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创立并非想象中那么艰难，前面已经有许多英雄人物作了铺垫。有感于元朝思想领域的混乱，朱元璋在建立天下后开始用理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他还通过抑制豪强来还给天下一个自耕农的社会，洪武皇帝是一个偏激而纯粹的人，在他的治理下，帝国僵硬而沉闷，官僚们都在等着他死，洪武皇帝的尽快死去成了这个时代官僚们的唯一希望。
建文皇帝朱允炆是按照儒家伦序原则继承皇位，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几个腐儒的唆使下盲目削藩，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帝位。帝国的第三任皇帝是太宗文皇帝朱棣，外藩继位的身份一直是他心中永远的阴影，为了昭示他的伟大，他开始折腾这个国家和人民，如果帝国在他的统治期间灭亡，那么朱棣在历史上的名声将会跟隋炀帝一样糟糕。
朱棣的死是帝国的转折点，从这之后，帝国结束了洪武、永乐的那种扩张态势，开始一意主守，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开始从皇帝手中向官僚手中转移。洪熙、宣德两位皇帝在位的时候开始对洪武、永乐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但宣德皇帝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他能够压制住跃跃欲试的文官。
宣德的死亡标志着君主与官僚的融洽关系再也无法成为可能，后面的君主虽然年纪幼小而且娇生惯养，但他们却显示出跟祖辈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阴晴不定、手段毒辣。为了压制住日益崛起的文官，正统启用宦官王振，王振试图将天下拉回洪武时代，这是全体官僚所不允许的。帝国在王振的主持下在一些政务上产生了偏差，不仅搞得人怨沸腾，而且还对蒙古实行了强硬政策，这最终导致土木堡事件的爆发，帝国进入动荡期。
再次继位的英宗皇帝成熟起来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而报复他人，他任用贤臣、能臣，同时他开始躲在幕后，以一双阴骘的眼睛盯着那些勋贵和官僚，这个皇帝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他不会因为你帮助他而感谢你，也不会因为你对不起他而报复你。
英宗皇帝的继任者是成化皇帝，这是一个很木讷的皇帝，他迷恋他的保姆万贵妃，他信奉道教和方术，他绕开内阁直接发旨。成化王朝无疑是整个明朝时代的转折点，从这个时期开始，帝国的官僚政治正式进入成熟，皇帝开始垂衣拱手，商业与思想领域也开始松动。 从洪武到成化，我们所关注的是体制的推进，它从元朝体制向具备明朝特色的体制上转变，它的内阁开始成熟，制约内阁的司礼监也在形成，帝国开始依靠两套班子来运作，一套文官班子，一套宦官班子，一切都已经程序化，所有的政务最终都是依靠文牍来处理，而这种程序化的政务在任一环节出了问题，它就会受阻。这的确是一种优越的政治制度，它能够保证帝国即便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也能够按照惯性平稳运转多年，并杜绝了一切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它不需要能人、强人，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官僚，但是它阻碍变革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一些早已程式化或者惯性化的东西又将会束缚帝国的发展，并最终在一些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使我们这个帝国轰然倒塌。
从弘治开始，明王朝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是文官开始兴起，以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为标志，明王朝的文官集团全面崛起，并在万历晚期达到了最高峰。
在奉行儒家文化的古代中国，政治权力终将会落入文官手中，政治益发依赖娴熟的官僚集团来运作，而不再是英明的君主。这是各种因素发展的结果，贵族的没落是一个因素，官吏的选拔日益依赖科举是一个因素，印刷术的发展导致受教育人口增多是一个因素，商业发展、财富积累、市民意识的觉醒也是一个因素，后世君主对权力的淡薄也同样是一个因素。这种文官政治对于小国寡民的西方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于复杂而庞大的东方大国来说往往会带来消极影响，因为文官政治运行的结果往往是私有制的盛行，中央集权的削弱，财富日益向士绅手中集中，这些都会使一个庞大国家在面对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显得捉肘见襟，这点在晚明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对于这种文官政治的评价也同样是矛盾的，文官政治会减少君主专制所带来决策上的风险性，但是由于文官政治决策的局部性和君主政治决策的全局性所带来的偏差也会在帝国酿起波澜，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做出评价，因为历史自然有它运行的规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模式，封建王朝的周期性震荡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任何想阻止这个历史规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历史问题讲清楚。
弘治皇帝被认为是一位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君主，在他主政的十八年是皇帝与文臣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虽然如此，但弘治十八年本质上说仍然是平平淡淡的十八年；他的继任者正德最反感儒家的说教，而且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从正德开始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开始成为帝国以后政治运行的主要特点，并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而正德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思想文化进一步发展，唐伯虎和王阳明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心学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
接下来是嘉靖时期，嘉靖被认为是明朝最糟糕的一个皇帝，明朝由盛转衰的折点就在这个时期，嘉靖对文官的憎恨达到了极点，他非常喜欢看着文臣们斗来斗去。这个时期虽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明王朝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那就是倭寇问题，嘉靖时期也是明王朝仅次于万历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嘉靖皇帝御极45年，仅次于万历皇帝的48年，这45年也是明朝党争开始和各种社会矛盾开始爆发的45年。
嘉靖的继任者为隆庆皇帝，隆庆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无能且受人操纵的皇帝，但这只是表象。隆庆皇帝虽然安居在幕后，但隆庆的七年时期是中国明王朝政府政治决策最好的七年，它能够跟宣德、弘治相媲美。隆庆皇帝有着寻常人看不出来的政治运作艺术，他能够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达到一切政治目标，并使得帝国安静、宁和，不再那么无聊的吵闹。隆庆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出朝中清流的虚伪与狡诈，为了达到目的，清流也是不择手段，在隆庆死后，这种宁和、安详的氛围便不复存在了，他被自以为是的张居正搞得一团糟。
万历朝是明代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这不仅仅是因为万历是明代御极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48年），而是因为这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所有的指标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临界点。
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运动正式发端，工会组织开始形成，基督教传入中国，启蒙思想进一步发展，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市井文化进入成熟，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党社运动在民间蔓延，参政群体日益扩大，舆论开始民间化，士大夫的活跃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皇帝与文官的矛盾更是空前激化，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同样空前尖锐，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上演。
万历皇帝跟明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并不是一个有为的君主，这正像我们前面讲的，政治的发展使得帝国日益依靠娴熟的官僚和平衡的体制，而不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无论君主在这里扮演何种角色，最终要么将问题弄糟，要么就是无功而返。朱元璋的强大个人能力都未能对历史产生任何改变，更别说后世的君主，所有这一切又都只能在循且中度过，这种循且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或政权都无法运转，而这个时候皇帝与官僚的矛盾又会突出出来，皇帝这个时候的专制绝不是胡来，而是为了这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将看到许多人虚伪的嘴脸。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前十年外廷有张居正，内廷有李太后、冯保。当张居正死后、冯保被贬黜、李太后不再管事的时候，皇帝发觉自己仍然无法亲自实施政务，因为有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在前面，皇帝只用执行礼仪上的问题即可，但他渐渐的发现单纯的垂衣拱手也是不可，因为君主考虑的整体，而官僚考虑的局部，我们是个复杂而庞大的农耕国家，不能像英国那样完全将权力交给士绅去打理。所以，我们看到万历后期皇帝与官僚们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从万历中期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东林党，这个党派的特点是抵制一切非本党人士，他们蹦的很高，拿道德文章替自己涂脂抹粉，更为要命的是这个党派的成员大多出身于缙绅和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自然要代表本团体的利益，万历增加商业税收的命令遭到了这个党派的一致抵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柔性革命在帝国已经成功。这个党派的结局并不好，在下一个朝代，在魏忠贤的打击下他们集体噤声，魏忠贤死后他们又死灰复燃，并最终将帝国推向灭亡。满清入关后，他们很快跟这个新兴的政权合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并无国家、民族和道德的观念，所关心的只是团体的利益。
在万历的晚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这个过程中，帝国并没有进行干涉，其原因在于努尔哈赤对帝国表现的十分恭顺，万历也希望他能够约束其他部落不要对明朝边境实行骚扰，但当连年的雪灾、荒灾沉重的打击这个可怜的部落的时候，以及明廷加大对女真各部经济封锁的时候，情势已经不再那么美妙。在饥饿和绝望面前，努尔哈赤开始铤而走险，这种铤而走险无疑是成功的，在几十年后因为他的绝望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万历时期虽然有三大征，但抛去朝鲜战争不说，另两场战争是由于地方官吏的挑拨而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历朝的武功也要大打折扣。我们推崇万历，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有惯性的推进，但跟皇帝的松散管理和广阔的心胸也不无关系。
万历王朝是本书的描写重点，而我们的讲述也主要放在国本之争上，这是万历朝的一件大事，体现了本朝的政治特点和官僚矛盾，而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是整个帝国潮流的涌动。
当万历死后，他的可怜的长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但身体不好的朱常洛只上任一个月便死掉了。他的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在朱由校主政的最初日子里，重返朝政的东林党继续纠住三案不放，将三案矛头向万历和郑贵妃身上扯，这不仅引起了朱常洛的愤怒，也引起了朱由校的愤怒，东林党的表演再次弄巧成拙。天启四年是天启王朝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开始任用一些新的官员来排斥东林党人，也就是从这之后，皇帝开始隐居在幕后。
天启王朝是意志决绝的，它至少没有像崇祯王朝那么看起来散乱，皇帝仍然坚持征收商业税，另外，君臣保持了空前的团结，它不像前几朝那样叽叽喳喳。天启皇帝的治国手段是高明的，他以很小的代价就实现了嘉靖所期待的那种治国效果，既没有让群臣争来争去，也没有让群臣骂来骂去，万历朝的那种混乱局面一下得到了安宁。
天启的继任者是崇祯皇帝，在崇祯手里帝国最终进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加重，另一方面是由于崇祯皇帝混乱无序的性格。崇祯皇帝最初想重用东林党人，当他发现这个党派排除异己的时候，他便开始任用新的阵营的人。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辅助下，中枢保持了稳定，但对于一般人事任用，皇帝显得急躁而混乱。
朱由检渐渐地发现了这些科举出来的人大多只会夸夸其谈，并无治国的才能，他便想打破这种科举选才的制度，旧的体系被打破，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崇祯轻易用人，轻易罢人，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混乱。
崇祯朝的最大问题是皇帝在一切问题上显得急切而冒进，他不顾帝国已处于疲弱的状态，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崇祯就会显得急躁而不安，甚至会迁怒到他人。不仅如此，文官制度的那种僵硬性也不符合明末的实际情况，帝国的一些僵硬政策仍旧在执行，尤其是在跟满洲人议和问题上。所有人都不愿意为一些灵活的政策而再负责任，这其中包括好面子的皇帝。
由于1644年清兵入关后，清政权控制的还只是黄河以北，所以南京的弘光政权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再加上大明王朝是两京一十三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的末代皇帝乃是弘光而不是崇祯。
当北京城失去后，南方的官员以及逃到南方的官员扶植万历的孙子朱由菘登上皇位，但此时那种能够稳定局势的文官政治已经不复存在。更加激烈的党争开始，破产的财政使得帝国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军阀政治重新出现，而帝国也并没有鼓励地方豪强参与镇压农民军或者抵御清兵，实际上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清兵来的都很迅猛。
南方的弘光政权是涣散的，虽然在此之后又建立了隆武、绍武、永历政权，并维系了十七年，但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
当时间进入晚明，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帝国的征税权被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抵制，再加上延绵70年的北半球气候冰河期，加上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粮食减产，这些都使得明王朝的继续已经不可为。
但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那种儒家思想的死结禁锢了帝国，它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或者西方的某种主义来破解晚明迷局。
以上内容来自阮景东《明朝时代——别样视角正论明朝三百年大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