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近年官方民间和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繁荣于隋唐，鼎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的历史走向。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朝王维的诗，反映了大唐盛世，万国来朝的辉煌；“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宋人李邴的诗，则折射出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跨越近两千年时光，为何偏偏在宋朝达到鼎盛？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涨海声中万国商：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长期并存，只是两者在不同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隋唐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大致从秦汉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为辅，海不如陆；从隋唐到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居上，成为主流，陆上丝绸之路退而为次，陆不如海。
1、秦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秦汉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阶段，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实行加强了对南方广大地区的控制，特别是秦朝、汉朝先后征服百越，将岭南的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纳入统治，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出发，途径东南亚各国，到达印度半岛，在印度与西方的希腊、罗马商人对接。
2、魏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发展，开辟出新的沿海航线，可以不必在印度对接，直接途径印度洋，最远处抵达红海、波斯湾一带。但由于这段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大一统王朝，故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比较缓慢，没有规模性的突破。
3、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伴随隋朝统一全国，我国进入第二个大一统时期。隋唐时期的长久统一，直接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受国内外因素影响，陆上丝绸之路衰落，而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取而代之，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泉州为主要出海港，经南海到东南亚各国，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半岛，再经印度洋到达红海、波斯湾各国，以及东北非地区，形成了一条十分稳定的远洋航线，为当时世界上最长，史料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是出口物资的“四大宗”，将中国商品、中国文化、中国符号带往世界各地。
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4、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
相比秦汉、隋唐、明清，宋朝一向不被认为是大一统王朝，北宋只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南宋更只占据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但海上丝绸之路却在宋朝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达到鼎盛状态，超越了此前的秦汉隋唐，更将后来的明清甩在身后，至于元朝不过延续了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
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多鼎盛？出海港之多、贸易量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均为空前绝后。
宋朝的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宁波）、密州（今属山东）为当时海上贸易的五大港口，泉州更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仅泉州一年的市舶税额就高达100万缗，占全国税收总数的10%。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因而被视为“黄金生命线”。
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分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东海航线（又称东海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主要通往东南亚、南亚、欧洲和非洲地区，东海航线主要通往朝鲜、日本等国。这两条不同的航线虽早已之，但从来没有像宋朝这样繁盛。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促进了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神秘的东方文明向全球放射出独特的魅力。
5、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明朝全面实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扼杀了海外贸易，只有官方的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骨子里却是“万国来朝”的朝贡模式，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海上丝绸之路全面衰落。怠至清朝，统治者进一步闭关锁国，沉醉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末路，直至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紧闭的大门。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更让宋朝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宋朝时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秦汉到宋元，跨越了近两千年时光。宋朝既不是疆域最广阔的朝代，也不是国力最强盛的政权，海上丝绸之路为何偏偏在宋朝达到鼎盛？应该说，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海外贸易，更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的全面交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达到鼎盛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众多因素决定的。
1、统治重心的全面转移，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决定性因素。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全国统治的重心有一个逐渐转移的过程。
秦汉时期的统治重心是关中的长安；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野清晰，北方的统治中心是中原的洛阳、山西的太原，南方的统治中心是江南的南京；隋唐时期，统治重心又回到关中的长安、中原的洛阳；五代宋朝则先后是中原的开封、南方的杭州；元明清时期又回到北方的北京。
虽然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北方，但经济中心却始终保持南移的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衣冠南渡，南方经济文化大开发，南方经济已经开始赶超北方；隋唐时期，南方经济全面超越北方，隋炀帝开大运河，唐朝时“天下赋税仰仗江淮”，充分显示全国经济重心完全转向南方。
宋朝定都开封，政治、军事中心仍在北方，但此时南方人口户数占全国人口总户数的比例已达到63%，经济总量更远超北方，赵匡胤定都开封一个极其重要的考虑便是开封漕运发达，方便转运南方的粮食物资供应京师，开封之所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靠的也是南方经济的支撑，故而宋朝诗人陆游说“朝廷在故都（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
靖康之耻后，北方失陷，开封随之没落，宋室南迁，以杭州为临时行在，延续国祚，使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全面向南转移，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宋朝的GDP总量和文化成就达到一个全新高度。海上丝绸之路是规模宏大的海外贸易，更是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交流，没有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中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此统治重心向南方的全面转移，南方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达到鼎盛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古代统治重心的转移（示意图）
2、全球形势的重大变化，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客观因素。
隋唐以前，陆上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主渠道，西域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害区域，只有控制西域，才能保证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苦心经营西域，从经济角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隋唐是我国空前的大一统阶段，唐朝中期前始终牢牢控制西域，但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削弱，特别是吐蕃强势崛起，与唐朝分庭抗礼，一度控制河西走廊乃至整个大西北，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与其同时，阿拨斯王朝（又称东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开始崛起，在扩张之初，阿拨斯王朝为扩大版图，遏制唐朝的势力范围，控制了中亚，阻断了路上丝绸之路的通行。
宋朝建立后，西北地区被西夏、回鹘占据，北宋外战乏力，无力占据河西走廊，自然也无法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南宋以杭州为临时行在，先后与北方的金、元对峙，金前期以宋朝为主要对手，后期被蒙古反击，更无心打通河西走廊。蒙古倒是大规模西征，但以军事征服为主，对经济文化交流无益。从唐朝后期到宋朝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内部乃至全球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导致路上丝绸之路被长期阻断，迫使丝绸之路从陆地向海洋转移，进而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
唐朝后期形势图：吐蕃帝国的崛起
3、贸易模式的重大转变，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政策因素。
我国古代政权与海外番邦的贸易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朝贡模式和互市模式。
朝贡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番邦拍我们的马屁，表示臣服，向我们进贡，换来我们的回馈。朝贡模式是一种不平等模式，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贸易只是捎带，我们给番邦的回赐价值远超对方的贡品。
互市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双方互相贸易。互市模式是一种平等模式，双方本着平等、独立、互利的原则通商，以经济贸易为主，与政治地位无关，从本质而言，与现代国际贸易没有根本区别。
宋朝以前，朝贡模式和互市模式并存，以朝贡模式为主。从宋朝开始，抑制朝贡模式，全面倡导互市模式，朝廷专门下令限制各国朝贡使团的规模，北宋时要求一般使团不得超过十人，最多不得二十人；南宋时规定“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徒二年，财物没官”。
与此同时，宋朝大力鼓励民间互市，而互市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宋朝进口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出口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高附加值商品，海外贸易处于顺差，每年进出口总额约二千万贯，关税收入近二百万贯，达到空前绝后。海外贸易从朝贡模式到互市模式的转变，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务实思路，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政策因素。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油画）
4、政策法规的不断健全，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提供了制度保障
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并大力鼓励民间海外贸易，不断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制定《广州市舶条法》，系统规定了海外贸易的主管机关、贸易主体、出入境管理、经营许可证、外商保护制度等内容，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商法，极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设立主管机构，依法加强管理。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在秀州、温州等次级港口设立“市舶务”，在更次级的临海州县设立“市舶场”。市舶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放“公凭”（即贸易许可证）、抽税、进口商品、维护港口、打击走私等，相当于现在的海关。
二是坚持平等互利，保护外商利益。宋朝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严禁不公正贸易，损害海外客商利益。南宋高宗时曾下诏规定“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绍兴年间，曾有外国政府来信投诉广州市舶司近年来抽税过重，导致外商亏损，宋廷迅速调整政策，恢复以往的抽税比例，还将广州市舶使降职处分。
三是设置专门机构，严厉打击海盗。海盗自古有之，海外贸易越发达，海上安全问题越严峻。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等重要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甚至在海面上设置“寨兵”，专门负责打击海盗，保护海上贸易安全。海商途径危险海域时，“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
宋朝泉州市舶司遗址
5、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达，为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提供了技术保障。
我国古代造船技术一直领先全球，宋朝的造船业更加发达，尤其是远洋海船技术在世界居于首位。
宋朝的远洋海船，船头小，船底尖，便于破浪前进；船身扁宽，船体高大，结构坚固合理，安全稳定性好，；多樯、多帆、多锚、密封隔仓等技术的应用，更有利于远洋航行。史料记载，宋朝专门用于远航的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有的巨型海船，甚至“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1987年，我国在广东附近海域发现“南海一号”南宋沉船残骸，经测算后，原船体长约42米，宽近11米，高约4米（不含桅杆），有14个隔舱，排水量达828吨，载重近425吨，充分显示了宋朝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
航海技术方面，宋朝远洋海船在世界上率先广泛应用指南针，使得航海摆脱了“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的传统导航模式，远航能力大大加强，也造就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航海团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高度发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宋朝海船“南海一号”复原模型
6、开放的思想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根本因素。
宋朝统治者思想开放，重视经济，不“耻于言利”，他们深知海外诸国万里之遥，不可能真心臣服，与其追求朝贡的虚荣，还不如追求互市的实惠，因此在发展海外贸易上显得十分务实，鼓励本国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宋高宗赵构更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朝对外商一视同仁，不仅鼓励他们来华贸易 ，也以开放的胸襟欢迎他们在华定居。广州、泉州这样的超级港口，聚集了众多来自东南亚、南亚、中东、阿拉伯等地的外国人，宋朝在这些城市设立蕃坊，供他们居住，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让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北宋徽宗年间，官府在外国人集中的广州、泉州等地修建蕃学，专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
宋朝允许外国人与本国人通婚，因此外国商人娶中国女子为妻，世代定居的现象并不罕见，甚至有外国商人进入政府为官。南宋时期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其家族先后在广州、泉州定居，父亲曾任安溪县主簿，蒲寿庚本人曾被宋朝委任为泉州市舶司提举，一度为福建、广招抚使，总海舶。
无论贸易模式的重大转变，还是政策法规的不断健全，其根源都在于思想文化的开放。如果思想不开放，像明清一样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不可能在宋朝达到鼎盛。因此，开放的思想文化，才是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达到鼎盛的根本因素。
反映宋朝海上丝路的大型油画：涨海声中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达到鼎盛，不仅得益于历史的沿革、客观的形势，更得益于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因而是历史的必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还将“四大发明”进一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宋朝对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时光越千年，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起航，必将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
脱脱《宋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松《宋会要辑稿》、马端临《文献通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启示》、姜波《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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