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女真”到“满洲”
“女真”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汉文写作诸申、朱先、朱里真、主儿扯惕等，都是同音异写。元明清时期文献多写作“女直”，源于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真”为“直”。女真是其称满洲之前的族称，因族称而成为国称。满文文献中，女真( Jusen) 作为族称，与尼堪( Nikan 汉人) 、蒙古( Monggo) 相对应地使用。女真各部可自称女真国( Jusen gurun) ，又可互称为女真国，还可作为女真各部的统称。这表明女真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区别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某些
共同文化心理。
明代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分，努尔哈赤出自建州女真。建州女真起自14世纪末松花江下游以东，通过不断地迁徙，逐渐定居于佟佳江( 今浑江) 和浑河上游。东北起图们江流域，西南抵鸭绿江西的辽东山地等女真，也属于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隶属于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的建州“三卫”，三卫女真“属夷”接受明廷的册封、定期朝贡。至15 世纪中叶后，建州女真受明、朝鲜、蒙古的影响，通过马市贸易，与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内部经济、尤其是狩猎经济迅速发展。进入16 世纪中叶以来，女真社会与东亚主要国家一样，都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满洲实录》卷一) 。明朝的“华夷秩序”受到严峻挑战，传统“华夷”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揭开“以夷乱华”的序幕。努尔哈赤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略，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的策略，仅用35 年时间，就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他所统一的女真国，是区别于汉人、蒙古人的女真语各部的共名，是女真人共同体的称谓。事实上，当时的明朝人就认为女真属夷“皆女直遗种”( 程开祜: 《东夷奴儿哈赤考》) ，朝鲜也一直将出自斡朵里的女真当做“大金之裔”( 《燕山君日记》卷五十，燕山君九年九月辛巳) ，而东部蒙古则称女真为“主儿扯惕”( Jurchid，是金代女真自称“朱里真”的蒙语复数形式) ［1］。从《女真译语》所收的“来文”看，至少在15世纪中叶，女真各部呈给朝廷的文书还以女真文书写。但至正统九年( 1444) ，女真部落“无识女真字者”已达“四十卫”之多，因而请求明廷“第用达达字”(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甲午) 。嗣后，女真诸部“皆以蒙字记之”［2］，但女真语仍是女真诸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种共同语言。
努尔哈赤在统一各部女真过程中，均使用女真语，以与汉语、蒙古语相区别，成为聚集女真的一种向心力。1599 年，努尔哈赤利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即“无圈点满文”，以后逐渐改进，到皇太极时期，形成“有圈点的满文”。满文的创制，充分彰显了女真族自身的一种民族意识。努尔哈赤并不避讳女真的“属夷”身份，早在起兵时，就以“属夷”自居，承认明廷为“上国”，接受明廷的敕书，称臣纳贡，寻机发展自身势力。直至建“金国”称“英明汗”前，明朝都没有觉察他的异念，反倒以其保塞有功，“升都督，制东夷”( 茅瑞徵: 《东夷考略·建州》) ，允准进京朝贡(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 。1595 年，明廷升其为“龙虎将军”( 海滨野史: 《建州私志》上卷) 时，努尔哈赤更借机“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 茅瑞徵: 《东夷考略·建州》) ，但对外他仍以“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自称［3］。灭哈达、辉发后，明廷才似乎有些警觉，认为他“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 《明神宗实录》卷四四四，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1613 年，灭乌拉后，努尔哈赤成为辽东最强大的“属夷”。1619 年，吞并叶赫，基本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对此，《满文老档》中记载: “是年，自明国以东，至东海，朝鲜国以北，蒙古国以南，凡属诸申语言之诸国，俱已征服而统一矣”［4］117。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最初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观念的核心，乃是以原讲女真语的“诸国”女真人为主体的，一种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
从“女真”改称“满洲”( Manju) ，始于皇太极天聪年间。天聪五年( 1631) 八月，皇太极在给明朝大凌河守将祖大寿的劝降书中，写道: “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天时人心各不相同”［4］1140，公开否认与历史上女真所建金朝的关系。四年后，皇太极又借虎尔哈部降军穆克西科之口，讲述了关于满洲起源的传说［5］，即三仙女在布库里山下布勒湖里沐浴，佛库伦浴毕吞食朱果受孕，生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乘舟顺流而下到三姓地方，平定该地三个不同姓氏( Hala) 的战乱，立国于鄂谟辉之野鄂多里，成为满洲始祖。这个传说，是以元末明初建州左卫斡朵里女真的历史作为背景，将其前史浓缩于一个传说人物身上，接下来恰好衔接南迁的建州左卫女真的真实历史( 《龙飞御天歌》第五三章) 。
满洲始祖传说，通过对满洲始源于女真斡朵里部建州左卫的历史梳理，强化了建州女真的地位。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开始隐讳其为金朝后裔，及曾为明“华夷秩序”体系中“属夷”卫所的事实，充分体现了其民族意识的强化，并以此彰显其民族独立性。这样，一个被称做“满洲”族的共同体，被有意识地从女真族体中剥离出来。特别是在进入辽东地区后，大量的非女真人口的被纳入，使“女真国”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单一女真族的范畴。因此，天聪九年( 1635) 九月，皇太极正式宣布改女真( 诸申) 之名，以“满洲”作为新的族称( 《清太宗实录》卷二五，天聪九年十月庚寅) 。至此，女真族完成了向满洲共同体的转变。满洲共同体与女真共同体相比，在民族构成上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共同体中，除女真族外，还包括数量众多的蒙古和汉人等民族成分。
随着满洲自我民族意识的增强，其对与明朝关系及与之相伴的“华夷”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某些变化。皇太极即云: “古之大辽、金、大元，俱由小国而成为皇帝矣……岂有一姓人登皇帝位，永世不移之理乎”［4］959。可见，在他心里已将自己与明朝皇帝对等而视，已然不再安于“夷”的身份了。清朝入关后，通过“剃发易服”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征服，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观念转变的极端化发展。而且，此时的满洲统治者，虽还无法使自己全然摆脱“夷”的文化劣位，但也开始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辩解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 谈迁: 《国榷》卷一○一) 。
二、“法明崇满”治国理念的形成
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后，以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为统绪，构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并与明朝相区别。1616 年，努尔哈赤上尊号“英明汗”(Genggiyenban)［4］44，建元“天命”，国号“爱新”，汉语称为“金”，意为他所创建的国家，乃是与12世纪崛起于东亚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的金朝一脉相承，其本人就是接续金朝统绪的传人。这样就将其政权与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非汉人所建“异族”政权有机地联系一起。不仅如此，努尔哈赤还将其原来的姓氏觉罗( Gioro hala) 改为爱新觉罗( Aisin gioro) 。在内外交往中，他也常以金朝的传人自诩。1618 年，袭取抚顺时，努尔哈赤曾向蒙古贝勒恩格德尔、大臣萨哈廉讲述“先朝金史”(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 ; 1621 年，有人献金“天会汗三年”造的古钟，努尔哈赤当众炫耀，“天会汗乃我先祖金国阿骨打之弟”［4］206 ;同年，在谈及征明理由时也言，“明帝无故援助边外之人，杀金汗之亲族我之父祖”［4］186 ; 而在与朝鲜交往的文书中，也常写有“我金大定汗”( Meniaisinhan) 之类字样［4］87。
努尔哈赤以“大金之裔”自诩，虽然不乏沿袭建州女真传统做法的一面，如早在李满住时代，建州卫的对外文书中就曾以“大金”为号( 《燕山君日记》卷一九，燕山君二年十一月甲辰) ; 1493 年，建州三卫首领在给朝鲜成宗国王的文书中，也多次称自己为“金皇帝”( 《李朝成宗实录》卷二七四，成宗二十四年二月己亥)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意欲通过这种统绪上的连接，抬高自身身份，通过与明朝及汉民族的相对区分，来凝聚女真各部力量，实现民族统一。因此，“满( 女真) 汉有别”、“崇金黜明”，也成为努尔哈赤时期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理念。进入辽沈地区后，社会构成的日渐复杂、国家地位的上升等，使努尔哈赤的治国理念已然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皇太极时期，他一改其父接续金朝统绪的方法，改族称为“满洲”，不久又改国号为“清”，切断了现国家政权与金朝的历史联系，转而将“法明崇满”作为自己的国家建构理念。一方面，以明朝的政治体制为模式，设立“三院”、八衙门，并将《大明会典》作为施政之准绳( 《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 ; 另一方面，则在其“父汗”有意识地将女真与蒙古、汉人加以区别，强化本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新的“满洲”意识的塑造。1632年，命达海改进满文，使之规范化( 《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三六，《大海传》) ，并多次在上谕中强调满语文的重要性，认为“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终致国运衰微，“朕缵承基业，岂可改我国之制，而听从他国”(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六年四月辛酉) 。内三院设立后，还令弘文院希福等将历代正史中，“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为满文( 《清太宗实录》卷二三，天聪九年五月已巳) 。既可从中借鉴历史经验之得失，又有利于强化满洲族群意识，增强内在凝聚力。其间也有满洲大臣上疏，请求“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皇太极皆不予采纳，并回应说: “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也”( 《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可见，在皇太极的治国理念中，“法明”与“崇满”是并行不悖的。这一治国理念的确立，也为满洲入主中原汉地后，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44 年，满洲入主中原，是17 世纪中叶东亚史上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使曾经支配着东亚的“华夷秩序”发生易变，“夷狄”系的“满洲”取代“华夏”系的“大明”，一跃位居东亚“共主”地位，由此引起东亚各国强烈的反应［6］。尤其是中国本土南部，反应最为激烈，先后爆发了南明诸政权对清朝的抗争、郑成功的海上起义、东南沿海的武装反抗、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等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时间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如此激烈的交锋，对满洲统治集团是严峻的考验。面对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所带来的满汉矛盾与冲突，立足未稳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强化“首崇满洲”的国策，以维系自身的统治基础。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它又不得不面对如何有效治理人口众多的汉人及边疆“诸族”的现实课题。平心而论，就满洲统治者本身而言，或许无法超越自己的民族意识，但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又迫使其必须超越“华夷”壁垒，于两难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于是，在极力“崇满”保持自身民族利益与意识的同时，“因袭明制”以适应新的政治统治需要，也就成为了清初统治者不二的选择。
顺治时期，为适应中原汉地政治生态的需要，也曾提出了“兴文教，崇儒术”( 《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 的治国方略，但因忙于战事而未得以落实。康熙帝亲政后，才真正加以实施，他将理学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颁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 《清圣祖实录》卷三四，康熙九年十月癸巳) ，开“博学鸿儒科”招揽人才，设“明史馆”纂修《明史》等。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使先前一些对满洲充满敌意的“遗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甚至产生了“幸遇圣朝，干戈载戢，文教放兴”的幸运感，对清帝也多有“圣天子崇儒尚文”之类的称颂之词［7］。
于是，满汉民族关系也渐趋缓和。不过，就清朝国家而言，中原汉地仅占国家疆域的三分之一，满洲统治者并未将治理中原的“汉制”强制推行到边疆民族地区。清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是通过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如蒙古的盟旗制度、回疆的伯克制、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等。在康熙帝看来，中原内陆与外方边疆，都是“朕统御寰区，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 《清圣祖实录》卷六九，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这也就决定了清初统治者在“法明”的同时，是不可能放弃“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的。因为“法明崇满”本身，就是一种视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而行的“因俗而治”，并随着清代社会的变迁，显现出隐含于其后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参考文献:
［1］ 佚名． 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816．
［2］ 李民寏． 建州闻见录［M］． 沈阳: 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 44．
［3］ 申忠一． 建州纪程图记［M］． 沈阳: 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 22．
［4］ 满文老档: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90．
［5］ 佟永功，关嘉禄． 天聪九年档［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4 － 55．
［6］ 刁书仁． 李朝孝宗“反清复明”活动及其影响: 兼论东亚“华夷秩序”的裂变［J］． 社会科学战线，2010，( 5) ．
［7］ 黄宗羲全集: 第11 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67．
《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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