目，寓教育于娱乐活动之中。体育组则经常组织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弈棋等文体娱乐活动，借以增强职工身体素质。
1943年11月25日《保联会报》登载陈巳生任保联合作社临时主席主持选举。1938年11月，林振峰与关可贵创办主编了《保联月刊》。1940年1月，《保联月刊》改名为《保险月刊》。
1941年春，上海粮食紧张，粮价飞涨。粮店已买不到限价米。即使有一点，也要排队争购，并多次发生抢米风潮。广大人民已经陷入缺粮断炊的困境。
在这紧要关头，以“银联”、“华联”、“保联”、益友社、工部局华员总会、木业教育委员会为核心组成上海粮食合作协会，主要人物是徐致一、陈巳生、崔福庄、张菊生、吕铁英、李文杰、严谔声、陈沛君、李宜椿、艾中全、董国清、钱齐灵、陆修渊、陆高谊、张文魁、邱兰夫、余葆三。
1月10日，上海粮食合作协会召开第一次理监事会议，公推徐致一为理事长，陈巳生为副理事长。
上海粮食合作协会以小额食粮之集团购米来减轻职工生活负担为宗旨，采取消费合作，不经米商之手，直接向国外进口大米。
保联组保险业消费合作社，并加入了上海各团体组织的上海粮食合作协会，直接向西贡订购大米，平价售给职工。
上海粮食合作协会在米价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于1941年10月结束，前后办了1年左右，最后结算赔损了800多元。
抗战胜利后，“保联”举行了 1000 多人参加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并通过陈巳生、谢寿天、程恩树、董国清、和林绳佑等多方联系，及时调整了“保联”组织，推选了林绳佑为“保联”总干事，赵伟民为副总干事进行复兴会务工作。1945年11月，“保联”党团组织成立，林震峰任书记，沈润璋、徐天碧、蔡同华、吴福荣4人为委员。
同时，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为控制职工运动，勒令已成立的社会群众团体必须重新登记，妄图使各社会团体成为御用工具。
1946年7月，全国保险商业联合会在沪成立，罗北辰当选为理事长。9月，“保联”在登记过程中，被强行改名为“上海市保险界同人进修会”。罗北辰登上“进修会”理事长宝座。
1949年6月，由于上海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罗北辰原系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经理，中国再保险公司董事长，解放军上海军管会金融处认为罗北辰不宜再作公会法人代表，进修会被接管。
在1949年5月前，上海保险业有大批有志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在“保联”熔炉里锻炼成长起来成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有:被誉为“红色保险掌门人”的谢寿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建者林震峰、郭雨东、施哲明、朱元任、刘凤珠等。在大安保险公司里，除常务董事谢寿天、经理郭雨东外，董事陈巳生，襄理蒋学杰，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天津分公司经理孙文敏，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等都成为地下党员。在宁绍保险公司内有总经理陈巳生(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父子应邀同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程恩树(“保险业最早的党共中员”)，吴振年(即吴镇)等。党组织先后输送吴振年、蔡佩伦、饶志德、周繁俐、翁子樵、虞瑞德进入根据地，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1948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了“保联”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吴越、廖国英及“保联’体育部副部长赵伟民、话剧组积极分子洪汶4人。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党组织决定:“保联”中的党员骨干沈润璋、汤铭志、徐达(徐慧英)、朱元仁、唐凤喧、王培荣、刘凤珠、袁际禹等撤离上海，转移至苏北解放区，林震峰、姚乃廉改做其他秘密工作。杜伯儒、王永昌、张葵珠、陈联芳、翁辅庭暂时隐蔽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单独秘密开展活动。
上海解放后，党组织抽调一部分“保联”活动骨干参加了军管会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和恢复保险业务的工作，组织保险业职工参加纪念“七七”和庆祝上海解放的百万军民大规模游行活动，并动员一批进步职工参加西南服务团，为解放大西南提供干部支持。以后又筹建上海保险业工会，登记发放平价米，办理失业登记。
1949年12月“保联”与银钱业工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市金融工会筹委会。至此，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经过艰难曲折历程，胜利完成新民主革命的光荣使命。
1937年的长江沉船阻敌现场实况照。
山海里陈已生在参于上海几大抗日团体活动前，其本人的事业和前途也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1937年8月4日，陈已生任副总经理的平安轮船公司“新平安”轮被国民党政府征用，沉塞于江阴，“大通”轮沉于宁波。这家民营航业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4月，“平阳”“新华”“宝华”三轮又被日军强行掳扣、沉失；紧接着，“裕新”“春申”近十的艘内河客轮先后沉没。
上海沦陷后，日军就一直眼红平安公司船只和老公茂码头等等。先是由海军武官花房长官指使三井洋行出面，要租船舶四艘，并说愿意出每万日元作为租船舶和租船厂的租金。公司女老板郑孙文淑识破其奸计，坚决拒租，声称“你们要用就用，但不同意租用”郑孙文淑面对日寇淫赋低头，不屈服，坚决拒绝签字，顶住了一连十个小时的威逼，日军屡次焚烧码头，偷拆船厂机器设备，企图逼迫郑孙文淑就范。
到了1940年，平安轮船公司因日军的迫害已经无法再继续经营，加之日军命令平安轮船公司的船必须悬挂日本国旗，陈已生拒不接受，在与郑孙文淑商议后，他决定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离开了公司，随后去了华美航业公司任职。
1940年1月下旬，日寇自美商华美航业公司掠夺的4只轮船，想在长江下游各口岸行驶，这4只船上的华籍海员，全体离船，誓死不为敌伪工作，陈已生也随即离开了该公司。
1940年2月，陈巳生应老朋友、青年会董事和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詠骐的邀请，出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胡詠骐是1939年入党的一位中共特别党员，另外两位副总经理谢寿天和郭雨东，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胡詠骐的人脉，陈巳生又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很多共产党人。
胡詠骐，1899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早年就读于宁波斐迪中学。中学毕业后，胡咏骐赴上海求学，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大学毕业后，曾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商业管理学专业。胡咏骐曾回宁波积极参与青年运动，创建了宁波青年会，并任总干事。
1929年，胡咏骐回到上海，旋即出任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的经理。胡咏骐后出任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经理。1931年，胡咏骐创办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并出任总经理。1933年，胡咏骐创办《人寿季刊》，这是中国保险界第一部研究保险学的专门期刊杂志。1935年，胡咏骐被推举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之后连任数届。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任上，参与修订了《保险法》，并主持翻译了保险单上长期沿用的英文条款，结束了我国民族资本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没有中文条款的历史。
胡咏骐在1938年响应上海地下党的倡仪，成为“保联”最主要发起人和筹备人，其生活朴素，自奉甚俭，但他经常资助文化事业。他协助胡愈之组织“复社”；资助夏衍出版《译报》。当时上海出版的斯诺的复社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及《瞿秋白文集》等进步书籍，都由胡詠骐等人领衔参与出资印制出版的。
1939初，胡詠琪向同乡、上海文化界地下党书记沙文汉递交了入党申请。中共江苏省委对他的思想转变及实际表现早有了解，但因胡的资本家身份，按照发展党员程序，必须经省委申报党中央，因此直到1939年初，才由中共中央批准胡詠骐为特别党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员，而是中共中央为了党的秘密工作需要，为增强党在各界中上层的力量、便于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而吸收的特别党员。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肩负特别的工作任务，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外保密，不编入、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由党的高层负责人直线联系并进行教育）。其后，胡詠骐在沙文汉指导下研读了《资本论》（英文版）。
事实上，胡詠骐早已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例如1937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实际负责人刘晓初登上海滩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即由胡詠骐安排化名刘镜青在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经理员作掩护。刘晓因工作需要自沪赴渝时，又是胡詠骐设法给以宁绍商轮公司职员的身份出具证明，使他沿途得到照顾。
1940年，胡咏骐因积劳成疾；1940年5月，确诊为胰腺癌；同年11月5日，病逝于上海。胡咏骐遗嘱将自己财产全部捐献给抗日战争事业。
之后，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联合八家机构编辑印刷了《胡詠骐先生纪念册》，分赠亲友与同仁，宋汉章为此撰写了“胡詠骐传略”，郑振铎、陈鹤琴、黎照寰、樊正康、凌宪扬、陆高谊、朱孔阳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吕岳泉、过福云、丁雪农、朱博泉、傅其霖、朱如堂、郭雨东、关可贵、朱晋椒、方椒伯、冯佐芝、陈干青、陈巳生、刘聪强、龚渭源、戚正成、方景和、孙广志、陆士雄等保险业精英纷纷撰文献词悼念，上海保险业余联谊会创办的《保联》还紧急组稿增发了两月合刊纪念专栏，纷纷表达哀思，众人一致认为一一胡先生之死，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损失，应该说是人寿保险事业的损失，是正在步入光明之路的整个中国保险事业的损失！”
左：胡詠骐烈士；右：胡詠骐去世时，陈巳生写过一篇短文，收录于《胡詠骐纪念册》。
陈巳生和胡詠骐利用保险公司的工作平台，经常一起参加社会进步活动，频繁地与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进步爱国人士接触；同时，他还参加工商界上层人士盛丕华、胡厥文等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租界，上海的形势更加严峻。受胡詠骐影响和提携，陈巳生这时对中国抗战必胜的结局看得更清楚了。第二天，他向谢寿天提出了人党申请，请他做介绍人，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由于陈是资本家身份，不符合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权限，谢寿天汇报给陆志仁，经请示中共江苏省委，党组织已对其进行长期了解，因此中共江苏省委很快批准申请，像当初胡詠骐一样，列为特别党员，不参加保险业支部，由时任省委书记刘晓联系，陈已生与刘晓的患难情谊，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在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共事，刘晓是胡詠骐聘请的经纪人，20世纪50年代初，刘晓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时，陈已生则任该会副主任。由此，陈巳生从一位基督教上层人士、工商界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党人。
从此，陈巳生全身心投人到抗日救亡、实业救国的伟大事业。与上海滩保险业界的同志和同仁同心同德掀起一番留下青史的作为。
1953年9月6日，红色保险业先驱谢寿天在民进、民建为陈巳生召开的追悼大会上讲：1937年抗战开始，“保险等朋友资助战地救护队。把战地需要东西送上去。晚上讨论时碰到巳生同志，巳生同志很关心抗战，积极支援，送了很多东西。”（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陈巳生追悼大会钢笔记录）。
参考资料：
店员和职员运动史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一《保险史话》
用身影刺破旧上海的里弄 ——记红色保险的先驱者陈巳生_腾讯新闻
接续篇：红色保险业胡詠骐、陈巳生与民国精英董汉槎、董浩云 和“保险界十三太保”的包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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