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气量狭小，是事业乃至人生失败的性格原因
周瑜在《三国演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特别是在赤壁之战中，其韬略计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他智赚蒋干；计杀蔡瑁、张允；遣黄盖诈降；取庞统献连环计；最后终于一举击败曹军百万之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然而周郎气量狭小，城府太深，缺乏大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曹军军事上有百万之众，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孙刘两家若不联盟，势必一起被灭。当时刘备手下能安邦定国、经天纬地者唯孔明一人。对孙刘联盟的态度如何，集中体现在对孔明的态度如何。周瑜在这个问题上，目光短浅，不顾大局，思想的敏感点一直停留在一已一国私利之上。一旦发现孔明才干在自己之上，便千方百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先企图借曹操之手杀之；又打算以军法处之。两计不成，又派丁奉、徐盛以武力杀之。如不是孔明料事如神，势必死于周瑜之手，孙刘联盟必然就此破裂，并同被曹操所灭。
与周瑜相比，孔明则显出了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风度。他看清了孙刘两家必须联盟方能保存自己的政治形势后，便只身入吴，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力劝孙权。周瑜反复加害于他，他不计私怨，为促成孙刘联盟，忍辱负重，倾注了全部心血。就个人力量而论，周瑜远非孔明对手，但孔明在当时条件下，以大局为重，没有及时报复周瑜，非不能也，实不为之。这种宽宏的气量，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所学习的。但孔明的宽容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抓住周瑜的性格弱点，一气再气，终于将周瑜气死。这是由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我们现代人应持原谅态度。
周瑜气量狭小，不仅使自己过早谢世，抱负不得实现，也使东吴的事业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多么沉重的教训啊！
刘备一生功劳卓著，但因气量狭小亦使蜀汉元气大伤。当关羽荆州遭难之后，这位皇叔首先考虑的不是蜀汉事业的大计，而是一已私仇。为报关羽之仇，他不听孔明力劝，不顾一生操劳而换取的蜀汉江山，倾全国之兵力财力，因报仇心切，理智失调，终于被陆逊火烧连营。不仅使蜀汉走向衰败，自己也被气死白帝，重演了周郎的悲剧。
从气量上说，除孔明之外，司马懿亦算一绝。众所周知，司马懿在渭北连吃败仗而坚守不出时，孔明曾送去妇女衣物，并在信中大加侮辱，以激怒司马懿，达到使他出战之目的。“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司马懿知道出战必然失利，因此他为顾全大局，不动声色，甘愿受辱，如果没有这种气量，后果必不堪设想。
性格就是命运，今天的人们，为了有效应对生存发展的挑战，首先应该冶炼好自己的性格，因为这是成败的基因。
气是百病之源。气量小，小而言之无益于事业，大而言之，缩短寿命。现代人生存压力很大，多有烦心的事，所以心性修炼是第一自修课程。
二、信任、尊重是收人才之心的巨大力量
刘备杀出一条生路，并有了自己的地盘，靠的就是尊重人才，信任人才，收服了人才之心。
刘备当初转战南北十余年，接连失败，他投曹操、事吕布、靠袁绍、依刘表，始终无立足之地。诸葛亮出山，才使他如鱼得水，烧赤壁、夺荆州、入西川，成就事业。诸葛亮的出世，是他一生事业的决定性转折。诸葛亮虽是“绝代奇才”，但如没有刘备这样的明主，其才能也是不得以充分发挥的。对关羽、张飞、赵云乃至跟随他的任何人，都是心心相印，从来没有怀疑过，刘备团队是最铁板一块的团队，没有发生过任何因上下级不信任而倒置的悲剧。这都是由于刘备对人才信任、尊重而带来的凝聚力。
对比刘备，其子阿斗则恰恰相反。
首先，他违背父皇遗诏，失之于孔明。孔明四出祁山时，李严差苟安送粮米到军中交割。苟安好酒，于路怠慢，到军中违限十日，按军令当斩，但孔明接受杨仪之谏，没杀苟安，只仗八十就放了。苟安心中怀恨，投降曹操。并遵照司马懿的离间计，回成都散布流言，说孔明“有怨上之心。”阿斗听后，轻信谣言，并听信宦官的话将孔明“诏回成都，削去兵权。”使孔明四出祁山的北伐前功尽弃。
其次，失之于姜维。
姜维是继孔明之后蜀汉的又一支架海金梁，像孔明一样忠心耿耿。阿斗却听信黄皓谗言，不予信任。姜维八伐中原，败邓艾于洮阳。正当此时，阿斗却“急遗使赍诏，宣姜维班师回朝。”并命阎宇代之。姜维返回成都，要求诛杀黄皓，阿斗反而为黄皓说情。公元263年，曹魏派钟会，邓艾二将大军攻蜀，姜维立即写表早奏阿斗：“请降诏，乃遗左骑将军张翼，领兵守护阳平关；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守护阴平桥，这二处极为重要，若失二处，汉中不保，又入吴求救，臣自提沓中之兵一面拒敌。”这本是一个很好的破敌之策，可是阿斗又听信黄皓谗言，认为“此乃姜维欲立功名，故申其表也。”结果拒不发兵，求师婆问吉凶，致使邓艾偷渡阴平，直至灭掉蜀国。至此，刘备一生闯荡开创的蜀汉基业，被阿斗轻而易举地断送了。
从蜀汉的兴衰明显看出，对人才，特别是栋梁之才的信任尊重，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用人对错，是事业成败的直接原因
刘备立足，蜀汉之兴，在于诸葛亮；刘备之败，蜀汉之亡，亦在于诸葛亮。诸葛亮三次关键处用人不当，使蜀汉衰亡成为定势。第一次是误用关羽扼守华容道。关羽重义轻利，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他明知故犯，仍用关羽，很难说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因关羽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又深得刘备敬爱。要制服关羽，诸葛亮不耍些政治手段恐难以达到，我认为这是诸葛亮逼关羽就犯军法，以收其心。结果关羽为博取重义的虚名，违抗了军令，华容道上拿原则做了交易，私自放走了束手待毙的曹操。倘若使张飞、赵云去华容道，曹操必被捉拿。但因诸葛亮故意用人之短，从而失去了一大良机。
第二次是误用关羽守荆州。不过这次不是故意，而是出于几种复杂的自私心理不得不用关羽。一是感情用事，关于守荆州人选，刘备并未亲定，而是让诸葛亮“量才录用”，把守荆州之事交付诸葛亮全权处理。然而，诸葛亮错误的揣测刘备的用意，认为刘备“今教关平赍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当此重任。”于是他为了迎合刘备心理，把留守荆州的重任交给了关羽。其实关羽这样一个骄傲轻敌的人守荆州，诸葛亮自已也是心怀不安的。“欲待不与，其言已出。”只好在入川前留下了“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可见，诸葛亮将错就错的留用关羽，有他不便明言的隐私。刘备最可信赖的是关羽，碍着君臣情面，只好曲迎刘备，这是其一；其二，关羽好胜心切，既然刘备要诸葛亮“量才录用”，诸葛亮已当众交割了印绶，再改主意，于自己的面子不好看。正是由于这些私心杂念作怪，至使诸葛亮第二次用关羽之短，导致荆州失守，刘备复仇残败，使蜀汉大业的兴盛开始走向衰败。
两次误用关羽，并没有使诸葛亮认真总结教训，以至于出现了误用马谡的又一严重错误。
应该说，马谡是个深通谋略，颇有相佐之才的人物。诸葛亮南征时，他建议攻心为上计，与诸葛亮不谋而合。诸葛亮北上伐魏，虑魏有司马懿，马谡进反间之计，离间曹睿与司马懿，使曹睿生疑，解除了司马懿的兵权，清除了诸葛亮北伐的一大障碍。正因为此，诸葛亮称马谡为“当世之英才”。但诸葛亮忽视了另一面，马谡是相佐之才，并非将帅之才。刘备也曾告诫诸葛亮对马谡其人“宜深察之”，但偏爱模糊了诸葛亮的眼睛，把守街亭的重任轻付于马谡。街亭是诸葛亮进出祁山的咽喉要道，扼守街亭，进可伐中原，退可守汉中。倘诸葛亮早派一能征惯战之将堵死街亭要道，攻取北魏腑地大有希望，蜀汉可以由衰再盛，甚至有完成大统之可能。然而，诸葛亮却把守街亭的任务交给了虽有谋略但无沙场实践经验的马谡，导致街亭失守。不但失去了占据中原的良机，还逼迫自己挺而走险，唱起了空城计。如果派魏延去，必能大功告成。如果说由荆州之失导致的彝陵之败使蜀汉元气大伤的话，那么街亭之失则使蜀汉刚刚恢复的一点元气损失殆尽。诸葛亮五丈原过早谢世，不能说与这些心灵的打击没有关系。
言及用人，吴主孙权堪称一绝。
当年十八路诸侯以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孙坚作为先锋处处不顺，尤其是负责粮草的袁术因怕孙坚功劳大，处处搞小动作，使孙坚很感压抑，以后未等事业扩大，死于非命。
但我认为孙坚的最大幸运，不是有地盘，有资产，而是有两个好儿子：孙策和孙权。这不仅是活财富，而且是巨大的流动财富，实践证明，有了这两个儿子，才使他的未竟事业得到延续。而且上帝很会给这两个儿子分工，一个尚武，一个崇文。一个开国英雄，一个守成明主。一个勇敢，一个稳重。孙策骁勇善战，夹死一将喝死一将，人称小霸王。孙权年轻持重，办事周密，遇大事不糊涂，特别是关键时刻用人无误。他首先委任三十四岁的周瑜为大都督总管全国兵马。结果赤壁之战，使东吴转危为安，成为东吴第一支擎天柱。其次是起用鲁肃，使鲁肃为孙权坐断江东提出的方略，成了东吴立国的根本国策，成为东吴的第二支擎天柱。第三，提拔出身贫寒的吕蒙。结果，吕蒙总军三万，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活捉了关羽，成为东吴的第三支擎天柱。第四，提拔陆逊为大都督，结果火烧连营，大败刘备七十万大军的入侵，成为东吴第四支擎天柱。东吴的生存，皆赖孙权几次关键时刻用人无误，倘若其中任何一支擎天柱用错，都将危及东吴的生死存亡，正因为此，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才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由衷慨叹。
四、广开智囊，是最佳决策的重要参照
《三国演义》中自始至终都贯穿了“成事在于人谋”的思想。言路通畅，民主氛围相对浓烈。
刘备、曹操、孙权三人，都十分重视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他们各自招揽了一批足智多谋的人物在自己的周围，做为决策智囊。刘备为寻孔明，竞“斋戒薰沐”，三顾茅庐，意在得济世之人。郭嘉身亡，曹操哭倒在地：“奉孝死，乃天丧吾也！”他们把天下兴亡与谋士得失联系起来，足见他们对智囊的重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写道：“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再三叮咛刘禅事事咨询，以免失察误国。曹操遇事便“升帐会文武百官”，有疑便“聚诸众谋士商议”，向他们寻谋问策。可见，三国时期广开言路，重视智囊，已达到了很普遍的程度。
《三国演义》中战争的胜负，皆决定于是否有奇谋良策。而奇谋良策的获得，决定于是否广开言路，充分发挥智囊人员的作用。
建安三年，曹操率大军直抵南阳城下讨伐张绣，他想出声东击西的计策，在城西北佯攻而意在东南。张绣的谋臣贾诩识穿了曹操的诡计，建议将计就计，虚守西北而伏兵东南。“绣喜从其计”，结果大败曹兵五万余人。张绣立即乘胜追击，贾翊劝阻不住，结果大败而回。张绣败回后，贾翊劝张绣“整兵再往追之”，张绣认为这是开玩笑，贾翊却严肃地说：“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我首。”张绣引兵复追，果然获胜而归。若非贾翊进献良策，张绣非但不能取胜，而且早就城破人亡了。这次战争，显然是谋士贾翊起了决定作用。
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也是因为关键时刻接受了三次建议。第一次，袁绍欲南下渡河，曹操初时并不想战，“恨力不及”，是郭嘉进行了“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的分析，才使曹操北战袁绍。第二次，当袁绍为保大军渡河而派颜良进攻白马时，曹操又采取荀攸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斩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使袁军陷于被动。第三次是曹军与袁绍对峙最为困难时，荀或写来一封信，认为双方都有困难，谁坚持谁就胜利，曹操又采纳了。最关键是采取了许攸烧粮草的计策。结果终于击败袁军，统一了北方。
东吴面临刘备七百里连营大兵压境之危，一班文武惊惶失措，无计可施，惟谋士阚泽独具慧眼，向孙权推荐陆逊之帅才。同僚张昭，步骘，顾雍等人提出反对时，阚泽大声疾呼：“若不用陆逊，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大胜刘备。事后，孙权发出感叹之言：“非德润（阚泽）之言，孤几误大事。”
《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写曹操既定并州，议取乌桓时，曹洪等将领谏止道：“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去，倘刘备、刘表乘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加师勿进为上。”谋士郭嘉全面分析了进取乌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力主进兵。两种意见各有道理。曹操不以言者多寡作为决策依据，而是广开言路，兼听众见，择善而从。认为众人言虽有道理，但审时度势，并不可取；郭嘉虽一人之意，但言之有据，故称赞曰：“奉孝之言极是。”于是采纳了郭嘉的建议，“轻兵兼道而出，掩其不备”，取得乌桓的胜利。可见，广开智囊，是择善而从的必要前提。
与此相反，领导者如不会使用智囊，甚至听不进良言，凡事一意孤行，战而必败。赤壁一战，谋士程昱谏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可曹操却置之一笑。荀攸提醒：“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曹操仍执一已之见，不加防备。结果，所有战船被烧，败回北方，从此一蹶不振。袁绍手下的田丰、审配、沮授，许攸，其才能不在荀或，郭嘉之下，但由于袁绍闭塞言路，不纳忠言，在同曹操的抗争中一败再败。田丰等人对袁绍忠心耿耿，有计必献。官渡之战前夕，田丰、沮授冒死进谏。或劝袁绍“静守以待天时”，或劝袁绍“缓守”。可袁绍皆不理睬，并以扰乱军心罪将二人囚禁。袁曹相拒月余，不见功效。此时许攸又荐良策，建议袁绍乘虚袭取许昌，袁绍不仅不采纳，反而又欲加害。逼得许攸投曹，献烧粮计。袁绍败后，不思总结经验以图再举，反而诛杀忠臣，逼田丰自刎。
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一战中，表现了两者开塞言路不同，对待智囊作用的态度不同，这一点上的本质差异，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胜败。
曹操在广开言路，广泛发挥智囊作用方面，超过了孙权、刘备。因此他手下总是人才济济，乐进忠言。刘备手下人虽不少，但多是平庸之辈，遇事唯听诸葛亮一人之言，离了这根拐仗就有倒下的危险。孙权谋士众多，但在广开言路上也不及曹操。
五、真才实学，是威信产生的可靠根基
威信不是自己吹起来的，也不是他人捧起来的，而是靠真才实学干出来的。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立世。否则，必然昙花一现。年轻同志初出茅庐，德微望轻，往往难以服众。唯一的出路在于自己靠真本领干出一些令人心悦诚服的事情来，如果自己无能，即使有热心的领导扶持，也是难以安身立命的。从三国几位年轻统帅的实践中，更能发现这个经验。
诸葛亮初出茅庐任军师年仅二十六岁。尽管刘备“以师礼待之”，但他在军士中却没有一占儿威信。人们担心、怀疑，关张二位主要将领更不服气，公开指责刘备：“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不久，曹操出兵十万进兵刘备驻地新野，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调兵遣将，张飞对关羽说：“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诸葛亮定下在博望坡设伏火烧曹军的计划，给众将一一分派了任务，自己留守县城。张飞听后大笑：“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坐地，好自在！”当面顶撞，不服指挥。当诸葛亮宣布“违令者斩”的军纪和刘备教育他“不可违令”后，张飞冷笑而去。组织上服从，心里却没服。关羽对张飞说：“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那时却来问他末迟。”当这一仗大获全胜后，关张二将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心悦庆服地说：“孔明真英杰也！”在得胜回营途中，见到诸葛亮，二人“下马拜伏于车前。”仅此一仗，诸葛亮的威信便树立起来。人们由不服气到服气，完全决定于他料敌如神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决非靠刘备的面子。
东吴孙权本人即是一位雄姿英发的少年君主，因而他非常重视青年贤才。重用三十四岁的周瑜，敬重二十几岁的鲁肃，提拔二十几岁的吕蒙，尤为突出的是破格起用毫无名望的青年将领陆逊。这些人才的威信并非孙权树立起来的，主要也是靠自己的真本领干出来的。
周瑜被任命为都督时，威信也不高，身居副都督之职的老将程普就不服气。认为自己比周瑜年纪大，阅历广，又是开国元老，周瑜第一天升帐，程普就托病不去，命长子程咨代他应付差事。面对曹军数十万大军，周瑜镇定自若，调兵遣将，部署严密精当，颇有大将风度。程咨回去告诉程普，说周瑜用兵“动止有法”，程普大吃一惊说：“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于是亲自到行营谢罪。赤壁一战，周瑜誉满三军，老将程普更加佩服，逢人便讲：“与周公瑾交往，就像喝醇和的酒，不知不觉地就醉了。”周瑜得到三军敬爱，尤其是让老将程普佩服，并没有靠孙权赐的先斩后奏之剑吓人，也没有靠封官许愿笼络人心，而是靠自己调兵“动止有法”的真实本领。
陆逊刚出任都督时，处境更加艰难。遭到元老谋臣的大量反对。连孙权也在这里为陆逊担了许多责难之词。张昭说：“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敌手；恐不可用。”顾雍说：“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公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步骘也说：“逊才堪治郡耳；若抚以大事，非其宜也。”孙权力排众议，断然地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并立即召见陆逊，接受阚泽建议，筑坛拜将，大会百官赐以印缓宝剑，拜为大都督，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孙权这样器重年轻的将领，在三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然而，虽然有孙权这个巨大的靠山，陆逊的日子仍不好过。他受任之后，亲临前线，众将不服，仍在埋怨：“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等陆逊来时，“众皆不服，逊升收议事，众人勉强参贺。”次日，陆逊命令诸将守住隘口，不许轻敌，众皆笑懦，不肯坚守。当陆逊宣布“如违令者斩”，众皆愤愤而退。后来刘备亲率先头部队攻打吴军阵地，陆逊怕韩当妄动，飞马赶来，韩当想杀出去，陆逊不同意，叫“乘高守险”，“以观其变”。并对敌情作了知彼的分析，对韩当说：“吾当以奇计胜之”。对此，“韩当口虽应诺，心中只是不服。”等到蜀军移营深林之处，周泰要与韩当分两路进攻蜀军先锋吴班。吴班部队不满万人，皆老弱之众，陆逊认为蜀军必有伏兵，众将听了，皆以为懦。次日，蜀军先锋部队又来关前挑战，诸将又来向陆逊请战，陆逊仍不同意，说这是诱敌之计，“三日后必见其诈矣。”徐盛说：“三日后蜀军移营定，怎么能进攻它呢？”陆逊说：“我正需要蜀军移营呢！”对此，“众将哂笑而退。”三日后，刘备果然率伏兵从山谷中出来，吴兵见了，尽皆胆裂。陆逊却说：“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内，必破蜀矣。”诸将不解，认为破蜀应在移营之初，陆逊说了一番“取之正在今日”的道理，“诸将方才叹服”。结果是，火攻连营七百里，刘备大败白帝城。陆逊冲破重重阻力，一举成名。从“众皆不服”到“诸将方才叹服”的转变，关键在于他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沉着老练，胸有成竹，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从孔明、周瑜、陆逊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受命之际，开始威信都不高，都遇到了强有力的不服气者。但他们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实际行动征服了众人，取得了威信。当然，胜败乃兵家常事，初次失败就“盖棺论定”也是不足取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