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南京时，特地去了一下秦淮河，月色格外迷人，灯光照例俗艳。
没有柳如是的秦淮河，鸭子卖得再好也是无趣。
前些日子读了美国汉学家司徒琳的《南明史》，叙事细腻，文风简练，南明史之杰作，唯一不满意的是提都没提柳如是。
不过在帝国也如齑粉的大历史中，小儿女确实只是风中草芥。
今天只想延续一下司徒老先生的话题：为何南宋能有150多年国祚，而南明只有短短的18年？
明帝国崩塌和清帝国崛起是同步的，其间并没有南明的存在。
南明一词最早出现也要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了，那段崇祯之后几个小朝廷18年的经历，感觉是由《桃花扇》给予的情感种子，成长出了近代概念的民族觉醒。
南明或许是多么微不足道，感觉若没有秦淮八艳的故事，都不会有南明这个概念。
这江南乱世儿女，是帝国余音的唯一亮色。
所谓南明，是由4个没有承续关系的被旧臣、义士、流寇或军阀拥立的藩王建立的小朝廷。
1、1644年5月，崇祯皇帝投缳驾崩消息传到南京，福王即监国位，6月即帝位，为弘光朝。次年6月多铎破南京城，福王被掳。弘光旧臣在杭州拥立潞王监国，7月杭州不战而降。
2、7月台州鲁王被忠明义士请求出山，顺应剃发易服令后浙东的激烈反抗，在绍兴就监国位。而同时，8月唐王于福州即位，建元隆武。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存在。
3、1646年7月，清军破绍兴城，鲁王溃败。10月，隆武帝亲征赣州被杀。
4、12月永明王在肇庆即帝位，为永历帝。次年1月听到广州城破后放弃肇庆。永历朝廷的特点是一旦模糊感到潜在危险就仓皇逃跑，也建立不了抗清民众对其的信心，唯一的价值就是被而后的各路军阀作为名号辗转利用。
永历帝虽在1648年复振重回肇庆，但十六个月后又陷入颠沛流离的十年，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虏获永历帝，在云南勒死。
自此，象征意义的明朝概念也都终结了。
实际上，真正有建制的南明朝廷，不过就是苟延残喘的数年。
起
明与清之间的争斗，与其说是直接交锋，不如说是一场对第三方的争夺赛，即这些地方清军到来之前，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帝国领土在崇祯、李自成、张献忠之后，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被流寇、军头占据。
这场控制权的争夺战，照理南明应处于先手，司徒先生文中扼腕，这四个小朝廷在当时都有机会。
但是，不出意外，每一次都毁于明朝廷一以贯之的恶劣政治生态。
我们现在的内卷一词多有调侃自嘲，但南明朝廷的内卷让志士心寒。
表面上看，明朝廷失的是领土，但实际失的是人心。
弘光朝在最初的一个月内，在史可法等的主持下，迅速将一个备胎了数百年的闲散陪都南京，建成像样子的朝廷行政中枢，包括六部、禁军、漕运、御史、基建。
鉴于当时的混乱，这一切都表现的十分有成绩，一时让人对基本制度充满了自豪感。
然而，南京朝廷复刻了北京朝廷的行政系统的同时，也复刻了北京的党争传统。
孔尚任《桃花扇》的主线就是复社士子和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忠奸不两立的中国式叙事结构，也是还原了当时历史现实。
当年看《桃花扇》的时候，会有个疑惑，难道这些奸臣们不知道大敌当前，迫害忠臣良将的后果吗？
现在知道，这是个系统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觉悟能改变的。
南明集中暴露了明王朝的制度死局。
那时，当南京朝廷体系建立起来后，弘光朝廷却开始迷茫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谁是敌人，李自成还是多尔衮？守还是攻？往哪个方向？
这些迫切要解决的外部问题没人去做，朝廷又开始了斗争叙事。
皇上依赖的马士英阮大铖集团被归入“逆党”，而以清流自居大多为复社士人，双方的朋党之争，让一切朝廷事务都染上党派色彩。双方都为天启崇祯两朝的宿怨进行复仇。
在朝廷秩序要崩解的情形下，还要重颁《三朝要典》这部魏忠贤反东林白皮书。
弘光朝廷各种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不顾多数官员反对恢复东厂。
这情形，不输才怪。
而到永历帝时也没多少长进，当时在还都肇庆的16个月中，当文官行政体制一旦建立，就形成了吴党和楚党，楚党由“清流”人物领导，吴党由外戚和内廷构成，皇上显然更依赖后者。这种结构太能勾起天启年的记忆了。在这种危亡之际，楚党的全部精力依然是指控吴党的马吉翔及其党羽的贪赃、任用私人、行为不端等等，而不是军政财务。同样，当永历帝再次逃出肇庆时，吴党又对楚党进行了疯狂报复。
可以这么说，整个南明18年，官员干点有建设性事情的就是最初的一个月，之后就是选边站队、喊口号、搞迫害，这不能不说是有明一朝的政治传统。
如弘光朝当时比较迫切的事情是如何对待北方沦陷区来人，原本是一个急需人才的危亡时刻，但却成为打击报复的出口，很多人遭到无情迫害，株连其家人。
朝廷上下政治正确为导向，凡事先套大帽子。在流寇首领孙可望表达归顺永历帝朝廷时，只要一纸诏书即可招安，但就是通过言之铮铮的大义凛然将他推到对立面。这和当时李自成在居庸关城下，发出和谈方案，崇祯朝廷的表现一模一样。
即使到了最后的岁月，李定国军队被击溃，永历帝数百人逃亡缅甸，外朝官员主要议题还是马吉翔控制朝廷擅作威福。直到缅王将除永历帝外所有十五岁以上男子悉数杀死，可怜的皇上才终于安静了。
承
明朝，既是一个精神象征，又是一套政治体制。放在整个南明时期，前者是复国的力量来源，后者完全是一种拖累。
朋党政治是明王朝文官制度的毒瘤，只要一旦引入文官制度，毒瘤就如影随形。云南的孙可望引入了明朝的文官制度，立马搞到兄弟反目，大好形势功亏一篑。而东南的郑成功接受延平王封号后，则抛弃了明朝文官制度，建立了一个彻头彻尾为军事服务的严密的组织，反而成功割据一方。
所以南明的亮色不在朝而在野，在江南、在嘉定、在秦淮河。
文化号召力在体制外，一旦进入体制，忠义之士迅速被险恶的朝廷生态搞得信心全无，忠诚度迅速归零，越是进入体制核心，就越有跳槽的意愿。
在明末，大部分地区的控制都落入流寇之手，南明和后金展开的是一场归化争夺战。虽然明朝有情感和文化号召力，但最终还是败于八旗制度的吸引力。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制度的失败。
探春说：像我们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司徒琳《南明史》在书中未进一步解释，为何有明一朝，会形成如此的恶劣的政治生态？
今天老罗还是延续一贯风格，用奥卡姆剃刀，尝试把这段历史分析归因到技术问题。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对这段经历有切肤之痛，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思考这问题。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归因地方政治没搞好，一个太平社会，应该朝中大官少地方小官多。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关注到明废除宰相一事，皇上亲揽大权做政府首脑并不合适。
相比顾亭林，黄梨洲更接近本源，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流民暴乱能迅速席卷全国，表面看来是地方治理缺位，但问题还是出在朝廷内部。
或许，黄宗羲所说的废除宰相问题，正是明帝国制度的死局。
源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六部直接汇报，看似天下定于一尊，实则埋下祸根。
后世很多人评价说这种制度对皇帝的要求就高，精力旺盛的皇帝就有能力处理繁重的政务，到皇上能力精力差的时候，就有问题的。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当明朝皇帝精力不济时，反而朝野呈现更好气象，如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还能有“万历中兴”，但当崇祯皇帝按太祖皇帝的要求殚精竭虑事必躬亲时候，大明就亡了。
不是皇上精力的问题，而是责任的承担问题。
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责任。
事情肯定有对错，但皇上是不能有错的！皇上不能有错，不是因为皇权是神圣的不能错，而是从政治技术角度讲，宰相错了，有罢免机制，但皇上错了，整个体系设计中，没有让其负责任的闭环机制。
这是个不能闭环自洽的决策链，罪己诏解决不了问题。
转
宰相缺位之后，整个系统经过多重博弈，往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进行演化。
虽然谁都知道皇上是决策人，但事后错了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谁也不想做这个倒霉蛋，官员就形成一套自我保护机制。
废除宰相，看似只少了个职位，但为了解决这个出错责任的难题，形成了新的政治生态。
这个生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所有的技术问题都需要泛道德化。
具体事情的决策免不了要出错，但要保证所有的决策都不会错，一定要把所有的技术问题抽象成为符合道德原则的方案。无论是税收、漕运、军事、基建、救灾等，原本都是些纯技术问题，但一定要在儒家典籍上进行道德归因。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叹，帝国缺乏数目字管理，只是通过抽象的道德训诫作治国原则，认为只要通过朱熹注释的四书统一思想后，全体官员自然能够整齐划一。
道德成为行政工具，技术问题泛政治化，在儒家经典总能找到办法。一旦解释不通，就用“经”和“权”进行变通，反正总是对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国读书人的通用语言，价值在于民间和中下层，越到上层，越是显示出其虚伪本质。
在这个泛道德化的朝廷上，官员看似铮铮铁骨，敢于直犯龙颜，实则是在寻找仕途捷径。不需要任何技术能力，只要通过检举权臣、面斥君王就能抢占道德高地。万历皇帝看穿邹元标这些人的把戏，称为“讪君卖直”，把正直作为商品招摇贩卖。
第二， 舆情成为决策的因
东林书院就是当年李三才做淮安巡抚的时候资助顾宪成建立的。
朝野勾结，煽动舆情，这在汉唐都是谋逆大罪，但在明朝，特别是中后期，成了为官的基本要件。
技术问题政治化后，政治正确成为官员晋升或安全的唯一保证，但大家都是通过熟读《四书》考上来了，这又能分出个谁更正确呢？
前面说过一个“经”和“权”，权就是变通。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经”，但嫂子掉河里，叔叔要去救是“权”。《孟子》里充满这种“逻辑”，给后世学者留下无限加工的可能性。
于是，有抱负的官员，特别是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就会特意资助大儒学者，建立自己的理论班底。如果这些大儒的学生能搞出一两个言官御史，这对日后朝上的份额就有了优势。就算没有，在野的学子声音，也能成为自己在朝上的策应。
第三， 没完没了，随时翻盘
严嵩会倒台，张居正也会倒台。
这是个无法闭环的决策链，经过泛政治化包装的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据都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朝堂上每天讨论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翻来覆去就是是不是合乎礼制之类。
不仅如此，以道德治国，需要把官员都以圣贤来要求，因为没有技术标准，私德成为官员考评的最重要依据，但人无完人啊，从概率角度，大部分官员都随时能找到考评不合格甚至入狱的理由。于是洪武朝廷官员人人自危，每次上朝都要骨肉分离痛哭一场，嘉靖朝一场考核有两千官员考评不合格同时落马。
官员们在找到攻击政敌的武器的同时，也让自己处于随时被攻击的状态。没有技术性客观标准进行考评和复盘，一时落败依然可以随时翻盘。官员时刻要保持攻击斗争状态，只有在对手发起攻击之前置其于死地，才能让自己一时安全。
第四， 决策过程裹挟的人越多越安全
在泛政治化的官场氛围中，官员其实是很难被客观考核的，特别是在全国1100多个县里的地方官。任何事故，都能往下找到替罪羊。所以对被考核的官员来说，更需要相互照顾，以保安全。
出生于一省或一县为“乡谊”，同一年考上举人进士为“年谊”，有婚姻关系男女的远亲近属则是“姻谊”，考官不用说则是终生恩师。这些种种联谊，不是一个学子官员可以选择进退的社交圈，而是负有必须同进退的义务的共同体。
在朱元璋的理想中，所有的官员为了一个理想整齐划一，然而结果是朝廷碎成各个派别。
黄仁宇看来，朝廷运行的决策成因有着阴阳两面，阳则是冠冕堂皇的儒家理想，阴则是各个派别的私人关系。
通过人数来影响朝廷，不仅是政事决策依据，更是个人安全的保证。
第五， 所有官员的责权利都缺少法定边界
张居正被扳倒，并不意外。
名义上的职位实际权力成色不足，作为明朝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张居正放在汉唐，肯定是一代名相，但在明也只能是个权臣，因为所作所为有诸多不合法。内阁大学士权重，但职位只是皇上的私人秘书，是五品官，一定要兼个吏部尚书才有朝堂上的地位。而且，有想法一定要让某个门生地方官启动，他作为秘书的建议去影响皇上然后实施。看似曲线救国完成目标，但这种诸多不合法成了把柄，使得张居正死后定案，落得被抄家的命运。
在明朝，每个官员虽然名义上各司其职，但一定要通过朋党政治才能办得成事。一定要先跨出边界一步，再被对方顶回来一步，双方找到平衡点，这个点就是实际边界。
制度上的问题，是张居正不能解决的，正常的合法流程不存在，只能通过朋党政治达到目的。名义上的行政网络无法有效率地完成目标，于是权臣就通过党争构建了一张实际的行政网。
其实权臣在至少还有效率，一旦拿掉，整个朝堂就变得闹哄哄一堆。所以崇祯末年，还有大臣说，“要是厂公尚在，何至于此。”
这是一个不能好好说话的朝廷，想去和对方阵营好好说话就是与虎谋皮。朝廷各方包括皇上，都要时刻保持最大的张力，精神高度紧张。每天上朝不是去商量事，而是去斗争的。有时候觉得廷杖这种陋习也能理解，一个皇上，每天面对一群来吵架的人，一张嘴说不过人家有备而来的百张嘴，一急就抄家伙。
合
在于谦死后，整个文官系统对朱明朝廷不再有忠诚度了。所以到崇祯后期，出现高级官员集体叛逃的行为，洪承畴是个典型案例。无他，只为安全。
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人都不安全，皇上也更不安全。明朝三大迷案听上去都很滑稽，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嘉靖还遇到宫女政变，天启皇帝的死也很可疑。皇上个人会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中，一个莽汉能如此轻而易举突破重重守卫，这在其他朝代只有在东汉末年这种最后垮掉的时候才出现，在体系健全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一种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很难受的生态。洪武皇帝为子孙操碎了心，没料到反而把子孙置于不安全的境地。
这种生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个皇上和文官系统相互博弈的过程。
朱元璋废宰相后，开始的洪武永乐几朝，皇上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做得很爽。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后，大臣们突然发现自己还能决定皇上的命运。从这时候开始，朝廷就进入公开博弈阶段。
于谦是大明朝最后一个忠臣、理想主义者、儒家道统的捍卫者。
他的死，让天下百官对整个帝国皇权系统投出了不信任票，表面上什么都没变，但天下学子追求的东西开始不一样了。
这以后，皇上一人要单挑整个文官系统，挑动大臣内斗是皇上所用的手段。嘉靖朝廷，有意抛出个“大礼议”的议题，让群臣分为老首辅杨廷和的“护礼派”和张琮、桂萼为首的“议礼派”，在朝堂上争了数年，终于赶走杨廷和。
嘉靖的孙子万历也学祖父，抛出废长立幼的议题，将群臣分为“皇长子党”和“福王党”。
朋党政治一旦启动，就有自己的演化道路，朝堂经过嘉靖到万历这些年的演化，形成了以上这种生态。
皇上以为挑动手下官员相斗能让皇权稳固，结果事与愿违皇上性命都难保。
把明朝恶劣政治生态归因没有宰相，由此而引发的决策责任不清。做这样的判断还需要解决下面两个疑问。
其一：党争，不仅有明，还有宋，王安石司马光争了一辈子，但宋还是有宰相的呀？
宋虽然有宰相一职，但实际上的相权已经被切割了。比如说，宰相理应管六部，包括的财政权的户部，但宋代的财政权却在三司，不归宰相管。又如，人事权应在吏部，也归宰相管，但宋有设考试院，主管官员升迁。
最重要的财权和人事权都不在宰相手上，这宰相成色大减。
所以，北宋决策的形成，也要通过朋党政治，在朝廷上形成援手，于是北宋的新旧党之争也是惨烈，而南宋又成权相的局面，秦桧、贾似道。
其二：明朝党争是因为没有设宰相，那清朝也没有宰相，不但能夺了天下，党争似乎并没有明朝那么剧烈。
在康熙朝廷，明珠和索额图，延续了前朝的弊端，相互争斗一世。但到了雍正朝，一下子就消停了，为何？
雍正改了朝议制度，在内阁之外另设军机处，把战时的临时组织成为常设组织，更创新的是，皇上重要的上谕，由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比如要交江苏巡抚办的漕运的事，除了军机处和江苏巡抚，谁也不知道，本来这些财政上的事应该户部管，但户部都不知道。
明朝东西厂锦衣卫只是个监察机构，再有特权也是在行政网络之外，但雍正打造军机处，延续几千年的朝议制度实际成了一个摆设，这就成一种秘密政治。
雍正之所以能做到朱元璋朱棣都不能做到的事，正因为有一个占少数人的满人团体，以满制汉，用满人打造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警察国家。
警察国家还搞什么党争啊，根本就不知道朝堂上有谁可以相信，师生同门同学，今天吃顿饭，在明朝，锦衣卫当晚就知道了，但在清朝，对面说不定就是给你来下套的。
一个警察国家，看似严密控制，但文官系统是极无效率的，社会也是极其缺乏创造性。所以乾隆中后期后这系统就迅速垮掉了。
无论是党争还是权臣，表示这个朝廷多少还剩点创造力，一旦万马齐喑，才是真悲哀。一个朝代的创造力会很清晰地反映在帝陵石刻上，清东陵石刻在康熙朝已经开始程式化严重。
读中国历史的绝望之处在于，这种朝代循环，让人感觉怎么几千年总没个进步。无论哪一朝帝王，再怎么励精图治，总逃不掉黄宗羲定律，黄炎培兴亡周期。
兴亡律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道魔咒。
但如果把两千年中华帝国模式看成一个整体，就好理解了。期间的一朝又一朝，只不过是不同的管理家族。
中华帝国模式，发展的主线是皇权不断的集中。
雏形从周公开始纪年，秦完成制度框架，汉完成意识形态建设，经过汉唐宋，皇权虽然几经周折，终归与逐朝集中，明达到顶峰，清是一个终极形态，该模式完成了其生命周期。
到1840年的时候，即使没有坚船利炮，这个模式本身就已经走到头了。
在这期间，相权一直在不断被夺减的过程中，到明朝把这形式都去掉了，没有宰相的明帝国，是中华帝国模式的终极形态。南明是这种弊端的集中体现。
能走完2千年的制度肯定是个好制度，在两千年里，中华帝国这种集权模式曾将人类文明推到一个让世界仰视的高度。集权带来的资源集中和创造力之间在唐宋期间达到最高峰，而后开始下坡路。
但这个两千年一定会留下丁元英所说的“文化属性”那种东西。
参考书目：司徒琳《南明史》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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