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英法两国是现代民主体制的核心代表，历史上同属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崩溃后，两国都经历了封建割据-君主专制-民主体制的历史演化。
由于我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以及历史课本的熏陶，我们都了解和看重西方国家从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政权的演化历程，却忽视了它们君主专制的形成过程。
本文着重论述两国从封建割据向君主专制进化的艰难历程，是想告诉大家：1、制度本无优劣，取决于国家需要，英法两国迟迟未能建立专制，非不为也，乃不能也；2、只有了解了这段历程，才能看懂近代专制向民主的转变。
我们的分析，依然从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两把钥匙着手。
形成专制，在于打造一个财政体系，将平民税收源源不断送往中央，中央才能打造自己的军队和官僚队伍，然后用这个军队和官僚队伍震慑全国，保证税收的稳定，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专制体系。这里面关键有两点：
1、政权若想长久，只能向最弱势的平民征税。向富人征税，效率最高，也最公平，但道理正确，不代表是政治正确。
那些想着向富人征税的政府，基本都没好下场。比如韩国的总统，想收商税的崇祯。把“向富人加税”挂在嘴边的美国，也就说说而已。
2、官僚队伍（征税人员）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性，必须依附于王权。否则，税收大部分都被截留，王室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平民的税收直接进谁的口袋，谁的位置就最牢固。
税收都进了贵族口袋，那就是封建割据；进了军队手里，就是军事独裁；进了教会，那就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进了资产阶级，就是民主宪政了。
由于历史偏见，很多人认为专制是落后和泯灭人性的。其实在农耕时代专制一种好制度。专制体制的财政支出中养官和军费是大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依靠全国税收能持续供养大规模的军队。在丛林法则、温饱即发达的农耕时代，没有什么比保障和平更重要。
所以，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延续了下来，罗马的辉煌是在罗马帝国而不是罗马共和国，希腊文明早就不在希腊了，俄罗斯和普鲁士能迅速崛起。基本上每个古代文明的辉煌，都是专制与统一带来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业基础决定了国家的历史发展。
英格兰和法国，同属高纬度地区，相当于我国的黑龙江，但受惠于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候较为温暖。而且以平原和丘陵为主，乍一看，都很适合种植农作物。
其最大不同在于，英格兰纬度更高，光照和热量不足，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得阴雨天气多，所以农作物产量低，但这种气候很适合多汁牧草的生长，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法国的农业条件就好很多，雨水均匀，南部、中部光照强、热量充足，非常适合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
法国的面积是英格兰的四倍，而法国一半以上的土地能用于耕种，英格兰只有1/5的土地是耕地，而且耕地质量不如法国。所以，在农业条件上，英格兰是无法与法国相提并论的。
一直到现在，法国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而英国的粮食还大量依赖进口。
“在我们法国，从来不缺少面包、美酒和欢乐。”
这些地理条件，造就了英法两国在中世纪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法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英国的农业薄弱，发展畜牧业，通过羊毛贸易进口粮食，因此国家发展较为依赖商业。
反映在在社会结构上，法国封建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强大；英格兰的封建贵族的财富相对较小，商人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们就能大致明白，为什么中世纪英格兰总爱入侵法国？为什么羊毛产业会成为英格兰的支柱？为什么英格兰的圈地运动最为猛烈？以及法国的封建势力那么牢固，而英国的资产阶级地位高？这些我们后面都会再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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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崩溃后，英格兰和法国均被日耳曼人占据，进入到封建割据时期。我在文章《农业文明与西欧的貌合神离》里详细介绍过这个时期。
国家遍布大小领主，农民都荫庇在领主的庄园里，财产和人身被领主全方位控制。以庄园为基本组织单位，庄园领主效忠上级，上级给予土地保护和军事保护，以附庸的形式建立起封建国家。国王就是最高一级的领主。
这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全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领主手里。他们截留大部分财源，只上交少部分，最后到国王手里，就所剩无几了。国王的税收主要来自于自己的王室领地。只有在特殊情况，如战争，国王才能向全国臣民临时征收特别税。
这就是中世纪“国王靠自己而活”的财政原则。
国王没有钱，就没法打造自己的军队和官僚体系，也就没法建立国家。所以，中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是没有国家的，只有大大小小的领主，土地互相转来转去。领主们为了舒舒服服地当好“土皇帝”，严防国王权力的增长，国王就是一个周天子那样的摆设。
所谓的英格兰、法国，其实只是一个地理名称，而不是政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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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封建割据时期，法国和英格兰都做过君主专制的努力，但方法不同：法国选择增大王室领地，英格兰选择向贵族加税。在自己领地，是向平民征税；在他人领地，就是向富人征税。结局自然是前者成功、后者失败。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但英格兰实在太穷太落后，威廉和他的后代便将英格兰作为补充军费之地，频繁用兵法国。
国王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向诸侯摊派税赋，还在1086年编撰记录全国财产的《末日审判书》，作为征税依据。诸侯们“苦不堪言”，多次发动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
国王有了钱，就好办事多了。而这个时候的法国，支离破碎，王室领地狭小，王权没什么变化。1154年亨利二世继位时，法国半壁江山都落入他手中。史称安茹帝国，这就是金雀花王朝。
可以说，在整个12世纪，英格兰的君主专制走在法国的前面。这才导致，穷酸的英格兰逆袭法国。
13世纪初，英格兰与法国战事扩大，国王约翰不断加税，把贵族继承税提高100倍，兵役税提高16倍。向富人征税终究是不可持续的。1214年，英格兰在布汶战役中惨败法国。1215年，诸侯落井下石，再次叛乱，国王屈服。
国王被迫签订《大宪章》，严格限制了国王的征税权力，必须得到诸侯们的同意才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英格兰150年的专制努力付诸东流。还是那句话，政府与富人为敌，不会有好下场。
很多人将《大宪章》看成英国宪政的源头。事件的主导是封建贵族，本来是一件很窝囊的事，非要说它很先进。这就好比，一个落魄人士，机缘巧合东山再起了，却非要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落魄时的苦难，其实苦难有啥可炫耀的呢？跟你的成功又有个毛关系。
这个时候的法国则不一样，布汶战役后，腓力二世获得了大片领地，王室收入增加3倍，腓力利用这些财富雇佣官僚来处理领地事务，逐渐形成一个可畏的官僚系统；对于其他领主，国王没有动他们的钱袋子，听之任之。法国迈出了专制的第一步。
《大宪章》之后，英格兰国王不满现状，但是1258年再次被击败，王权继续衰退；腓力二世诸子分封后，王室领地收缩，法国又要重复过去。到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灭亡800年，但是英法两国依旧是一盘散沙。
古代每个辉煌的文明体，都经历了封建割据向君主专制的转变，而每一个专制体制的背后，都有一股强大的依附于王权的上层支持力量。
人类首个专制政体波斯帝国，打造新兴的奴隶主阶级，摆脱波斯贵族；沙俄和中国秦国，借助了新兴的军事贵族，压制旧贵族；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转变，借助了奴隶主阶级，压制城邦集团；隋唐盛世，借助了科举制下的文官，消灭世族；伊斯兰帝国，借助教士新贵族，消灭和同化旧贵族；普鲁士，借助军事容克地主，联合剥削农民。
在找到新兴的第三方势力的支持之前，英法两国的专制成为不可能。
从13世纪开始，随着商业的复苏，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一股新势力。资产阶级天然敌视封建贵族，借助资产阶级的财力，君主专制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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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封建大领主也看到了获取一大笔税收的好机会，为市集开辟专门场地，维持秩序，收取租金和销售税。
所以，西欧的统治阶级十分鼓励商业发展，但这并非他们多么仁慈，多么有先见之明，仅仅是因为囊中羞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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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的法国，两个地方最富裕：1、东北的佛兰德尔，欧洲羊毛产业中心；2、西南的加斯科尼，葡萄酒生产基地。偏偏这两个地方受英国统治。
1328年腓力六世血腥镇压佛兰德尔，然后1337年进军加斯科尼，英格兰则马上进攻佛兰德尔。拉开了百年战争序幕。
论国力，英格兰明显处于弱势。但是，英格兰靠着领先的军事技术——长弓，使得战况一边倒，法国哀鸿遍野。
1346年，克雷西会战，1万英军对阵4万法军，结果法军阵亡1.5万，英军仅损失200人。腓力六世赶紧召开三级会议，征收特别税：商品交易税和盐税。
1356年，普瓦捷战役，法国再次惨败，国王约翰二世被俘，割让1/3领土，赔偿300万里弗尔（相当于法国4年、英格兰20年财政收入）。
为凑赎金，国王将商品交易税和盐税常规化，每年征收。1363年，三级会议同意征收炉灶税——每5人征收3法郎。税负猛增，但民众无甚反抗。之后的20年里，这三类特别税每年为国王带来165万里弗尔的收入，传统的领地封建收入降到10%。
有了钱，查理五世建立雇佣军，购买新式装备，法国迅速回血，仅用10年时间就收复绝大部分失地。
战争获胜，但特别税还在推行。1379-1384年法国爆发激烈的反财政农民暴动，每年征收的特别税取消。
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1:6的兵力对比，与以前剧本一样，英格兰以100人代价消灭2万法军。1424年战争重启，剧本依旧，法国惨败。这样子更惨，巴黎没了，王位继承权也没了，法国接近亡国。
为集中力量，尽快赶走英格兰，1435年三级会议授予查理七世连续征收商品交易税和盐税的权力。1439年三级会议将最重要的的人头税征收权力授予国王。至此，国王征税，无需召开三级会议。
依靠全国性的征税体系，法国建立常备军，节节获胜，用了不到20年时间，到1453年，英格兰失去了在欧洲大陆所有的领地。
制度的好坏，取决于能否解决国民的生存发展问题。百年战争让法国损失了2/3的人口，国家上百年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
在法国获胜的1370年代和最后20年，直接原因都是国王能够连续向全国征税。国王财权受到限制的其他年份，英格兰对法国是碾压式的战争存在。封建贵族也意识到，国家安全没有保障，财富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没了。便让出了财政大权。
从此以后，法国国王获得征税大权，奠定了专制基础。
15世纪下半叶，法国确定了以人头税为支柱的财政体系，财政收入水涨船高。1462年收入180万里弗尔，人头税占比2/3,；1474年收入400万里弗尔，人头税占比2/3；1483年收入450万里弗尔，人头税占比85%。
法国的人头税，并不是每人缴纳的固定税，而是按照每个人财产的一定比例征收，因此它实际上是财产税。而且，为了得到封建领主的支持，封建贵族是免人头税的。
人头税之后，是商品交易税，占比10-20%，贵族领地的产品也是免税的。所以，沉重的税负都落在资产阶级和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头上，这就为法国大革命埋下了祸端。
法国国王以免税的代价化解了封建贵族对专制的最后一点抵触，通过重商主义国策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取资产阶级的支持。第三等级的税收源源不断进入国库，国王供养自己的官僚和常备军。一套自上而下的专制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然后法国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历程。王室土地在百年战争之前已经占据全法70%，路易十一（1461年—1483年在位）接连吞并勃艮第、安茹、普罗瓦斯等诸侯国，基本统一全境，成为法兰西领土的奠基人。
反观英格兰，百年战争失败后，又爆发30年的贵族内战玫瑰战争。最终以1485年建立都铎王朝而结束。
都铎王朝延续了过去以关税和王室领地收入为主的财政体系，没有面向全国的直接税。在15世纪末，财政收入10万磅，其中关税4万磅，王室领地收入4万磅。
英格兰以关税为主的商税体系，引申出一个很大的问题：1、关税不是平民税，税率不能高；2、商税对王室领地收入的增长影响较小。因此，国王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限制，与法国国王的财政收入相差十分悬殊。
英格兰这种独特的财政结构，使得议会批准的特别税依然很重要，这决定了王权对议会有很强的依赖性。虽然英格兰在16世纪也建立君主专制，但它建立在资产阶级拥护的前提下，与法国的专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到15世纪末，法国建立了以人头税为主的全国财政体系，英格兰建立以关税和王室领地收入为主的半全国财政体系，国家财政能力的差距，决定了两国专制程度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结构上，资产阶级在法国依然是贵族之后的第三等级，在英国已是议会的一股独立力量。
法国的专制，是建立在战争的洗礼后、全国支持统一的基础上。英格兰的专制，是出于资产阶级统一市场的经济需求。
地理大发现后，商业跨越式发展，资产阶级迅速壮大，一场国王向下争取税源、资产阶级向上争取权力的拉锯战正在上演，这将决定英法两国接下来的政治发展，从中我们也能看到宪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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