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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纵横欧亚,为什么没有消灭王氏高丽|文史宴


有元一代,藩属之国众多,但若说关系最铁的,第一自然是忽必烈三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儿汗国,其次便是女婿之国高丽王朝。


虽然做元王朝的女婿并不十分舒畅,但高丽王朝一直到元朝灭亡成为“北元”之后仍与之藕断丝连,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盛行的国际社会,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元朝与高丽的翁婿关系,却是在蒙古帝国对高丽的打击欺压的阴影之下一步步走向看起来很美的和谐之境的。



武人当国与蒙古袭来

1

公元九世纪以后,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日益衰落,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彻底的分裂。形成新罗、后百济和泰封(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便是朝鲜半岛的第二次三国时代,史称“后三国”。

“后三国形势图”


就如中国的三国时代一样,魏、蜀、吴三国最后谁也没能一统天下,倒是魏国的权臣司马家摘了桃子。朝鲜半岛的三国也不是其中哪个统一起来的,而是泰封国的武将王建夺取其政权,建立高丽王朝后重新统一的,这位王建,便是高丽王朝的太祖。


王建统一朝鲜后三国后,迁都于自己的家乡松岳,并改称为开京(即今朝鲜开城),对内奖励农业的政策,释放奴婢,休养生息。


对外则积极北上扩张领土,趁着辽国灭亡东北大国渤海国的契机,不但将领土北界由前朝新罗时的大同江向北扩张至清川江中上游至鸭绿江下游一带,而且和辽国交兵,蚕食女真故地。


在与宋和辽的折冲樽俎之间,到1007年,高丽疆域已扩展到鸭绿江一带。1130年,乘着辽金政权更替之际,高丽又占领鸭绿江东岸的辽朝重镇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


可以说,作为以朝鲜半岛为主体的国家,高丽王朝算是最大限度的扩展了生存空间,今天的北朝、南韩的国土便是在高丽王朝时期基本确定的。


不过,扩展领土便要用兵,辽国、金国也都不是好惹的弱邦,夺了人家的领土,也要用大量的兵马防备,这么一来,武将在高丽王朝的地位便日益重要起来,开始要求提高地位。


武人要求地位本是情理中事,人家随时要搏命疆场,怎么就不能获得些社会尊重呢?可是高丽王朝学习宋朝好的方面不少,而坏的方面也学了十足,实行“重文轻武”,文官掌控朝政,对于武将十分鄙视欺压,终于使得文武之间势同水火。


1170年,也就是南宋乾道六年,高丽王朝终于发生变乱。郑仲夫、李义方、李高等几个武臣因不满高丽毅宗王晛和文臣对武官的欺压发动政变,大杀贵族文官,流放了毅宗和太子,立明宗王晧为国王,史称“庚寅之乱”。郑仲夫通过“都房”控制高丽君主,从此开始了高丽王朝的“武人政治”时代。从郑氏开始,先后有庆氏、李氏、崔氏武人掌控政权。


武人虽然掌控了高丽王朝,但日子并不好过,且不说王氏家族总是想着恢复王权,武人之间的碾轧也不曾中断。到1197年才算是形成了崔氏为首脑的稳固的“都房”政权,执掌国政六十余年。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弄不好高丽会和日本一样,形成国王虚君而将军掌权的“幕府政治”。然而到了1231年,席卷各地的蒙古洪流终于涌向了高丽,武人政治也就随之走向衰微。


高丽王朝开始接触蒙古人,是从蒙古帝国讨伐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东北地区扰乱之时开始。


1216年.契丹遗族喊舍等人对蒙古帝国发动叛乱,在辽东建立“大辽国”,被击败后率领数万名契丹军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占领高丽重镇江东城。1219年,成吉思汗命哈只吉和扎剌二将率军入高丽讨伐喊舍。在别人的地盘上办事,自然要和主人打个招呼。哈真入高丽后,遣使面见高丽高宗王皞,要求以粮援助,出兵合击江东城。



契丹军进入高丽,占城割据,本就让高丽君臣很是头疼,现在见有人前来助拳,国王高宗和掌权将军崔忠献都求之不得,于是派兵资粮相助。不久,蒙高联军便攻克了江东,喊舍自缢身亡。


乱事平定后,哈只吉与高宗于是年二月签订条约,两国约为兄弟之国。按照约定,高丽臣属于蒙古,每年纳贡。


要是到此为止,高丽最多不过是成为蒙古帝国的“弟弟”,而不会是日后的“女婿”。然而,蒙古帝国这位大哥对弟弟实在太不客气,要求的贡赋越来越多,而且不分时候,想要便要。


高丽君臣终于忍无可忍,于1225撕毁协议,斩杀蒙古使臣。此时成吉思汗正在征讨西夏,无暇理会高丽,“兄弟之国”从此断交,陷入“冷战”。直到窝阔台汗即位后,便开始派兵攻打高丽,正式爆发战争。



自1231年起,蒙古帝国连年对高丽用兵,尤其是贵由汗和蒙哥汗时期更是“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高丽王不得不迁都江华岛。虽然蒙古军在当时战无不胜,但因为高丽早已形成武人政治,民心士气要比日后的李氏朝鲜强得多,面对侵略节节抵抗,对于蒙古军造成很大杀伤,甚至击毙过蒙古统军元帅撒礼塔。



幸运的降服与翁婿之国的成立

2

高丽毕竟是一个小国,小国的可悲之处在于,当与大国交锋时,如果没有其他大国的帮助,无论多么顽强也无法免于灭亡。蒙古帝国虽然不能把高丽一口吞掉,但只要坚持不懈的打下去,胜利还是属于自己。


终于,在艰苦抗战28年之后,尤其是“都房”政权第四代执政崔竩被杀后,高丽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公元1259年,高丽高宗向蒙古帝国投降,派太子王倎入质。


城下之盟的滋味很不好受,蒙古帝国对于长期坚持抵抗的国家一般惩罚都十分严厉。高丽这次投降,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可想而知。莫说“兄弟之盟”,就是能否保持独立地位都在未知之数了。


然而,高丽王父子尚不知道,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汗已经快要去世,忽必烈的大元王朝已经呼之欲出。


情形的变化虽非人所能预料,但一些历史上的成功者总是会在变化时的选择当中占得先机。高丽太子王倎便是这样的人。



1259年,蒙哥汗死于南征南宋的征途上。此时,王倎正奔波在遵照大汗圣旨前往四川的路上。听闻到大汗死讯,这位高丽太子没有再西进,而是前往汴梁,和当地官员一起迎接也是得到消息从鄂州返回的忽必烈,并跟着忽必烈一起回到了其大本营开平。


王倎太子的押宝,使得日后的高丽安享百年太平,作为一个弱国储君,他的眼光可称睿智长远。


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建元中统,开始了和弟弟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至于如何惩罚近三十年拒不归附的高丽自然不可能在议事日程之内了。而也在这一年,高丽高宗王皞病逝,消息传来,忽必烈谋臣赵良弼和廉希宪一起进言,认为应该立即送王倎回国即位,这样高丽便会感恩戴德,一心内附。


忽必烈早就对王倎的作为很满意,立即接受建议,以国王之礼款待王倎,赐以虎符、封册和高丽国王印,并派精兵护送其回国,同时下诏赦免高丽之“罪”,表示对高丽全国上下“首谋内乱,旅拒王师,已降附而还叛,因仇雠而擅杀,无所归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随众胁从”等等作为全部“罪无轻重咸赦除之”,答应“完尔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



同时,对于屯驻高丽的蒙古军全部撤回,曾经虏获的高丽百姓也全部放归。当然宽大之余,对于两国关系也要明确,规定高丽有“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义务。


王倎回国即位,这便是高丽元宗,不久改名为王禃。虽然蒙古入侵让国家残破,但现在没有了“都房”执政,实权回归王室,又保住了国家的独立地位,就这样安心的做大元朝的东部屏藩,元宗的日子本来该很好过的。


然而,元王朝在忽必烈时代,对开疆扩土极为热衷。为了灭亡南宋,也为了征服日本。忽必烈不停地要求高丽履行助兵资粮的义务。至元五年(1268年)夏,更是责令高丽“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用于攻打南宋和日本之用,并且明说“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


元宗是忽必烈立的,再加上深切知道违命的后果,于是只能委屈百姓尽量满足。可高丽朝野还是有很多“爱国者”,对于这样的榨取极为不满,更认为愿意满足元朝要求的元宗是“高奸”。这些人以权臣林衍为首,几经谋划,于至元六年(1269年)八月发动政变,废黜元宗,立其弟王淐为王。



这种无视宗主国皇帝的作为自然不能为忽必烈所默认,同年十月,忽必烈封在京朝觐的高丽王太子王愖为特进、上柱国,命他和头辇哥率三千军队回高丽平乱。面对军事威慑,王淐、林衍不得不恢复元宗王位。


这起变乱,几乎把元宗即位时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原本撤出的蒙古军重新又开了进来,在凤州设立屯田总督府,长期驻守。同时,忽必烈还委任脱脱朵儿、焦天翼为高丽达鲁花赤(监治官),高丽的独立地位已经大打折扣。


尤其严重的是,高丽都统领崔坦、李延龄等人因为不满林衍专权,趁着元军入境之机,以西京(今平壤)五十余城归降元朝,忽必烈顺势将之改为东宁府(后升东宁路),划归元朝辽阳行省管辖。


为了有效控制高丽,忽必烈要求高丽王室从江华岛迁回旧都开城。就迁都事件上,高丽朝廷再起波澜,其时虽林衍已死,但其党羽裴仲孙等仍拥立王室庶族承化侯王温为王,据守珍岛(今南全罗道)抗元。


反抗自然会招来更严厉的惩罚。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元将领忻都、洪荼丘等率兵攻占珍岛,杀王温、裴仲孙,但残部在金通精率领下又退往耽罗(今济州岛)。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元军攻占耽罗,金通精等人被俘,林衍党羽最终被肃清。这回,元朝又在耽罗设立诏讨司,屯兵驻守,高丽的领土又少了一块。


权力被限制,国土被分割,但作为国王的元宗倒是终于摆脱了数十年的武人权臣干政,成为了真正的掌权者,当然以我国历史惯用的说法,便是“元朝在高丽的代理人”了。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宗还都开京,高丽完全依附元朝。忽必烈命令高丽更改官职爵号,也就是官职爵位的名称都要相对元朝降一级,例如尚书省和中书省改为佥议府,枢密院改为密直司,御史台改为检察司,吏部和礼部改为典理司,刑部改为典法司,侍中改为中赞,平章事改为赞成事。


国王的自称由“朕”改为“孤”, “宣旨”改为“王旨”,臣子对国王的奏疏由“奏”改为“呈”,臣子对国王的称呼由 “陛下”改为“殿下”,国王储君的名称由“太子”改为“世子”。


而最让高丽人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废止了高丽的庙号制度,以前的“某某宗”是不许再用了,国王庙号都要改为“忠某某王”、“恭某某王”,例如“忠烈王”、“忠宣王”、“忠惠王”、“恭愍王”等等。这些庙号充满了藩属之国的低眉顺目,活着窝囊死了也窝囊,所以高丽人在暗地里还是给自己的国王上“某某宗”的庙号。


一切似乎都平静了下来,藩属的身份确定了,国王的权力确定了,被分割的疆土一时也收不回来,作为高丽国王,元宗似乎没事情还需要操心了。


但元宗不这么想,什么都确定了吗?高丽王朝的安全可还没有确定呢。朝廷大臣,尤其是武将,反元情绪十分高涨,高丽的老百姓也不平静,一旦哪天再来个反元的政变或者动乱,且不说自己这个国王会身首异处,高丽王朝恐怕也要社稷为墟了。


何况,经过“林衍之乱”,忽必烈对高丽的好印象大打折扣,现在有了个“高丽达鲁花赤”,说不定哪天皇帝一不高兴废了高丽国号——这可谁也不能担保不会发生的。


怎样才能既压制国内又让元朝有所顾忌呢?那就只能和元朝成为一家人,就像那些蒙古汗国一样,对内,可以不再有“高奸”的恶名,对外,皇帝总不好对家里人无端发难。


于是,元宗从至元八年开始(1271年),便不停的向元朝“求婚”,希望忽必烈把公主嫁给自己的世子王愖。忽必烈本不想答应,高丽叛附无常,自己把女儿嫁过去,万一有什么变故,不就成了人质?而高丽世子已经三十多岁,早已经娶妻,并不是公主配偶的合适人选。


忠烈王与元公主


但忽必烈毕竟是一代雄主,考虑问题还是要从政治着眼,随着高丽局势日趋稳定,更是考虑到嫁公主过去对于安抚高丽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终于还是同意了高丽的求婚,答应把自己的小女儿齐国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愖。可此时齐国公主才十三岁,直到三年后,也就是至元十一年五月,才将成年的女儿嫁到高丽和三十九岁的王愖成婚。


这桩婚姻的成功,了却了高丽元宗的最后心事,老国王终于不必再操心了。儿子和新儿媳婚礼举行后仅一个多月,高丽元宗王禃病逝,世子王愖继位,是为高丽忠烈王。


当年还是太子的王倎选择了效忠于忽必烈,换来了免除惩罚和国祚延续,在去世前又让自己成了忽必烈的亲家,让高丽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经过“林衍之乱”,忽必烈在高丽设置了达鲁花赤,既监督高丽国王,也插手高丽国政,那是完全不把高丽国王当回事,以宗主国大臣的身份对国王颐指气使。而从忠烈王开始,因为成为忽必烈的女婿,国王印信便成为“驸马高丽国王”,臣仆之国的君主一下子成了主子,达鲁花赤再跋扈也不敢对主子无礼,百炼钢立即变为绕指柔,态度谦恭有礼起来。

第三任高丽达鲁花赤黑的,在王愖还没有和齐国公主成婚时便已经谨小慎微,一次接受元宗宴请时,元宗请其上座,黑的连忙推辞:“现在皇上的女儿已经许配给太子了,您就是皇帝驸马大王的父亲,我们是皇帝的臣子,怎么敢违礼呢?大王向西坐,我们就向北坐;大王向南坐,我们就向东坐。”一定要坐到元宗的下首。



高丽国王的野蛮女友们

3

忠烈王之后,高丽又有共有九位国王,依次为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恭愍王、前废王、后废王和恭让王。


其中,除了忠穆王和忠定王在位时过于年幼,不宜娶妻,前废王、后废王和恭让王在位时期元朝已经日薄西山、行将就木外,其他几位国王娶的都是元朝的公主,其中忠肃王因多次丧偶,前后迎娶了3位元朝公主,以“一个女婿半个儿”标准,成为了元朝皇帝的一个半儿子。


不过,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皇帝,也学会了汉、唐皇帝的“不厚道”传统,嫁给高丽的公主,都不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是宗室之女,但在名义上,高丽国王的“驸马”还算是真金白银,各种好处也随之而来。

至元十五年(1278年),忠烈王带着新媳妇齐国公主到元朝省亲,趁着老泰山忽必烈高兴,提出废除“高丽达鲁花赤”,这要是在过去,一定会被看作是“不臣”之举,而现在的忽必烈却当做送给新女婿的礼物,一口允准了。

在“林衍之乱”中被元朝划为东宁府的高丽西京是高丽降人献给元朝的,算不得“非法侵占”,谈不上归还。但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忠烈王奏请归还西京,忽必烈本着都是一家人,谁管都一样的态度,同意所奏。


到了忠烈王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林衍之乱”时被元朝直辖的另一块疆土——耽罗岛。可也不好意思总是向老丈人提要求,一直等到忽必烈驾崩,元成宗继位,忠烈王趁着登基之喜,向侄子元成宗提出收回耽罗岛的请求,元成宗自然不好驳姑父的面子,将耽罗归还高丽。


当初高丽的爱国者们浴血奋战,使得这些领土归了元朝,而忠烈王这位标准“高奸”却使得这些领土回归。作为国家,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里子重要,这真是永远无法讨论明白的话题。


话又说回来,“是药三分毒”,任何谋划都有正负两面,只不过需要针对具体情况斟酌选择。高丽迎娶元朝公主,在政治上是稳赚不赔,而在生活和感情上,高丽王们则很是悲惨。就以忠烈王来说,他的庙号是“烈”,从谥法上说,“有功安民、秉德遵业曰烈”,可他的“烈”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娶了一位有着暴烈脾气的妻子。


齐国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比忠烈王小二十三岁,老夫少妻的组合本就意味着小妻子有资格耍小脾气,何况小妻子身后还有着强大无比的娘家。可想而知,忠烈王成为了政治上的“妻管严”,日子很不好过。


霜花店里的“野蛮女友”


不但任凭妻子打骂不敢稍有反抗,而且虽然摆脱了达鲁花赤,但国事上却又不得不受到妻子的干预摆布,齐国公主不但执掌内宫权柄,而且连朝会、宴享、巡幸、接见使臣等无不参与,甚至人事的任免也要有她的发言权。王后干预国政的传统,在有元一代的高丽成为惯例。


韩国大片《霜花店》中的高丽国王,从情节来看应该是高丽恭愍王,影片中有朝会上国王、王后一起召见大臣的场景,这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历史上的元朝公主们会不会如电影中一般,在大臣面前维护国王老公的尊严,那可就难说得很了。


一连几代娶了“野蛮女友”,国事不得不和家事划为一体,这已经比较窝囊。而因为从忠烈王开始与元朝通婚,有的世子作为质子长期在元大都居住,回国后又带着蒙古妻子以及大批怯怜口,也就是公主的私属人户一起来到高丽。双方各种交流非常密切,再加上元朝属于强势,高丽的蒙古之风便越来越重。


首先,高丽国王从忠宣王到恭愍王都取了蒙古名字,忠宣王名为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名为阿刺忒纳失里,忠惠王名为普塔失里,忠穆王名为八秃麻朵儿只,忠定王名为迷思监朵儿只,恭愍王名为伯颜帖木儿。


如果只是在原名之外再取个名字,这本不伤大雅,可高丽国王们还打算在服饰和发式上向蒙古学习。高丽的服式和发式本来与宋人是一致的,都是长袍大袖留全发,可从忠烈王开始,国王们都穿着窄袖紧身的蒙古袍,发式也成为蒙古发式,也就是

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电影《霜花店》中,王后的哥哥在宫廷宴会上和宫娥翩翩起舞,恭愍王欣慰的说:“他越来越像高丽人了。”不得不说,这只能是现在的韩国人为祖先找回点面子,其实在那个年代,高丽王室“越来越像蒙古人”才是事实。



要说高丽王们这些做法也无可厚非,无非是习惯或者政治需要,但忠烈王却下令普通百姓也要剃发改装,弄得老百姓,尤其是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痛苦不已,这便是大大的不对了。


从蒙古帝国时代开始,对所征服的地区虽然杀戮很惨,却并不要求当地人民改变信仰和生活习惯,忽必烈建立元朝灭亡南宋后,也保留“汉家衣冠”,对高丽更有“衣冠从本国之俗”,“风俗一依旧制,不须更改”的承诺,高丽忠烈王的做法有些拍马屁过头,连忽必烈听说之后都十分惊讶,说:

都说是我禁止高丽人保持服式,哪是这样的?高丽的礼仪怎么突然就丢掉了呢?

忠烈王能够委屈自己,换来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本来是正面人物,但这一举措立即把自己的形象毁了个七七八八。不但高丽老百姓不以为然,连宗主国皇帝、老丈人忽必烈都觉得过分,从此愈加瞧不起高丽,乃至说出:“誓不与高丽共事”这样的话。


这句话已经够分量,可忽必烈还嫌不足,进一步定下“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的“世祖皇帝家法”。而这个祖宗家法在他的曾孙元惠宗时代被破掉,高丽女子奇氏成为大元皇后,可也成了大元朝的末代皇后,于是有人便说这是不尊祖宗的下场,一娶高丽女子便要亡国。实际上,虽然在大元王朝最后的日子里奇氏皇后没起什么好作用,但要说要她对亡国负责,就是又掉进“红颜祸水”这样的陈词滥调里了。


韩国人想象中的其乐融融


无论实际如何,两国关系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给人以其乐融融的印象。在元朝的兴盛期,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以蒙古风俗为荣。而元朝除了在征讨日本时颇为叨扰高丽之外,作为宗主国和岳丈之家,便很慷慨的给女婿好处。


对于高丽的赏赐也是与日俱厚,最吝啬的时候也要保证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对于高丽王朝极为频繁的朝贡队伍,元朝皇帝们不仅对前来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就以忠烈王时期为例:

他在位三十四年,朝贡十四次,最多的一次随行人员达一千两百人之多,这么大的使团,每个人都要拿一份赏赐,可想数字将极为惊人

而有元一代,高丽朝贡次数达二百四十四次,其中世祖朝八十二次,成宗朝二十六次,武宗朝十七次,仁宗朝十七次,英宗朝五次,泰定帝朝六次,文宗朝六次、宁宗朝一次、惠宗朝八十四次,拿来的高丽参之类的土特产自不在少,而拿走的真金白银更是无法数计。


高丽的商贾、游士在元朝人数众多,仅驻于大都的高丽人便常年保持着极高的数字。即使到了元朝末年,仍有记载,当丞相脱脱率兵攻打义军张士诚时,“柳濯等赴征军士及国人在燕京者,总二万二千人以为先锋。”——乱世临时征兵,尚能在大都招募如此多的高丽人,更不用说在太平年间了。


翁婿的关系,频繁的来往,政治的需要,这种种因素再加上百余年的时间,足以在高丽之内出现一大批心向元朝的人物,他们因为元朝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元朝的存在而持续荣华富贵,这些人便被称为“权门士族”。其中的代表除了如元惠宗皇后奇氏的奇氏家族外,还有:

如赵仁规,因当上了蒙语翻译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还有一些人如尹秀是通过完成元朝的贡赋要求而设的鹰坊被提到重要位置上的。也有一些人或因护送国王到元朝旅行功绩卓著而发迹,或作为下嫁高丽的元朝公主的侍从而致身通显。此外,还有许多人的晋升是因为他们在蒙古征伐日本的时候作战勇敢,曾接受‘万户’这样的赏赐

这些“权门士族”在高丽职位显赫,且能世袭,其势力之大足以左右高丽政局,高丽王不但要看王后的脸色,这些人的脸色也不能无视。如果本身就很倾向元朝的国王在位,便是相得益彰,而一旦是内心有着自尊心的国王在位,摩擦也就难以避免。


当然,在元朝强大时,即使有这样的国王,也只能在把一切藏在心里,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可毕竟成亡兴替总有时,大元王朝终于在惠宗时走向衰亡。而正巧,此时在高丽主政的,便是一位一直以获得独立为己任的国王——恭愍王王祺——也就是《霜花店》的主人公。



恭憨王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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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憨王王祺是高丽第31代王,蒙古名叫伯颜帖木儿。为忠惠王同母弟,忠肃王次子。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5月生,忠惠王后二年月入元宿卫,忠定王二年在元大都与皇室魏王之女宝塔失里公主鲁国大长公主结婚,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10月即位。


一代雄主“恭愍王”


这位恭愍王在高丽史中被谥为“武宗”,这个谥号确实实至名归,从王室被武将“都房”政权架空,到被元朝降服,纳贡称臣当女婿,高丽王一连十几代都给人逆来顺受的印象,不是受制于权臣,便是受制于于老婆,到了这一代终于等到机会可以扬眉吐气了。


恭愍王即位的同年,也就是元朝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爆发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大元朝廷还没有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但也有些自顾不暇,没什么精力理睬藩邦的事。恭愍王便打起了蚕食元朝领土的主意。

至正十五年(1355 年),恭愍王以评理印王当, 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为西北面兵马使,司尹辛王旬、俞洪, 前大护军崔莹、前副正崔夫介为副使, 率军“攻鸭绿江以西八站”。同年六月, 又派印王当“引兵渡鸭绿江, 攻婆娑府等三站, 破之”。

元惠宗虽然被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但被藩属抢了地盘也不能姑息,立即派中书省官员撒迪罕前来责问,宣读谕旨严厉追问: “迩者奸民, 遽生边衅, 越我封疆, 扰我黎庶, 焚我传舍, 阻我行人, 揆诸天宪, 讨戮何疑”。此时高丽和元朝相比仍然是老鼠与大象的差距,恭愍王于是上表解释道:“实非本意, 考其罪人,以正邦典”将印王当作为替罪羊处死。


到了至元十六年(1356年),元朝的局势更为残破混乱,恭愍王腰杆硬了起来,清洗了以奇辙(元惠宗皇后的弟弟)为首的亲元集团,出兵攻占元朝在咸境道的双城总管府,并杀死了元朝派去的使者,于该年六月“停‘至正’年号”,与元朝公开决裂。占领双城后, 又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合兰府(今朝鲜咸兴) 、参散(今朝鲜北青)和伊板岭(即朝鲜摩天岭)一带。


恭愍王诛戮权门士族与元朝决裂


这回,元惠宗动真格的了,派出镇守辽东的太尉纳哈出率军讨伐,岂料这位无敌智将木华黎的后裔竟是个草包,被高丽大将李成桂迎头阻击,打得大败而走。日后这位纳哈出坐拥二十万大军却不战降明,从这里便看出属于必然,而成为朝鲜李朝太祖的李成桂能够缔造五百年王朝,在这里也可看出原因。


1368年,明朝军队攻陷大都,元惠宗北走,元朝灭亡。高丽更是在独立自主的大道上高歌猛进。


高丽背弃元朝,这对明太祖朱元璋来说可是极好的消息。崛起于江南的朱元璋原本对高丽鞭长莫及,如今拿下了北方,而元朝成为北元,威胁还未消除,自然要大力延揽高丽作为自己的打击北元的助力。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朱元璋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赐高丽金印,龟纽,方三寸, 文曰‘高丽国王之印’。


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又派使臣赴高丽“往祀其国之山川”, 并“颁科举诏于高丽”。

面对明廷的示好,高丽恭愍王也予以回报,向明朝“贡方物, 并纳元所授金印。”洪武五年(1372年),高丽上表要求派子弟赴明太学学习。朱元璋谕云:“入学固美事, 但涉海远, 不欲者勿强”——要来留学当然欢迎,但远隔大海,太危险,不要强迫学生们来。这话竟成了预言,高丽派洪师范、郑梦周等150余人来明,舟船遭遇大风倾覆,溺死39人。朱元璋闻知,“悯之, 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


但高丽仍然遣使臣姜仁裕来贡马。朱元璋闻此事, 谓中书省大臣说:“高丽贡献繁数, 既困敝其民,而涉海复虞覆溺。宜遵古诸侯之礼, 三年一聘。贡物惟所产, 毋过侈。其明谕朕意。


明高之间如此情谊浓浓、彬彬有礼,看似这宗藩关系可以长久。但是,高丽王朝内部很快便出现了重大变故。



辛禑伐明与李氏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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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元朝控制,出兵开拓北疆,任命贤相辛盹实行改革,治理国政,恭愍王也算得一位雄主。虽然他确实如《霜花店》中一般是一位同性恋者,但如果能善始善终,未尝不能名垂朝鲜青史,凯撒大帝还是“所有女人的男人和所有男人的女人”呢,性取向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历史评价。


可惜恭愍王却在执政末期,听信谗言,流放处死辛盹,使得改革功败垂成,更使他一力打击的亲元“权门士族”势力重新抬头,终于在洪武七年(1374)被暗杀身亡。恭愍王之子,十岁的王禑被立为国王,是为前废王。


辛禑王


从这个谥号上就能看出来,这位王日后是要被废掉的,而废掉他的人为了找一个废掉他的借口,便声称他不是恭愍王的儿子,而是辛盹与皇后私通的私生子,因此也被称为辛禑王。


前废王年幼,实权掌握在李仁任手中,此人属于权门士族中人,自然对元朝很有感情。虽然此时元朝已经灭亡,但北元仍在蒙古故地存在,于是他一反恭愍王时期的亲明政策,实行两面外交,同北元频繁往来。


此时,元惠宗已经去世,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北元昭宗,其人颇有雄心,力图恢复,以“宣光”为年号,在1372年的岭北大战中击败明朝名将徐达、蓝玉、李文忠。借着这个大胜,高丽重新倒向北元,不再用明朝“洪武”年号而改为“宣光”。


前废王在位十四年中,高丽先后九次派遣使者至北元告丧、谢册命、贺节日、贺郊祀、贺改元等,北元也曾十次遣使至高丽,或册封,或诏告改元,或颁敕,或联合高丽进攻明朝。


翁婿之情竟然在中断十八年后恢复,恢复的如此紧密,而且是在老丈人已经式微的情况之下。不要说国与国,即使人与人之间,也可称难得。


然而,岭北大捷已经是北元所能达到的最后的辉煌,随着昭宗和扩阔帖木儿的相继去世,北元日益衰微。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北元辽东太尉纳哈出降明,明朝为了巩固边防,在双城设置铁岭卫。


没了北元为屏障,此时的高丽本应该再倒向明朝才是,可已经亲政的前废王仍不愿放弃向北扩张的方针,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重臣崔莹为八道都统使、昌城府院君曹敏修为左军都统使、东北面都元帅李成桂为右军都统使, 率军五万(号称十万)西犯辽东。


朝鲜“唐高祖”李成桂


李成桂是此时高丽王朝唯一拿得出手的大将,其人出身于全州武门望族,家族先人在元朝、高丽王朝都出任过显赫武职。作为将门之后,李成桂继承了祖先的家风,雄武有力,箭法出众,而且相貌“神俊如鹰”。这些优点若是在承平之时,可能毫无用处,而在乱世却是平步青云的资本。


元朝末年,高丽受宗主国连累,遭到红巾军进攻,东边日本的倭寇也大肆侵扰沿海,待到恭愍王背弃元朝,更又遭到元军进攻,可谓兵连祸结。而李成桂先后有击退红巾军、元军乃至倭寇的战绩,被称为“阡红贼而收两京,走纳氏而威沙漠,败倭寇而保西海”,可谓战功卓著。


虽然屡战克捷,但李成桂并非只知战斗的莽夫。他深知,北元日薄西山,明朝却旭日初升,对于小国高丽来说,背明亲元已经不明智,现在竟然要和明朝争夺土地,更是会有亡国之祸。于是上书辛禑王,指出伐明四不可:

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征,三不可;时方暑雨, 弓弩胶解, 大军疾疫,四不可。

辛禑王利令智昏,不听李成桂劝谏,坚持发兵。李成桂无奈, 率军渡鸭绿江, 至威化岛后, 时逢雨季, 大雨瓢泼, 行军极为困难。李成桂再次上书建议回师,其书云:

臣等乘桴过鸭江, 前有大川,因雨水跟张第一滩, 漂溺者数百, 第二滩益深。留屯洲中, 徒费粮饷。自此至辽东城, 其间多有巨川, 似难利涉……今不侯命, 速犯大邦, 非宗府生民之福也。况今暑雨,弓解甲重, 士马皆惫, 驱而赴之坚城下, 战不可必胜, 攻不可必取。当此之时, 粮饷不给,进退维谷, 将何处之?伏惟殿下, 特命班师, 以答三韩之望。

这封摆明利害的上书仍不能改变辛禑王的决定,李成桂终于孤注一掷,召集众将,晓谕士卒,指出出兵辽东是“获罪天子, 宗社生民之祸立至矣”的愚蠢行为,自己“以逆顺上书, 请还师, 王不省”。如今只能发动兵变,“益与卿等见王,亲陈祸福,除君侧之恶, 以安生灵”。


李成桂麾下士兵,只有一半是正规军,其余均是临时抓壮丁拼凑而成,本就不愿打仗,见将军带他们回师,自然欢呼雀跃。于是,李成桂挥师南下,率军回到开京,废黜辛禑王,立其子王昌为王,是为后废王,从此高丽王朝便名存实亡了。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废王被李成桂废黜,高丽第二十代君主神宗七世孙王瑶被立为王,是为恭让王。这位傀儡三年后让位于李成桂,有着四百七十四年历史的王氏高丽王朝至此灭亡,而有五百一十八年历史的李氏朝鲜王朝则浮出水面。


李成桂篡位自立,为了获得合法性,上书明太祖朱元璋,指出“王氏子姓无可当舆望者, 中外人心咸系成桂”,所以才“与国人耆老共推主国事”,希望“惟圣主俞允”。


明太祖朱元璋见此上奏,,批复道:“ 高丽僻处东隅, 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 果能顺天道, 合人心, 不启边畔, 使命往来, 实尔国之福, 我又何诛。”算是承认了李氏王朝。是年春, 李成桂闻知明皇太子病逝, “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朱元璋谕“仍古号曰朝鲜”。朝鲜王朝的国号正式确定。


不过,李成桂说自己受到“国人耆老”推举,其实是有水分的。当时朝鲜半岛名声最大,德望最高的一位耆老其实就没有臣从于他。这便是半岛历史上的著名儒学大师,被誉为“性理学之祖”的郑梦周。


杀死郑梦周又杀弟逼父的李芳远


这位大儒坚守君臣之义,不肯配合李成桂篡位。李成桂百般劝诱都不能移其志,只得派第五子李芳远将郑梦周暗杀于善竹桥。而一曲“善竹桥悲歌”唱过之后,王氏高丽步入死亡的最后一道障碍才算搬除。


有意思的是,当1388年李成桂发动兵变,实际结束高丽王朝之时,也是明朝大将蓝玉偷袭捕鱼儿海,导致北元朝廷分崩离析之日。从此以后稳定的北元朝廷不复存在,蒙古高原再次陷入群雄割据的乱世,以后二百余年间,北元皇帝(可汗)们都只权臣们的傀儡。


一对翁婿之国,悲惨的命运竟然在同时发生,这也算是历史的巧合或是命中的机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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