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历史学家制造的

作者｜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英国历史学家，以19、20世纪德国史，尤其是第三帝国的研究享誉学界。曾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座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

 

从今天大家愿意接受的任何意义上的术语来看，卡尔（E.H.Carr，1892-1982）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他没有历史学方面的学位，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历史系教授过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剑桥大学研究古典学。卡尔后来承认那时对历史并不感兴趣。和今天进入学术领域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的是，他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就进入了这一领域。卡尔在 1916 年毕业时，就直接进入外交部，在那个地方一待就是 20 年。在这期间，卡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研究、撰写 19 世纪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传记，他所花费的业余时间是今天所不能想象的。卡尔于 1931 年出版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1933 年出版了关于赫尔岑及其朋友的书《浪漫的流放者》（The Romantic Exiles），1937 年出版了巴枯宁的传记《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卡尔也开始撰写有关当代外交的书评与文章。1936 年，他从外交部辞职，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就任教授职位，成为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历史学教授。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卡尔以撰写大量、简短且著名的外交政策文章而著称，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就像卡尔先生在外交部供职时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一样，当他在大学时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新闻写作上。卡尔于 1941 年成为《泰晤士报》助理编辑，在他于 1946 年离开这个位置之前为该报写了许多社论文章。卡尔全职为这家国有报纸工作的事实或许让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他的雇主不能忍受，最终是由于个人生活的原因被迫离开教授这一职位。这以后一段时间，卡尔以报纸的自由专栏作家、演讲者、播音员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53 年，他在牛津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得到政治学导师职位为止，后来又于 1955 年在剑桥三一学院获得他最后的高级研究席位，并一直在这个位置待到 1982 年去世为止，享年 90 岁。

卡尔是一位在外交部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为国有报纸写作的人，就是这样一位以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人。他的经历与经验大大丰富了他的历史观，也指引他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卡尔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晚。他在 1950-1978 年间主要从事其重要历史著作《苏俄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研究，期间出版了该书 14 卷。开时撰写《苏俄史》时，卡尔方五十多岁，结束这一著作并开始撰写《历史是什么？》时，他已大大超过退休年龄了。卡尔后来自己说他对历史的兴趣源于俄国革命本身，那是在 1917 年，当时他是英国外交部低级雇员，从遥远的地方观察这场革命。但是这事一搁就是几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最终再次意识这一问题并决定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虽然这种热情比大多数人彻底与持久，当苏联于 1941 年 6 月成为英国的盟国并肩从事这场战争时，卡尔成为苏联的信仰者，苏联因此也成为卡尔的关注事物。

当卡尔从事《苏俄史》写作时，如他自己所说，就面临一些关键问题，诸如「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的问题，而这一切对于卡尔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智力领域。学生时代的卡尔在剑桥师从「一位不太著名的古典学教授」，这位教授说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的叙述是由希罗多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态度塑造的，当卡尔进行写作时，这种影响仍在起着作用。「这是让人着迷的启发」，卡尔许多年之后写道，「这让我第一次理解历史究竟是关于什么的」。当卡尔继续研究、撰写苏俄史的时候，已拥有这种洞察力，并尽力把他的研究计划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这一切体现在卡尔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为《泰晤士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其中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对卡尔特别重要，因为这时也就是 1950 年，卡尔刚刚出版了《苏俄史》第一卷，关于苏联的观点已在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冷战斗士之间两极化了，一边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并竭尽全力来证明发展共产主义事业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正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边西方世界则视其是对人权和主民价值的威胁，这种威胁甚至大于先前纳粹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因此把苏联的发展诅咒为灾难性的畸变。

卡尔的《苏俄史》以现有的资料细致地重构 1917 年到 1933 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史实，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该书对引导冷战中对立的双方也起着严肃的作用，表明可以以学术的、客观的观点研究苏联史。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界定客观性呢？1950 年，卡尔那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卷就要出版了，他大胆地宣称：「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然而，他同时却声称，他在为《泰晤士文学增刊》所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尽量达到客观，虽然这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事业：「断言爱犯错误的人类深受时代环境、地点环境的影响而难以达到绝对真理。」他写道，「这和否认真理的存在不是一码事；这种否认会毁灭判断标准的任何可能性，使得研究历史的任何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真实的，或者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虚假的」。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卡尔选择了一个位置：「在这里可以维持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哪个历史学派能够希望达到这个客观真理，哪怕是一点点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可能。」

然而，问题并不这么容易解决。在一篇有关杰出外交史家古奇（G. P. Gooch）《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一书的评论中——该书第一版出版于 1913 年，再版于四十年后并有一篇新的导言，卡尔指出该书「坚定不移地相信构建事实的可能性，坚定不移地相信曾经构建的人类事实之价值」。这种信仰是 19 世纪德国传统、历史主义者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训练下的产物，在这一传统下，历史学家被教导要「如实地」展现过去。然而 1952 年的古奇·卡尔继续写道，

知道过去四十年间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现在一代人来说绝对地、毫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的卓越性、接受历史事实所带来的恩典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们对我们所发现的历史事实进行鉴定必定是以指导研究的信仰和预设来决定的——这些信仰和预设或许是无意识的，人们不再怀疑这一说法了。对「事实」是中立的，进步是由发现事实并从事实中得到教训这一说法的笃信是对世界持有理性的、自由的观点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不容易把这观点视为当然的，比我们更加幸运地生活在 19 世纪的前辈们则视为当然。

然而，卡尔同时又承认苏联时代的斯大林政权歪曲历史、毁损文献、篡改历史记录，这意味着自由获知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

在随后几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卡尔返回到了未解决问题的张力中，并竭力把自己的思想向前推进了几步。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他在 1953 年 6 月发表于《泰晤士文学增刊》的一篇文章中发问：

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地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其中部分观点在《历史是什么？》中再次出现。但是，卡尔并不真正相信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仅仅是提出问题，因为他在《苏俄史》中，几乎每一页都在回答问题。因此，问题仍旧没有解决。

1960 年，在一次历史教科书讨论民族主义偏见中，卡尔又一次着手于客观性讨论。在这里他以一种更加似是而非的心态写道：

关于历史最棘手的事情是偏见似乎为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使在最好的历史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就如人们时常所说，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最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决定——最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的历史学家的决定——也是一种观点的决定，别人或许会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偏见。或许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没有丝毫偏见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学家。

从卡尔的观点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偏见是一种国际的偏见，而不是一种民族的偏见，这就意味着要将那种把历史写作当作爱国主义的行为放弃掉，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已经采纳了这样的方法来讨论《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也正在检查从国际体系本身的观点来看待德国刚刚逝去的过去，看待 1919 年以来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偏见」是否真正是适合这一情况的适当词语必定是值得怀疑的。卡尔似乎真正要说的是，近年来德国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较少偏见了，因为当他们研究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视野开始超越了他们狭隘的民族利益。「人们或许可以合理地期待历史学家」，卡尔总结说，「他应该走在他那个时代进步运动和开明运动的前面，而不应该落在后面」。然而，谁又能说进步是什么？开明是什么？进步、开明又不是什么？卡尔在这里似乎也不能以任何让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客观性问题。很明显，卡尔在感情与信仰之间深受折磨，这种感情就是因对冷战的争辩而使客观性处于威胁之中，这种信仰就是在任何传统意义上，客观性这一词语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企图，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明智地希望达到。卡尔思想中的这些张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开始表现出来，这时他试图把全部这些思想火花集中体现在《历史是什么？》之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