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革殷命，周武王只是执行者，周文王才是灵魂人物。
《诗经·大雅·文王》的第一句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为掷地有声！它代表了周文王的政治志向：周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邦国，其先祖在夏朝就世代为官了，但周人推翻商朝并不是为了恢复夏朝的旧制度，而是要全面创新，把中华文明推到一个新高度。
站在那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周人目光长远、心胸开阔、魄力宏大。他们要开创一个新时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
武王在灭商之后两年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对国家进行系统的治理。他与姜子牙女儿所生的儿子姬诵继位，为周成王。姬诵当时还很年幼，武王死前担心儿子太小不能控制局面，想把王位传给四弟周公姬旦。周公姬旦表示坚决不敢接受。这是明智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不如父子继承制度稳定，而且姬诵继位也是稳定姬姓与姜姓、周人与羌人政治同盟的重要保障。
成王继位以后，周公以摄政王的身份行使王权。
武王曾经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继续住在旧都殷城，管理商朝遗民，又委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姬鲜、蔡叔姬度、霍叔姬处围绕殷城设立军事据点，监视武庚。这个三个封国被称为“三监”。
等到武王去世，他的这三个弟弟应该是对年幼的姬诵继承王位、姬发担任摄政王这个安排很不满意。尤其是管叔姬鲜，他的周文王的第三个儿子，周公的哥哥，可能觉得自己比姬诵和周公都更有权继承王位，至少也应该让他来当摄政王。于是管叔挑头，带着另外两个弟弟，联合武庚一起造反，史称“三监之乱”。
三监之乱声势浩大，周定都于关中地区的镐京，远离中原和东夷之地。“三监”乱起来以后，山东那边的奄国也跟着起来造反。奄国也是以商族为主体的诸侯国，盘庚迁殷之前，商朝就曾经短暂的定都于奄，地点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奄国一反，整个东夷地区就都动乱起来，不服从周王的统治。
周商贵族联合叛乱，情况十分危急。周公联合太公姜子牙，再次领兵东征。这一次战斗比武王灭商更加困难。《尚书大传》记载说：“（周公）一年平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也就是第一年击败了管叔，第二年攻克了殷都，第三年打到山东消灭了奄国，平叛过程最少用了三年。
仗打完之后，周公意识到在首都设在关中的问题，决定在中原地区营建新的国都，以确保对东方的统治。他选中了黄河与它的支流洛水交汇的地方，开建新城，称之为“成周”、又称“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洛阳建成后，把那些参与反叛的殷商遗民安置于此，又派族第召公姬奭（shì）在洛邑驻兵八师，以监督确保他们不再作乱。又以朝歌为都设立卫国，由武王的九弟出任国君，监督管理殷民九族。武庚已经被杀，纣王的子孙不能再封，便又挑选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分封到商人老祖宗契当年受封的商丘，建立宋国，保留商朝宗祀。
在做这些现实政治军事决策的同时，周公还跟他的父亲周文王一样，进行战略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思考，确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天下太平。
“三监之乱”本质上是周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武庚和奄国等殷商势力参与叛乱只是次要的方面。为什么武王去世以后，应该是成王继位，而不是周公或管叔继位？王室贵族之间的权力关系该按照何种原则予以安排？周国王统治天下应该遵循何种原则以获得持久的统治合法性？这些都是周公认真考虑的问题。
周公基于文王以及周人的传统，制定了一套高度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制度框架，称之为“周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治国意识形态和体制框架。周礼的核心是宗法制，在此制度中，臣民服从君主、儿子服从父亲、弟弟服从兄长、妻子服从丈夫、妾室服从正室。儿子之中，正妻所生儿子为嫡子，妃或妾所生的儿子是庶子，嫡长子的继承权高于嫡次子，嫡次子高于庶长子，庶长子高于庶次子。嫡长子为大宗，其他诸子为小宗，小宗要服从大宗，这是基本原则。从贵族到庶民，都根据宗法来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力和待遇、履行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举行祭祀的时候，穿的衣服的颜色样式、站的位置都是规定好的，不可以逾越。王位、诸侯、大夫的位置，都根据宗法来继承，以此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君主权力的“嫡长子继承制”最终定型，只有在君主没有儿子的时候，才能由弟弟继位。
周礼宗法制度不仅有复杂的规范，还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这套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 “以德配天”。
周公对文王政治思想吃的很透：周革商命的核心不是一个氏族推翻了另一个氏族的统治，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对旧模式的替代。这场革命的核心是“天命观”要从神权转移到人权上来。“天命”不是神秘莫测的，不能像商王那样天天靠占卜来决定征伐杀戮，“天命”有明确的价值立场，就是仁慈和爱民。只要坚持仁义和爱民，国君就可以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不需要占卜，更不需要用人牲献祭神灵。国君的工作不是指挥祭司研究天神的旨意，而是根据道德准则行动。只要统治者的行为符合仁德，天神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并授权其子孙继续统治天下，这就是“以德配天”。
孔子在《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在孔子看来，夏朝和周朝的礼制都是“远鬼神”而“近人”，只有商朝是“先鬼而后礼”。
姬周革命，就是恢复华夏正统，要重新解释天命，以世俗仁政革掉商王的神权暴政，从“先鬼而后礼”变成“先礼而后鬼”。
以德配天的关键措施有两个：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其中“敬天”和“明德”是形式，是君主加强自身修养的意思，执政措施关键是“保民”和“慎罚”。
“保民”就是明确统治者的基本责任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好。君主是天神派遣来管理、教化、保护人民的，在授权的同时也承担了责任。这对君主权力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君权不再是理论上无限的，它必须受到天命的约束。而且天命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必须符合仁德的原则和保民的要求。“敬天”就是“保民”，“保民”这就是“敬天”。这样一来，“天”的神性就大大降低了，跟西方一神教的“上帝”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商朝所信奉的天，有点类似于一神教的上帝；而周公所定义的“天”，更多的接近于对世道人心的一种抽象总结，跟“人”走的更近。后代儒家据此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天道等同于人心，以彻底消除“天”的神性，把它变成一种纯粹的世俗化哲学观念。
“慎罚”就是要谨慎制定剥夺人民生命财产权利的法律。这也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君主要先制定法律，并对人民进行教化，让人民明白并遵守各项礼法制度，然后才能对违反者进行处罚，而且处罚应该尽量宽仁、谨慎。
周公定义的 “民”不仅是周人，而是天下所有的百姓。君临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君主的臣民，不再分华夏和东夷、周人和殷人，全都要“慎罚”。
据西汉学者刘向在《武王克殷》一文中的记录，克殷以后，武王对如何处理商人还拿不定主意。他问姜子牙，姜子牙就说：“使殷无有其余，如何？”——姜子牙苦大仇深，想要把商人全部杀掉，斩草除根，为羌人报五百年血仇。
武王没敢同意，又去问族第召公。召公说：把那些有罪的人杀掉，赦免那些无罪之人。
武王又去问周公。周公说：“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予一人”是商王的自称，也是其专用称号，甲骨文里边也是这么用的。周公的意思是说，罪责全部由商纣王一个人承担，他已经死了，剩下的应该全部宽恕，商朝贵族百姓的财产田地都保持不动，以后人民不分新旧，所有人都按照仁德的新标准开始新的生活就可以了。
武王最后决定接受周公这个意见，赦免所有商朝贵族和人民。后来武庚跟着三监一起叛乱，周公也继续坚持这个策略，只杀掉了武庚，其它参与叛乱的商人再次被宽恕，集体安置于洛阳附近，接受军事监管。没有参加叛乱的，则分封到宋国。周公这种做法，确实是相当的宽宏大量。
对殷商贵族，周公也大力任用，加强团结。分封晋国、鲁国等姬姓诸侯的时候，让一些殷商贵族跟随姬姓国君一起前往封国，世代担任高级官员，继续参与国家治理。这里有对殷商贵族分而治之的考虑，也体现了周公宽仁和重视人才的政治作风。
宋国的国君，以及那些跟随姬姓诸侯到各个分封任职的殷商贵族，还被允许保留他们的风俗。宋国不仅可以继续按照天子的规格祭祀祖先，国君世袭也可以不适用周礼，继续搞“兄终弟及”。殷商贵族死后，还可以继续搞殉葬。今天考古发现，周朝时期的墓葬，姬姓贵族的坟墓里边，基本上就没有殉葬，而地位比姬姓贵族更低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了人殉。
基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原则和“父死子继、嫡大于长”的宗法制度，周公开始大力分封诸侯。
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姬禽分封到奄国的故地，建立鲁国，控制东方。鲁国旁边，还有姜子牙的封地齐国，这是武王在世的时候就封的。齐国的封地本来只有营丘（今山东淄博）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周公以成王的名义下诏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这就赐予了齐国征伐周边诸侯、扩张领土的权力，整个东夷地区，从黄河一直到大海，谁不服周王朝的权威就打谁。山东地区后来被称为“齐鲁大地”，便由此而来。齐国后来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大国，就是利用了周公这个诏书赐予的征讨之权，到处兼并小国诸侯。
召公的儿子被分封到了燕国，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负责镇守东北边疆。燕国后来也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唐叔姬虞，被分封到了山西晋中，以山西翼城为中心，建立唐国（后改名为晋国）。这个地方距离陶寺古城只有不到五十公里。晋国的使命是负责北方的防御和征伐。晋国经过百年扩张，后来控制了几乎整个山西省的范围，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的韩、赵、魏也都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
周朝的分封制，比夏商时代的臣服制大大的进步了，也比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更加先进了。周朝的分封，其关键部分是“先有封再有地”，就是周王先授权某人管理某个地方，他才能拥有管理那一块土地和地上的人民的权力。这个权力完全来自周王的授权。而夏商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主要是“先有地再有封”，就是历史上这个封建主的家族已经占据了这个地盘，他早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的管理者了，再宣布向国王效忠、跟国王家族搞个联姻，就算成了国王他们家亲戚，国王就正式给封个爵位，要求其履行相关的义务包括战争的时候派兵参战、平时纳贡等等。商朝把周文王分封为“西伯”，就是典型的先有地再有封。周国更像是一个独立国家，只是向商王表示臣服，履行部分臣属义务。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也更像是披着封建制外衣的臣服制，周朝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封建制。我们也可以说，夏商和欧洲中世纪是“小分封”，周朝是“大分封”。
周初以“先有封再有地”的方式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53个是姬姓[1]，也就是周王室成员，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不姓姬，也是从中央派出去统治一方的代表，比如像姜子牙这种跟着周王打天下的勋贵。
“先有封再有地”的诸侯国遍布周王朝疆域的四面八方，成为周王统治全国的区域治理中心，把那些“先有地再有封”的诸侯包围了起来，周王朝对国家的控制力也就大大的提高了。
此外，周公的分封制还打乱了夏商时代氏族血缘聚居的传统，把不同血缘氏族的人分封到一个诸侯国，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分封鲁国的时候，派给了殷民六族；分封卫国的时候，派给了殷民七族，分封唐国（晋国）的时候，派给了怀姓九宗，分封燕国的时候，也至少派去了两支殷商氏族。这些家族都有人担任卿士辅助国君，也可以参军入伍编入军队。姬姓贵族、殷商贵族以及其它氏族的人，跟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诸侯国，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流融合。从此以后，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也就逐步消失，诸侯国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权。之前华夏与东夷的区分，也就随之变得淡薄，对历史发展不再有重要意义。后来孔子作为商王后裔、东夷贵族，在研究了夏礼、商礼、周礼之后，也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是完全被周礼的人文精神所折服，公开承认自己祖先的体制不如周礼文明进步，成为了周礼最积极的“推销员”。
周朝的封建制度，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世卿世禄制，一个是封建采邑制度。
基于宗法体制，统治者分为四大阶层，最高的是国王，下边是诸侯，然后是卿大夫（高级官员），最后是士（中下级官员）。王、诸侯和卿大夫这三个层级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各个封国的高级官员职位是世袭的，不是国王或国君随意任命的，这叫“世卿世禄”制度。国王或国君可以给卿大夫安排不同的任务，实在不满意可以撤换，但惯例是要继续在卿大夫家族里边选择替代者。所以周不仅是土地分封制，高级官位也是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官位分封制。卿大夫下边的士，由卿大夫自己任用，不能世袭，可以方便的撤换。卿大夫是世袭制的最后一层。卿大夫和士的区别对后来春秋战国的历史影响很大，后边还要细说。[2]
西周封建制度的第二个关键支撑是封建采邑制度。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形式，采邑也是一种分封形式。周天子直接封的封国，这是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立法权，对治下的臣民掌握着生杀大权。诸侯手下又有一堆儿子、亲戚、功臣需要分封，就给他们封“采邑”。采邑里边的土地归其管理、赋税归其享用，但是礼法和刑罚制度不能自己定，得跟整个封国保持一致。还有就是采邑不一定能够世袭，能不能世袭要国君来定，总之就是采邑给的授权比封国要小一些。也可以理解为采邑就是分封制的“套娃”，一层一层往下套。周天子在自己直接管理的王畿范围内，也会给自己的亲戚、亲信分封采邑。
除了分给个人的采邑以外，还有一部分没有分封的土地，叫做“公邑”，也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这就由周天子或者诸侯直接委派政府官员进行管理。公邑的官员可以随时任命随时撤换的，不能世袭。公邑制度，就是后来郡县制的原始形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或者只有很少一点私人的采邑，绝大部分都变成君主直接委派官员管理的地方，它就会从封建制国家变成了郡县制国家。此乃后话。
总之，经过周公的努力，周朝就成了一个以“以德配天”思想为指导，以宗法体制为核心，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国家。分封制包括土地分封和官位分封。大部分封国都是国王分封的，先有封再有地；在封国内部，再实行二级分封制，也就是采邑制。大部分高级官位也分封世袭，采用世卿世禄制，小部分由国王或者国君任命。
这套制度在今天看来十分落后，财富和官位都按照血缘来分配。但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为贵族阶级内部的权力资源分配建立起来一套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并得到广泛遵循的制度，用统一的宗法等级制取代了原始氏族体制，有力的促进了国家统一和国内和平
基于周礼的分封体制全面建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终于瓜熟蒂落。炎黄霸权制和夏商臣服制下的诸多氏族或诸侯国，能否被统称为一个国家，还存在争议，但周礼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同属于一个周王国，则毫无疑问。
对此，周公姬旦居功至伟。
汉初大儒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个评价前面半截比较恰当：周文王定了大战略但没有灭商，武王灭商成功但两年就去世了，周公参与了文王之治和武王伐商，摄政以后，确定了“以德配天”的政治总路线，又有平定三监之乱的武功，还有制定周礼完善国家治理的成绩，确实是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但说他是黄帝之后、孔子之前最重要的历史人物，还是有点过分。周公的治国策略，主要是周文王定的，治理国家的平台，是周武王和姜子牙打下来的，他只是在文王和武王的开创的基业之上做了整理和完善的工作。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伟大人物的伟大成就，都不会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且他之前和他周围许许多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求。但周公确实是姬周革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后来的儒家学者极力推崇周公。孔子把周公视为自己的导师和偶像，经常在梦里向周公请教问题，到了晚年还说：“我好久没梦到周公了，看来是精力衰退的太厉害了。”周公所总结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刑”治国原则成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和内核，他制定的周礼成了儒家最为推崇的治国模式，深刻的影响着他身后数千年的中国。说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也不为过，其功绩可以与黄帝、颛顼、大禹、文王等人并列。
[1] 《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西周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即兄弟之国和姬姓国共计五十五个，数据有所不同，但相差不大。此外还有其他典籍说分封一百三十多国的，最多的是《吕氏春秋》言周封四百余国，这应该是所有接受周王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其中大部分是“先有地后有封”。
[2] 周朝还有一种爵位的分封机制，就是公、侯、伯、子、男五级，都是周天子直接给的爵位，最高等级的叫公，往下的侯，然后是伯、子、男。五个爵位的贵族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封国，成为诸侯。周天子分封的国家，最高等级的是公国，然后是侯国，最低等是男国，许国的国君就是最低一级的男爵。卿大夫是官位，不是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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