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学论丛》第四辑
秦汉之际“楚”地位的变迁
——出土文献与《史记》、《汉书》的对比考察
靳腾飞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秦末汉初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楚朝”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存不存在“楚朝”，这一时期的“楚”确实在反秦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由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不容抹杀。”[1] 支撑“楚”法统地位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这一时期的楚遗民群体，无论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还是在汉初文化、制度的建设上，以陈胜、项羽、刘邦为代表的楚遗民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秦汉之际，楚遗民群体发起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秦斗争，期间先后建立两个政权。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和项羽楚义帝建立的“楚朝”，二者前后相继，共同构成了秦汉之间“楚”的法统地位。但由于这两个政权统治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政权性质和目的具有很大的差别，且缺乏传承性，所以在历史记载中并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朝代，而不同时期的历史书写者对这一时期“楚”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本文通过对秦汉之际的出土文献、《史记》和《汉书》对这一时期“楚”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以探讨“楚”的法统地位的形成和历史地位，进一步研究三者对“楚”的不同态度及原因。
《史记·陈涉世家》曰：“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对于“张楚”一词的意义史学界以前多有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1、认为是陈胜的王号及其所建政权的国号；2、“张”为“张大”之意，“张楚”为张大楚国之意；3、“号”是“口号”之意，“号为张楚”意思是“口号是张大楚国”，陈胜没有建立国号，也不存在张楚政权[2]。对于这些争议，近些年的出土文献给出了答案。最近发掘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了“张楚之岁”觚，这是现存最早的“张楚”材料，见有“张楚”字样的简牍出土于八号井（J8）。该井出土简牍十余枚，其中有的简文为楚国文字，其中一枚觚上（J8⑥：1）记有“张楚之岁”。此觚所记“张楚之岁”应是益阳当地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并沿用楚国的大事纪年方法，以之为次年或当年的岁名。这也说明秦末农民起义时，益阳地区的人以“张楚”为法统。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五星占》以“张楚”纪年，取代秦二世：“与毕晨出东方 八 八·张楚·元。”[3] 该墓年代不晚于汉文帝，当时学术界对“张楚”的含义多有争论，“张楚之岁”觚的出现基本上确定了其在秦末和汉初人们的意识里代表了国号或年号，意味着新的政权的建立。“张楚”政权和项羽楚义帝建立的“楚朝”虽然性质不同，但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都维持了“楚”作为反秦旗帜的地位和作用。
益阳和长沙均为楚旧地，楚遗民群体较活跃，楚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相比之下，秦文化影响较小，而且远离秦的统治中心，控制力量薄弱，当地反秦的意识和力量活跃，所以“张楚政权”建立以后，他们极力支持，因此以其纪年，彰显楚的法统地位。由此可见，无论是秦末还是汉初，人们都把“张楚”放在与秦相对等的地位上，这一方面是由于反秦的需要和对起义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陈胜“首事反秦”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这两则出土资料的记载由于距离历史发生年代较近，虽然也不可避免受到书写者个人目的和思想的影响，但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益阳兔子山出土的“张楚之岁”觚，其书写者应为秦末益阳本地的官吏，长沙马王堆汉墓《五星占》的书写者应为汉初本地的官吏，二者都以“张楚”纪年，一方面可以看出秦末到汉初这段时间人们心中“张楚”的法统地位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湖南地区楚遗民尊楚重楚的观念颇重。
汉初重“张楚”也是当时统治者的态度，《史记·陈涉世家》载：“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高祖为陈涉置守冢之数多于秦始皇（二十家）和其他六国国君，并没有为项羽或楚义帝置守冢，可见这一时期“张楚”的地位是高于项羽楚义帝的。刘邦之所以重“张楚”主要是因为陈胜为反秦首事之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是其反秦斗争的启蒙者与开路者。《史记》中载陈胜起义的导火索是大雨耽误了適戍的日期，“失期，法皆斩”，所以被逼造反。而在此之前，高祖刘邦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史记·高祖本纪》载：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4]
同样面临着违法被杀的威胁，刘邦选择了逃亡，并没有直接起义反秦，而是逐步积蓄力量，伺机起事。“斩白蛇”，“居上常有云气”的传说都是为神化刘邦，吸附追随者，壮大力量而进行的宣传造势，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诸从者日益畏之”，“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可以说刘邦反叛之心早已有之，只差陈胜首义这股东风。陈胜起义后，沛县掾、主吏萧何、曹参劝说沛令招引刘邦，以应陈涉，“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5]刘邦与萧何相识已久，并且关系很好，即使刘邦逃亡，二者也很有可能保持联系。由此来看，这可能是二者为夺去沛县政权而设的计谋，后来为沛令发觉，“恐其有变，乃闭城，欲诛萧、曹”。[6]（《高祖本纪》）在说服沛县父老起义的书帛中，刘邦说：“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7]反秦已成大势，不反秦则会自身难保，毁家灭室，这是刘邦说服民众起义的最主要理由。其因此顺利地入主沛县，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刘邦出身底层，并不具备世家贵族所拥有的名望和实力，所以除了自身做好准备外，打破正常统治秩序的起义战争则是其迅速扩充自己力量的最好时机。因此，可以说是陈胜的反秦起义让刘邦有机会在乱世中开疆拓土，实现帝业。刘邦重“张楚”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外，从阶级性质上看，汉初统治者均为“布衣将相”，本属于底层被统治阶级，汉初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还很紧密，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如何确立和巩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刘邦和陈胜均属于下层楚遗民，项羽义帝属于旧楚贵族，以“张楚”为楚之正统，在汉初统治者看来，可以打破社会阶层间的固有藩篱，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背书。
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汉朝也是第一个推翻传统旧贵族统治后由下层民众建立的新政权，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几百年间形成的社会权力结构被打破和颠覆。虽然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然而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仍旧默认旧贵族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这一方面缘于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个群体在文化水平和治理能力上，确实有不小的差距，这也导致了秦末农民起义中六国贵族的迅速复辟。鉴于此，汉初统治者急于要在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树立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除了通过神化刘邦的身世、消灭异姓诸侯王之外，把同属于下层阶级建立的“张楚”政权抬高至合法地位，以其为正统，也是汉初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项羽、楚义帝和刘邦共处反秦的同一阶段和时期，而且刘邦先入咸阳灭秦，理应为王，但由于项羽实力雄厚，反被分封到偏远的蜀地。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二者是敌对关系，且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汉初统治者更不可能以项羽义帝为楚之正统。
到了西汉武帝时，统治者仍然尊“楚”，但不再以“张楚”为楚之正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在秦朝灭亡后接着以楚义帝纪年，一直到项羽灭亡。可见司马迁是以项羽楚义帝为“楚”之主要代表，这从其为项羽立本纪也可以看出，他把项羽楚义帝放在与秦二世、高祖刘邦相对等的历史地位上了，陈胜则处在次要的地位。
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他可以跳出来从整体上去观照这段历史，更客观地去描述历史事实。在整个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陈胜所建立的“张楚”政权虽然掀起了反秦斗争的序幕，但仅存在了一年左右就基本被秦军镇压了。相比而言，项梁项羽和楚义帝所建立的“楚”则成为后来反秦的主力，并最终推翻了秦朝。随之而来的楚汉之争，虽然项羽和高祖刘邦是敌对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二者在当时对等的地位和实力。从这一点来说，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以楚义帝纪年是顺理成章的，且可以看出司马迁著史的客观态度。但对于陈胜的亡秦首事之功，司马迁也是非常推崇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许多学者认为其应该立《陈王本纪》，但司马迁认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趋势，可见其深刻的历史眼光。
但传统的中国史学，本质上是“国家史学”。所谓“国家史学”，简单地说，是以政府/朝廷活动为中心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 。[8]在历代的中国，历史书写的权力均掌握在政府手中，史官们在书写历史时代表着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为统治阶层服务。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君主权威和统治政权的稳固，儒家思想盛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保持政权的稳固，打压可能来自于下层民众的起义和反抗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治需求。而属于底层阶级的陈胜，在此时的汉朝统治者看来，其反抗秦朝的首事精神是对自己统治的一种潜在威胁，在社会中必须严加杜绝，所以此时是不可能给予其正统地位的，更不可能把其放到与开国者刘邦同样的地位。司马迁作为当时的史官，站在统治阶级立场来著史，不可避免受到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以他没有为陈胜立本纪，而是退而求其次，把其放到世家之中。虽然陈胜不继世而亡，但列传的地位又太低了，难以彰显其首事之功，故立《陈涉世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由此看来，把陈胜放在世家之中，并不是司马迁治史思想混乱，而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力求客观描述历史事实的折中选择。
从汉初到武帝时期，“张楚”的角色地位由证明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转变为危害统治稳固的潜在因素，这也是其在不同时期历史书写中地位不同的主要原因。但无论是项羽楚义帝还是陈胜，司马迁都是给予了很高的地位，说明武帝时期，对于秦汉之际的“楚”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人还是非常认同的。
然而到了东汉，秦汉之际的“楚”在《汉书》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班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合而降为《陈涉项籍传》。而且，《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冠以汉元年, 不书楚怀王或楚义帝, 而依次列汉王以外其它诸侯王。这与《史记· 秦楚之际月表》于同年冠以楚义帝元年，下书诸侯王，而以汉王厕列其中相比，正统观念的变化是很明显的。相比于《史记》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立世家，《汉书》对“楚”的描写则处于细枝末节的地位。这与班固著《汉书》的目的和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汉书·叙传第七十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由此可见，班固作《汉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汉”，追述汉朝的功德，如《汉书·高帝纪》云：“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同时改变《史记》中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状态，其旨趣在于断代，以突出西汉一代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也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相关，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对上古三代以及儒家经典的过度推崇导致了社会上厚古薄今思想泛滥，很多人认为古代比现代好，甚至到了愚昧的程度。和班固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就批判了这种思想，并认为“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复古倒退的思想，班固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通过历史文献的编纂，来颂扬西汉的功德和成就，“客观上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而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成功地回答时代对‘汉书’的需要。”[9] 由此可见，班固修史重在“汉”，秦汉之际的“楚”并不是其主要关注对象，所以对其的记载和叙述自然简略。
其实，班固作《汉书》与司马迁作《史记》还有着相似的政治时代背景，明帝时代的东汉国势鼎盛，同样具有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通过编纂历史文献，既可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宣扬官方统治思想，又可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10]一方面宣扬封建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加强对底层民众的控制，所以对于身为起义者陈胜、项羽更不可能给予太多的地位和笔墨。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班固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汉”和断代，不满意《史记》置汉“厕于秦、项”之列，控制底层民众和积极维护政权稳定，但是其在作《汉书》的过程中仍不能直接跳过“楚”而只书写西汉的历史，这也说明了“楚”在秦汉之际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忽略和逾越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写的《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第一弊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11]，作史者都是为君臣而作，没有一部为国家与国民而作的历史 。这也因为中国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为统治者服务的使命，鉴于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在历史研究中，把史料放在具体的政治大环境中进行解读尤为重要，也有利于清晰深刻地理解历史的真相。从以上不同时代的文献对秦汉之际“楚”的不同记载和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秦末汉初重“张楚”法统，西汉中期重项羽楚义帝，东汉时“楚”则处于边缘地位，这些不同除了由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书写者对历史材料的解读不同之外，还缘于各自所处的思想文化环境不同，并受所在时代的政治背景影响。但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部文献，都把“楚”作为秦汉之间必不可少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具有同等地位的历史阶段，这些都证明了“楚”的法统地位和深刻的历史影响。
注释：
[1]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王宗征：《“张楚”不是国号，而是口号》，《天津日报》，1988年8月6日。
[3]《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4]《史记·高祖本纪》。
[5]《史记·高祖本纪》。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
[8]钱茂伟：《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
[9]陈其泰：《<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史学史研究》1988年01期。
[10]朱凤祥：《断代为史与通古今——论班固<汉书>的撰述旨趣》，《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06期。
[11]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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