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巡事件”的非主流声音

 

    我们将要在此谈到的所谓“张巡事件”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以言史，正史序列的《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载；以言文，大文豪韩愈有名篇《张中丞传后叙》具在。在辉煌的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捩点上，这是非常重要且令人回味悠长的一件事情。在这一事件中，人性的高贵和残酷表现得几乎同样淋漓尽致，政治的需求与人 道的呼声也几乎同样响亮合理，以至于后人在对这一幕独特的历史片断作价值评估时常常陷入失语的难堪境地。从漫长的历史河流上下洄溯，如此远看清晰而近看模糊的场景还并不多见，因而很值得再来清理一番。

    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一说蒲州河东（今属山西）人，唐玄宗开元末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县令，又调真源县令。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变，张巡在雍丘一带起兵抗击，后与许远同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孤城，被围经年，终因兵尽粮绝，援兵不至，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城破被俘，与部将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同时殉难。

    以上是对“张巡事件”最客观、也最简单的叙述。说“最客观”，是因这是一种未加任何评价的“纯叙述”；说“最简单”，是因这是一种省略了诸多细节的“元叙述”。然而早在张巡殉难后没几天，也即这一事件仍具有相当新闻时效性之际，评价的分歧便已产生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也开始被关注。《新唐书》卷一九二载，肃宗李亨继位灵武，遣张镐代替见死不救的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急援睢阳。如同我们在警匪片中经常看到的那样，张巡死后的第三日，张镐率大部队赶到，但已无 济于事，只好命中书舍人萧昕撰一悼词，总结张巡之功过。史载，此时有“议者”跳出来云：“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完人？”此“议者”不知谁何，但他确实抓住了张巡评价的要害：食人！有了这样残酷的食人悲剧发生，张巡能称得上“完人”么？

    何谓“食人”？同样见诸《新唐书》的记载：“食尽……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 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飨，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既尽，而及妇人老幼，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仅四百而已。”从这一段我们可以读出两层意思：首先，用最简单的数学即能算出，睢阳城中被自己人吃掉者要占到军民总数的50％强，绝不少于战死沙场的比例。其次，在这样惨酷的非人道事件中，“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足见张巡、许远忠义精神的感人。他们的个人魅力与爱国精神结合起来，竟然使睢阳居民如中魔法，毫不犹豫地大批量地噬食同类。

    再细读的话，“而已”二字其实是非常难堪的。几万条生命就这样如一缕轻烟，消融飘散在史家一声轻轻的叹息中，在历史的河流中打个漩涡，连浪花也不曾溅起一个，就平静得象什么也没发生过。难道他们不曾有过痛苦的挣扎么？不曾有过绝望的呼号么？不曾有过“悲莫悲兮生别离”么？不曾有过“阁泪汪汪不敢垂”么？我不能相信，也不忍细想。

    可是我之“不能相信”、“不忍细想”又有何用？历史向来是只顾大局、 识大体的。当年那不识时务的“议者”跳出来大发一通异议之后，就有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等大名士反对说：“巡蔽遮江淮，沮贼 势，天下不亡，其功也。”韩愈的名篇《张中丞传后叙》正是本着这样一个思路做了更加激情洋溢的评价的：“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 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这帽子扣得够重的，此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张巡指手画脚，正面评价也终于达成 一致了。陆陆续续地，在商丘、无锡等地祭奠张巡、许远的庙宇建了起来，香火旺盛得很，商丘“双忠庙”门口还悬挂着一幅颇为巧妙的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 忠臣不二二忠臣”。每到民族国家面临危亡之际，张巡、许远总是被引为忠诚的榜样。最著名者莫过于文天祥的《沁园春》：“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其慷慨激扬，精警廉悍，确实写出了忠谠臣子虽时空相隔却心心相印的那种坚劲。

    审视历史需要 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维度。一般来说，如果不能在当时将某些真相澄清的话，那就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同时，审视历史还需要冷静睿智的大脑，抛开那些使人血脉贲张的高昂口号，沉淀到历史的深海，一件一件剖析沉埋的遗产，才可能还原真相，至少也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供后人寻思。

    重新评价张巡事件，这个历史机缘很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忠臣倍受崇敬、卖国降虏比比皆是的明清之际，而且出自最看重气节的遗民阵营。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 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 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后来在《无聊消遣》一文中引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遂流播天下，但这恐怕又是一句“半截真言”。顾 亭林的论说重心其实明显偏向于“亡国”与“亡天下”之重大差别，顺着他的思路，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如果张巡没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守城，大唐朝可能亡国。可 是张巡守城的结果是“仁义充塞”，人人相食，“天下”已经完了，一家一姓的大唐不亡又能怎样？

    把顾氏本于孟子的言论与张巡联系起来应该不是我们拉扯穿凿，因为身在同一时空的船山先生王夫之就把反思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张巡。其《读通鉴论》卷二十三在肯定 张巡“血战以保障江淮”之功绩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指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 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在主流话语的强大压力下，他这一“贼仁戕义”、 “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不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啻一道横天而至的闪电，曾经那么短暂而灿烂地照亮了“人文”的漫漫夜空。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王夫之在同书卷九、卷二十二、卷三十都对“张巡事件”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样的批判激情绝非单纯的史学兴趣，因为在明清之际，张巡许远故事是很高频地在历史舞台重演的（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何谓大思想家？何谓大师？社稷已屋，呼天无灵，悲愤填膺，他们并不因为“食人”可以为自己所捍卫的阵营带来某些利益而违心地高唱赞歌，他们懂得，不管什么借口，人都有不被同类吃掉的权力；他们懂得，人的生命永远比攻城略地更加珍贵；他们懂得，在应该坚守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上，还有“仁”或者“人”的最根本伦理原则永远不能动摇，永远不能毁 弃。顾和王的思想当然还很丰富，但在我看来，这一点言论却正好可以凸现他们作为一代大师阔大的气象与深沉的情怀。

    在亭林和船山两位先生之后，对张巡事件的反思其实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四《张巡妾》条以谈怪说异的方式，借张巡妾之口委婉地申说了自己的看法：“君为忠臣，吾有何罪，杀之以飨士卒？”渔洋山人平生气象端严，不为偏激之说，他对张巡妾的同情足以代表一个比较广泛的群体之观感了。到乾隆朝，讲求“性灵”的袁枚更是一眼觑定这个可以很好表达自己思路的事件，洋洋洒洒地做了《张巡杀妾论》，开篇就指出：“张巡可谓忠矣，然括城中老幼尽食之， 非训也；杀妾，非训也”（《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其后论证道：“孔孟之言，以为有民而后有社稷，民秉三纲五常之性，宁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 兽也。睢阳危急，是去食时也；食去民死，率其妾而死之，礼也。纵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并食其妾，是朱粲、赵思绾之为，非忠臣训也。臣事君，犹子事父也。父饿且死，杀子孙以奉之，非孝也”，最后这几句是指“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之类事情而言的，以此比附张巡，完全否定了其为“忠臣”的光环。

以下详尽分析张巡杀妾的几种目的可能：

   
    或谓巡之杀妾，激军心也。然军人食之，不足济一日之穷；敌人闻之，适足为急攻之计。或谓巡之杀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则爵为上公，妾无罪而形同犬彘，于心不安；请于朝而旌之，于事无济……孟子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杀一不辜而号忠臣，君子为之乎？

    至此，岂但否定张巡之为忠臣，连“君子”之称号也撤消了，笔下可谓全不留情面。袁简斋是太平盛世写翻案文章，为文而造情，自不及亭林、船山为可敬。但若考虑到船山之著述系在袁枚身后面世、袁氏并未受其影响的因素，则袁枚之见地也堪称不同凡响了。

    事情还没完。在这些非主流声音渐渐退潮而去的当口，李国文挟着数十年目睹“人不成其为人”的苍凉阅历，在他的奇文《唐末食人考》（《随笔》2000年第5期） 中又一次说起了“张巡事件”。他压抑着自己的愤怒说：“无论你有多么正当的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日之感，压迫得你连血管里的血液，都会凝滞住的”、“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留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 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

    “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是啊，在张巡事件里，这是我所听到的最沉痛的质问和悼念了。正义！正义！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作者：马大勇（吉大文学院）

 

人吃人，悲惨！那人杀人呢？

假如，我是说假如，南京被日军屠杀的人提前知道他们的命运（军人有投降的，可以享受战俘待遇。老百姓该怎么投降呢？），他们该怎么选择？

继续假如，日本人再次攻到南京城下，大家赌日本人会和平占领么？还是在战争刚刚发生时就立即去瑞士（前两次世界大战证明，那比较安全）？

古时的战争，动辄几十万部队的吃喝，有部分是靠沿途的烧杀抢掠来补充的，当官的也指望着发点战争财。所以，城破以后，他们的命运，即便当时不被杀死，很快也会有大部分被饿死，或者出逃避难外加要饭。死守，就结果来看，也是一样。问题是，他们是否求援了？“张巡死后的第三日，张镐率大部队赶到”这句话说明，张 巡的守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有人见死不救，害得他日夜空等，如果他没有了盼头，还会做这种选择么？自杀尽忠在当时也足够了，还可以不用背负“食人”的骂名。

不过，选择吃人这种方式来保存力量，还不如早点自杀，反正大唐早晚也是要亡国的。同理，如果再发生外敌入侵，大家最好选择自杀，或者死战，被敌人吃掉，总比自己吃自己强，嘿嘿。

我相信“等死，死国可乎？”如果我是睢阳城中的一员，也会去食人的，或者心甘情愿地被人食。即使不为了现在的世界，起码也要为了历史中激扬清越的盛世大唐，为捍卫它的尊严而死。终极关怀强调人性的至高无上，关注生命尊严和前景，可称是空谷足音，然而说多说滥，便有高调之嫌。就我看来，好像还没有哪个民 族、哪个人可以正大光明地说自己拥有终极关怀的素养。人类正义与国家正义面前，我宁可选择国家正义。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有段很精辟的话：“那些头 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安禄山攻下睢阳城会 怎样，今日无法揣测，不外乎又是个睢阳十日。但在那个时代，死守城池的行为无疑会激励起仁人志士之心，同仇敌忾，洗雪国耻。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巡守城是一道划破大唐黑夜的闪电，唤醒了哀叹的人们，更点燃了抗击敌人的复仇之火。至于这道闪电会不会刺痛某些人的眼球，则不足挂齿了

 

唐“安史之乱”时叛军将领尹子奇围攻直通江淮的要塞睢阳。张巡和许远合兵，士卒几千人，杀了六位建议投降的将领后死守睢阳。久围之下，食物殆尽，于是开始 吃战马。战马吃尽，开始抓麻雀老鼠。麻雀老鼠又吃尽，张巡拉出他的爱妾杀了给士卒吃，然后收罗城里的妇女，妇女吃尽，接着吃老弱男子。最后剩400余人， 睢阳被攻破，张巡被俘，后又被杀。
　　不知道各国的军规里有没有一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投降的具体规定。如果有这样的规定，我认为也是应该的，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但张巡有另外的追求，不必恶意揣度他是为了大唐复兴后可以加官进爵，可以相信他是在实践某种原则，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原则。鲁迅说封建礼教吃人，在张巡困守的睢阳城实实在在地吃起人来，只是从抽象转化成了具体而已。
　　对张巡的做法司马光和文天祥等人是大加赞赏和歌颂的。但毕竟人们慢慢认识到有些原则是高于君君臣臣这套原则的。清代王夫之说张巡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 固然很大，但是困守孤城、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只需一死明志，“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