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现代启示

一、 气量狭小,是事业乃至人生失败的性格原因

 

周瑜在《三国演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特别是在赤壁之战中,其韬略计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他智赚蒋干;计杀蔡瑁、张允;遣黄盖诈降;取庞统献连环计;最后终于一举击败曹军百万之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然而周郎气量狭小,城府太深,缺乏大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曹军军事上有百万之众,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孙刘两家若不联盟,势必一起被灭。当时刘备手下能安邦定国、经天纬地者唯孔明一人。对孙刘联盟的态度如何,集中体现在对孔明的态度如何。周瑜在这个问题上,目光短浅,不顾大局,思想的敏感点一直停留在一已一国私利之上。一旦发现孔明才干在自己之上,便千方百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先企图借曹操之手杀之;又打算以军法处之。两计不成,又派丁奉、徐盛以武力杀之。如不是孔明料事如神,势必死于周瑜之手,孙刘联盟必然就此破裂,并同被曹操所灭。

 

与周瑜相比,孔明则显出了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风度。他看清了孙刘两家必须联盟方能保存自己的政治形势后,便只身入吴,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力劝孙权。周瑜反复加害于他,他不计私怨,为促成孙刘联盟,忍辱负重,倾注了全部心血。就个人力量而论,周瑜远非孔明对手,但孔明在当时条件下,以大局为重,没有及时报复周瑜,非不能也,实不为之。这种宽宏的气量,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所学习的。但孔明的宽容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抓住周瑜的性格弱点,一气再气,终于将周瑜气死。这是由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我们现代人应持原谅态度。

 

周瑜气量狭小,不仅使自己过早谢世,抱负不得实现,也使东吴的事业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多么沉重的教训啊!

 

刘备一生功劳卓著,但因气量狭小亦使蜀汉元气大伤。当关羽荆州遭难之后,这位皇叔首先考虑的不是蜀汉事业的大计,而是一已私仇。为报关羽之仇,他不听孔明力劝,不顾一生操劳而换取的蜀汉江山,倾全国之兵力财力,因报仇心切,理智失调,终于被陆逊火烧连营。不仅使蜀汉走向衰败,自己也被气死白帝,重演了周郎的悲剧。

 

从气量上说,除孔明之外,司马懿亦算一绝。众所周知,司马懿在渭北连吃败仗而坚守不出时,孔明曾送去妇女衣物,并在信中大加侮辱,以激怒司马懿,达到使他出战之目的。“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司马懿知道出战必然失利,因此他为顾全大局,不动声色,甘愿受辱,如果没有这种气量,后果必不堪设想。

 

性格就是命运,今天的人们,为了有效应对生存发展的挑战,首先应该冶炼好自己的性格,因为这是成败的基因。

 

气是百病之源。气量小,小而言之无益于事业,大而言之,缩短寿命。现代人生存压力很大,多有烦心的事,所以心性修炼是第一自修课程。

 

二、信任、尊重是收人才之心的巨大力量

 

刘备杀出一条生路,并有了自己的地盘,靠的就是尊重人才,信任人才,收服了人才之心。

 

刘备当初转战南北十余年,接连失败,他投曹操、事吕布、靠袁绍、依刘表,始终无立足之地。诸葛亮出山,才使他如鱼得水,烧赤壁、夺荆州、入西川,成就事业。诸葛亮的出世,是他一生事业的决定性转折。诸葛亮虽是“绝代奇才”,但如没有刘备这样的明主,其才能也是不得以充分发挥的。对关羽、张飞、赵云乃至跟随他的任何人,都是心心相印,从来没有怀疑过,刘备团队是最铁板一块的团队,没有发生过任何因上下级不信任而倒置的悲剧。这都是由于刘备对人才信任、尊重而带来的凝聚力。

 

对比刘备,其子阿斗则恰恰相反。

 

首先,他违背父皇遗诏,失之于孔明。孔明四出祁山时,李严差苟安送粮米到军中交割。苟安好酒,于路怠慢,到军中违限十日,按军令当斩,但孔明接受杨仪之谏,没杀苟安,只仗八十就放了。苟安心中怀恨,投降曹操。并遵照司马懿的离间计,回成都散布流言,说孔明“有怨上之心。”阿斗听后,轻信谣言,并听信宦官的话将孔明“诏回成都,削去兵权。”使孔明四出祁山的北伐前功尽弃。

 

其次,失之于姜维。

 

姜维是继孔明之后蜀汉的又一支架海金梁,像孔明一样忠心耿耿。阿斗却听信黄皓谗言,不予信任。姜维八伐中原,败邓艾于洮阳。正当此时,阿斗却“急遗使赍诏,宣姜维班师回朝。”并命阎宇代之。姜维返回成都,要求诛杀黄皓,阿斗反而为黄皓说情。公元263年,曹魏派钟会,邓艾二将大军攻蜀,姜维立即写表早奏阿斗:“请降诏,乃遗左骑将军张翼,领兵守护阳平关;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守护阴平桥,这二处极为重要,若失二处,汉中不保,又入吴求救,臣自提沓中之兵一面拒敌。”这本是一个很好的破敌之策,可是阿斗又听信黄皓谗言,认为“此乃姜维欲立功名,故申其表也。”结果拒不发兵,求师婆问吉凶,致使邓艾偷渡阴平,直至灭掉蜀国。至此,刘备一生闯荡开创的蜀汉基业,被阿斗轻而易举地断送了。

 

从蜀汉的兴衰明显看出,对人才,特别是栋梁之才的信任尊重,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用人对错,是事业成败的直接原因

 

刘备立足,蜀汉之兴,在于诸葛亮;刘备之败,蜀汉之亡,亦在于诸葛亮。诸葛亮三次关键处用人不当,使蜀汉衰亡成为定势。第一次是误用关羽扼守华容道。关羽重义轻利,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他明知故犯,仍用关羽,很难说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因关羽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又深得刘备敬爱。要制服关羽,诸葛亮不耍些政治手段恐难以达到,我认为这是诸葛亮逼关羽就犯军法,以收其心。结果关羽为博取重义的虚名,违抗了军令,华容道上拿原则做了交易,私自放走了束手待毙的曹操。倘若使张飞、赵云去华容道,曹操必被捉拿。但因诸葛亮故意用人之短,从而失去了一大良机。

 

第二次是误用关羽守荆州。不过这次不是故意,而是出于几种复杂的自私心理不得不用关羽。一是感情用事,关于守荆州人选,刘备并未亲定,而是让诸葛亮“量才录用”,把守荆州之事交付诸葛亮全权处理。然而,诸葛亮错误的揣测刘备的用意,认为刘备“今教关平赍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当此重任。”于是他为了迎合刘备心理,把留守荆州的重任交给了关羽。其实关羽这样一个骄傲轻敌的人守荆州,诸葛亮自已也是心怀不安的。“欲待不与,其言已出。”只好在入川前留下了“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可见,诸葛亮将错就错的留用关羽,有他不便明言的隐私。刘备最可信赖的是关羽,碍着君臣情面,只好曲迎刘备,这是其一;其二,关羽好胜心切,既然刘备要诸葛亮“量才录用”,诸葛亮已当众交割了印绶,再改主意,于自己的面子不好看。正是由于这些私心杂念作怪,至使诸葛亮第二次用关羽之短,导致荆州失守,刘备复仇残败,使蜀汉大业的兴盛开始走向衰败。

 

两次误用关羽,并没有使诸葛亮认真总结教训,以至于出现了误用马谡的又一严重错误。

 

应该说,马谡是个深通谋略,颇有相佐之才的人物。诸葛亮南征时,他建议攻心为上计,与诸葛亮不谋而合。诸葛亮北上伐魏,虑魏有司马懿,马谡进反间之计,离间曹睿与司马懿,使曹睿生疑,解除了司马懿的兵权,清除了诸葛亮北伐的一大障碍。正因为此,诸葛亮称马谡为“当世之英才”。但诸葛亮忽视了另一面,马谡是相佐之才,并非将帅之才。刘备也曾告诫诸葛亮对马谡其人“宜深察之”,但偏爱模糊了诸葛亮的眼睛,把守街亭的重任轻付于马谡。街亭是诸葛亮进出祁山的咽喉要道,扼守街亭,进可伐中原,退可守汉中。倘诸葛亮早派一能征惯战之将堵死街亭要道,攻取北魏腑地大有希望,蜀汉可以由衰再盛,甚至有完成大统之可能。然而,诸葛亮却把守街亭的任务交给了虽有谋略但无沙场实践经验的马谡,导致街亭失守。不但失去了占据中原的良机,还逼迫自己挺而走险,唱起了空城计。如果派魏延去,必能大功告成。如果说由荆州之失导致的彝陵之败使蜀汉元气大伤的话,那么街亭之失则使蜀汉刚刚恢复的一点元气损失殆尽。诸葛亮五丈原过早谢世,不能说与这些心灵的打击没有关系。

 

言及用人,吴主孙权堪称一绝。

 

当年十八路诸侯以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孙坚作为先锋处处不顺,尤其是负责粮草的袁术因怕孙坚功劳大,处处搞小动作,使孙坚很感压抑,以后未等事业扩大,死于非命。

 

但我认为孙坚的最大幸运,不是有地盘,有资产,而是有两个好儿子:孙策和孙权。这不仅是活财富,而且是巨大的流动财富,实践证明,有了这两个儿子,才使他的未竟事业得到延续。而且上帝很会给这两个儿子分工,一个尚武,一个崇文。一个开国英雄,一个守成明主。一个勇敢,一个稳重。孙策骁勇善战,夹死一将喝死一将,人称小霸王。孙权年轻持重,办事周密,遇大事不糊涂,特别是关键时刻用人无误。他首先委任三十四岁的周瑜为大都督总管全国兵马。结果赤壁之战,使东吴转危为安,成为东吴第一支擎天柱。其次是起用鲁肃,使鲁肃为孙权坐断江东提出的方略,成了东吴立国的根本国策,成为东吴的第二支擎天柱。第三,提拔出身贫寒的吕蒙。结果,吕蒙总军三万,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活捉了关羽,成为东吴的第三支擎天柱。第四,提拔陆逊为大都督,结果火烧连营,大败刘备七十万大军的入侵,成为东吴第四支擎天柱。东吴的生存,皆赖孙权几次关键时刻用人无误,倘若其中任何一支擎天柱用错,都将危及东吴的生死存亡,正因为此,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才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由衷慨叹。

 

四、广开智囊,是最佳决策的重要参照

 

《三国演义》中自始至终都贯穿了“成事在于人谋”的思想。言路通畅,民主氛围相对浓烈。

 

刘备、曹操、孙权三人,都十分重视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他们各自招揽了一批足智多谋的人物在自己的周围,做为决策智囊。刘备为寻孔明,竞“斋戒薰沐”,三顾茅庐,意在得济世之人。郭嘉身亡,曹操哭倒在地:“奉孝死,乃天丧吾也!”他们把天下兴亡与谋士得失联系起来,足见他们对智囊的重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写道:“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再三叮咛刘禅事事咨询,以免失察误国。曹操遇事便“升帐会文武百官”,有疑便“聚诸众谋士商议”,向他们寻谋问策。可见,三国时期广开言路,重视智囊,已达到了很普遍的程度。

 

《三国演义》中战争的胜负,皆决定于是否有奇谋良策。而奇谋良策的获得,决定于是否广开言路,充分发挥智囊人员的作用。

 

建安三年,曹操率大军直抵南阳城下讨伐张绣,他想出声东击西的计策,在城西北佯攻而意在东南。张绣的谋臣贾诩识穿了曹操的诡计,建议将计就计,虚守西北而伏兵东南。“绣喜从其计”,结果大败曹兵五万余人。张绣立即乘胜追击,贾翊劝阻不住,结果大败而回。张绣败回后,贾翊劝张绣“整兵再往追之”,张绣认为这是开玩笑,贾翊却严肃地说:“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我首。”张绣引兵复追,果然获胜而归。若非贾翊进献良策,张绣非但不能取胜,而且早就城破人亡了。这次战争,显然是谋士贾翊起了决定作用。

 

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也是因为关键时刻接受了三次建议。第一次,袁绍欲南下渡河,曹操初时并不想战,“恨力不及”,是郭嘉进行了“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的分析,才使曹操北战袁绍。第二次,当袁绍为保大军渡河而派颜良进攻白马时,曹操又采取荀攸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斩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使袁军陷于被动。第三次是曹军与袁绍对峙最为困难时,荀或写来一封信,认为双方都有困难,谁坚持谁就胜利,曹操又采纳了。最关键是采取了许攸烧粮草的计策。结果终于击败袁军,统一了北方。

 

东吴面临刘备七百里连营大兵压境之危,一班文武惊惶失措,无计可施,惟谋士阚泽独具慧眼,向孙权推荐陆逊之帅才。同僚张昭,步骘,顾雍等人提出反对时,阚泽大声疾呼:“若不用陆逊,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大胜刘备。事后,孙权发出感叹之言:“非德润(阚泽)之言,孤几误大事。”

 

《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写曹操既定并州,议取乌桓时,曹洪等将领谏止道:“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去,倘刘备、刘表乘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加师勿进为上。”谋士郭嘉全面分析了进取乌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力主进兵。两种意见各有道理。曹操不以言者多寡作为决策依据,而是广开言路,兼听众见,择善而从。认为众人言虽有道理,但审时度势,并不可取;郭嘉虽一人之意,但言之有据,故称赞曰:“奉孝之言极是。”于是采纳了郭嘉的建议,“轻兵兼道而出,掩其不备”,取得乌桓的胜利。可见,广开智囊,是择善而从的必要前提。

 

与此相反,领导者如不会使用智囊,甚至听不进良言,凡事一意孤行,战而必败。赤壁一战,谋士程昱谏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可曹操却置之一笑。荀攸提醒:“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曹操仍执一已之见,不加防备。结果,所有战船被烧,败回北方,从此一蹶不振。袁绍手下的田丰、审配、沮授,许攸,其才能不在荀或,郭嘉之下,但由于袁绍闭塞言路,不纳忠言,在同曹操的抗争中一败再败。田丰等人对袁绍忠心耿耿,有计必献。官渡之战前夕,田丰、沮授冒死进谏。或劝袁绍“静守以待天时”,或劝袁绍“缓守”。可袁绍皆不理睬,并以扰乱军心罪将二人囚禁。袁曹相拒月余,不见功效。此时许攸又荐良策,建议袁绍乘虚袭取许昌,袁绍不仅不采纳,反而又欲加害。逼得许攸投曹,献烧粮计。袁绍败后,不思总结经验以图再举,反而诛杀忠臣,逼田丰自刎。

 

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一战中,表现了两者开塞言路不同,对待智囊作用的态度不同,这一点上的本质差异,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胜败。

 

曹操在广开言路,广泛发挥智囊作用方面,超过了孙权、刘备。因此他手下总是人才济济,乐进忠言。刘备手下人虽不少,但多是平庸之辈,遇事唯听诸葛亮一人之言,离了这根拐仗就有倒下的危险。孙权谋士众多,但在广开言路上也不及曹操。

 

五、真才实学,是威信产生的可靠根基

 

威信不是自己吹起来的,也不是他人捧起来的,而是靠真才实学干出来的。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立世。否则,必然昙花一现。年轻同志初出茅庐,德微望轻,往往难以服众。唯一的出路在于自己靠真本领干出一些令人心悦诚服的事情来,如果自己无能,即使有热心的领导扶持,也是难以安身立命的。从三国几位年轻统帅的实践中,更能发现这个经验。

 

诸葛亮初出茅庐任军师年仅二十六岁。尽管刘备“以师礼待之”,但他在军士中却没有一占儿威信。人们担心、怀疑,关张二位主要将领更不服气,公开指责刘备:“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不久,曹操出兵十万进兵刘备驻地新野,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调兵遣将,张飞对关羽说:“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诸葛亮定下在博望坡设伏火烧曹军的计划,给众将一一分派了任务,自己留守县城。张飞听后大笑:“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坐地,好自在!”当面顶撞,不服指挥。当诸葛亮宣布“违令者斩”的军纪和刘备教育他“不可违令”后,张飞冷笑而去。组织上服从,心里却没服。关羽对张飞说:“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那时却来问他末迟。”当这一仗大获全胜后,关张二将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心悦庆服地说:“孔明真英杰也!”在得胜回营途中,见到诸葛亮,二人“下马拜伏于车前。”仅此一仗,诸葛亮的威信便树立起来。人们由不服气到服气,完全决定于他料敌如神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决非靠刘备的面子。

 

东吴孙权本人即是一位雄姿英发的少年君主,因而他非常重视青年贤才。重用三十四岁的周瑜,敬重二十几岁的鲁肃,提拔二十几岁的吕蒙,尤为突出的是破格起用毫无名望的青年将领陆逊。这些人才的威信并非孙权树立起来的,主要也是靠自己的真本领干出来的。

 

周瑜被任命为都督时,威信也不高,身居副都督之职的老将程普就不服气。认为自己比周瑜年纪大,阅历广,又是开国元老,周瑜第一天升帐,程普就托病不去,命长子程咨代他应付差事。面对曹军数十万大军,周瑜镇定自若,调兵遣将,部署严密精当,颇有大将风度。程咨回去告诉程普,说周瑜用兵“动止有法”,程普大吃一惊说:“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于是亲自到行营谢罪。赤壁一战,周瑜誉满三军,老将程普更加佩服,逢人便讲:“与周公瑾交往,就像喝醇和的酒,不知不觉地就醉了。”周瑜得到三军敬爱,尤其是让老将程普佩服,并没有靠孙权赐的先斩后奏之剑吓人,也没有靠封官许愿笼络人心,而是靠自己调兵“动止有法”的真实本领。

 

陆逊刚出任都督时,处境更加艰难。遭到元老谋臣的大量反对。连孙权也在这里为陆逊担了许多责难之词。张昭说:“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敌手;恐不可用。”顾雍说:“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公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步骘也说:“逊才堪治郡耳;若抚以大事,非其宜也。”孙权力排众议,断然地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并立即召见陆逊,接受阚泽建议,筑坛拜将,大会百官赐以印缓宝剑,拜为大都督,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孙权这样器重年轻的将领,在三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然而,虽然有孙权这个巨大的靠山,陆逊的日子仍不好过。他受任之后,亲临前线,众将不服,仍在埋怨:“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等陆逊来时,“众皆不服,逊升收议事,众人勉强参贺。”次日,陆逊命令诸将守住隘口,不许轻敌,众皆笑懦,不肯坚守。当陆逊宣布“如违令者斩”,众皆愤愤而退。后来刘备亲率先头部队攻打吴军阵地,陆逊怕韩当妄动,飞马赶来,韩当想杀出去,陆逊不同意,叫“乘高守险”,“以观其变”。并对敌情作了知彼的分析,对韩当说:“吾当以奇计胜之”。对此,“韩当口虽应诺,心中只是不服。”等到蜀军移营深林之处,周泰要与韩当分两路进攻蜀军先锋吴班。吴班部队不满万人,皆老弱之众,陆逊认为蜀军必有伏兵,众将听了,皆以为懦。次日,蜀军先锋部队又来关前挑战,诸将又来向陆逊请战,陆逊仍不同意,说这是诱敌之计,“三日后必见其诈矣。”徐盛说:“三日后蜀军移营定,怎么能进攻它呢?”陆逊说:“我正需要蜀军移营呢!”对此,“众将哂笑而退。”三日后,刘备果然率伏兵从山谷中出来,吴兵见了,尽皆胆裂。陆逊却说:“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内,必破蜀矣。”诸将不解,认为破蜀应在移营之初,陆逊说了一番“取之正在今日”的道理,“诸将方才叹服”。结果是,火攻连营七百里,刘备大败白帝城。陆逊冲破重重阻力,一举成名。从“众皆不服”到“诸将方才叹服”的转变,关键在于他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沉着老练,胸有成竹,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从孔明、周瑜、陆逊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受命之际,开始威信都不高,都遇到了强有力的不服气者。但他们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实际行动征服了众人,取得了威信。当然,胜败乃兵家常事,初次失败就“盖棺论定”也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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