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蚂蚁命，一年到头奔波劳碌，却从不歇息，从不言苦言累。皇天腊月是上天安排苦人儿歇息的理所当然的日子，所以每年腊月父亲便不得不遵从上苍的旨意，停下他那双不知疲倦的手，正儿八经过起年来。父亲的年是从腊八开始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和哥哥一道迎接父亲回家过年。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年，父亲“上秦岭”修路（据说是开辟从佛坪翻越秦岭到关中的汽车线路，也就是现今108国道的前身，是一项举全汉中地区之力的伟大工程）。腊月，父亲从秦岭赶回来，我和哥哥跑了三四里路去迎接。记得父亲见了我们哥弟俩很高兴，乐呵呵地摸摸哥哥的头，把肩头铁锹、镢头之类的工具一股脑儿放在哥哥的肩上，把我架在他的脖子上回家了。过了两三天便是腊八节。父亲的腊八节虽然清苦，但过得很郑重，年味很浓。初七下午，父母亲便忙活开了。母亲翻箱倒柜找来了红豆黑豆，从邻居家找来一捧花生，一捧高粱，用水泡着。父亲早早去自留地里拔来一笼子葱、姜、蒜苗，红白萝卜和菠菜，把所有的菜淘洗干净备用。然后，把红白萝卜切丁备用，把碧莹莹的萝卜缨也洗净，切碎，装进浆水缸里腌上，过几天就可以当作日常吃饭的“淡口菜”。腊八一 大早，父母亲便张罗着煮腊八粥。锅里添上水，下了米，再把昨晚泡好的红豆黑豆，花生高粱之类的倒下，大火翻江倒海地煮。直到米伸了腰，豆子开了花，火便小了下来。这时，加进红白萝卜丁，再煮。等萝卜软了，放进盐、猪油、调合面，撒上姜末、葱花，蒜苗、辣丝。那时候买不起醋，母亲便掀开泡菜坛子，舀上几大勺泡菜水加进去，一大锅香喷喷的腊八粥就熬成了。一年到头，就是腊八这天父亲会和母亲配合着张罗一顿饭。母亲负责锅台上，父亲负责锅台下。你可不要小瞧这锅台下，那时没有煤，没有电，烧饭用的柴火都是父亲跑30多里山路刀割肩挑弄回来的柴草，做饭得专门有个人负责“添火”。别看父亲不常“添火”，但火候掌握得特别好。尤其是煮腊八粥，该大火时大火，熬得粥才会粘稠；该小火时小火，熬得粥才不会粘锅；文火微熬时，能做到既不断火，又能让柴草保持燃烧加温状态。腊八粥熬好了，父母就静等我们从学校回家。吃腊八粥时，父亲是很讲究的。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腊八粥，即使现在也还不大明白。只记得父亲舀了一大搪瓷盆腊八粥。先洗净双手，再虔诚地把盆里的腊八粥供于神仙桌上，然后焚香、祷告，口中念念有词，大概说了些“请神灵保佑好年成”之类的话。最后，打拱作揖，下跪叩首。礼仪完毕，父亲端起满满一盆腊八粥，爬上木梯，把它放在木阁的最高处（据说放得越高，神明越肯光顾，来年才越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家大小才能端上腊八碗。端上腊八粥还不能吃，父亲要把家里的犁头、牛轭、风车、簸箕喂个遍，甚至猪槽都不放过。我们小孩家家只关心吃，所以负责给果木喂饭。给果树喂腊八粥，一般得在树上用弯刀砍些口子，可我家的桃树李树只有小胳膊粗细，挨不起刀，我也不舍得砍，就只好把腊八粥涂得满树叉都是。铁蛋家的核桃树有搪瓷盆粗细，是小山村最大的一株果树，招惹得大半个村的小伙伴络绎不绝前来集体喂饭。铁蛋的哥哥负责砍口子，两三寸一个，我们其他小伙伴只管喂饭。铁蛋一声令下，大伙儿一人端一碗腊八粥给树喂。不一会儿，满树身的口子里都喂满了腊八粥。这时，核桃树下早已围满了端着腊八粥的大人们。人们有说有笑，诉说着一年的辛苦，畅想着来年的好收成。小孩子们则把碗里剩下的腊八粥咂得震天价响。说来也真怪，那棵核桃树来年果然不负众望，长得枝繁叶茂，结得硕果累累。于是，那棵遍体鳞伤的核桃树一直伤痕累累地站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黑褐的树干上氤氲着腊八粥的香气，历久弥新。腊八过后，一直到腊月二十三的这半个月内，父亲便和哥哥准备过年的一应物事。去高原寺赶集，买些香蜡纸裱炮等一些必备的用品；去天池山割些烧火的柴草，去五山垭砍些煮肉的硬柴。往往是鸡叫头遍出发，月出东山回家。年的脚步却越迈越快。腊月二十三祭灶神，父亲照例在神仙桌点上红蜡烛，焚香叩首，毕恭毕敬，不在话下。最劳累的当属腊月二十四的扫舍除尘。除尘在我们农村就叫“扫灰千”，其实就是父亲郑重其事地进行的一次大扫除。这一天，刚吃完早饭，父亲便火急火燎地动员全家把家里能搬动的东西统统搬到院坝里，满满的摆了一场。用晒席立靠在墙上，把两个睡房门遮挡起来，其他不能搬动的，就把簸箕、簸篮、筛子、竹匾反扣上面。母亲、哥哥和我负责把院坝的东西一个不漏地擦洗一遍，父亲负责扫房子内外的灰尘。父亲找来一件破烂衣衫罩在身上，头戴一顶破草帽，用一块蓝布往脖颈上一围，就算备齐了扫舍的行头。我帮父亲扛来了一根大竹竿，父亲把几天前砍柴时割下的竹梢子往竿头绑得结结实实的，扫尘的工具便准备停当了。那时，农村的房子全都是土墙，盖的全都是竹笆和青瓦片。一年到头烧柴火，烟熏火燎的，厨房的墙被熏得和灶门口一样，漆黑漆黑的。房子里有三多：老鼠多，蟑螂多，蜘蛛多。蜘蛛在竹笆上、墙角里结上天罗地网，坐等猎物来撞。一些废弃的蛛网长时间不用，灶口喷出的黑烟熏之，变成了一挂一挂的“灰千”， 四散在竹笆上，黑黢黢的，活像核桃的花序一般，随风摇曳。大家平日一般不扫除，即使厨房灶口的烟火把墙上或竹笆上的灰千冲下来，一不小心落在锅里，落在切好的菜板上，落在正端在手上的碗里。母亲会笑着把灰千处理掉，然后一本正经地埋怨开父亲来。父亲也不恼，赶忙找来扫把绑在锄头把上，乐呵呵地把那些摇摇欲坠的灰千扫下来，便慢条斯理干起其他活来。父亲打扫房子，母亲和哥哥认真地擦洗各种器具，我却打个马虎眼偷懒。我老想着去看看，那些灰千是怎么被父亲的“长扫把”扫下来的。我站在门槛上望，只见太阳光从瓦片的缝隙露下来，无数细小的灰尘在光柱子里游荡。父亲从竹笆开始，扫墙面，扫墙角，把屋里屋外扫了个遍。地上落了薄薄的一层灰尘，厨房的地上黑尘厚厚的一层。我捡起一片竹笆，在上面胡写乱画起来。父亲冲我跺跺脚，蓝布毛巾捂着他的嘴，他示意我走开。父亲整个儿人已经成了黑人，只有两只眼睛在不停地转动。我笑着跑出去，把父亲的狼狈样学说给母亲和哥哥听，他们也哈哈大笑起来。哥哥笑得直捂肚子，原来是笑我自己早已成了一个大花猫。父亲做豆腐不太讲究。家里置办不起专门做豆腐的工具,他便自己想土办法解决。我家偏房的檐坎上安放着一合石磨，这是我们多半个村子磨浆的工具。父亲配合着母亲，用它把隔夜泡涨的黄豆磨成豆浆。父亲站在磨嘴的方向手握磨拐，母亲站在石磨后方与父亲遥遥相对。父亲用磨拐一拉一推，母亲则拿一把铁勺往磨眼里舀黄豆。推拉石磨不要多大的力量，关键靠技巧。推的人要拿捏好劲头，掌握好节奏，沉住气，才可以做到收放自如。供黄豆的人靠的是眼疾手快，瞅准拿稳，在推的时候准备好黄豆，在拉的当口精准地灌下豆子。勺子里也讲究分寸，豆和水的比例要调整好，豆多水少磨得太粗，豆少水多会研空磨。父母亲配合的天衣无缝，一大盆黄豆三下五除二便磨好了。母亲把磨嘴下接满豆浆的桶提了过去，又磨第二遍，如此四遍，豆浆才算磨成了。父亲找来事先洗净的白面口袋，把一个井字形的木架放在大锅上，再把磨好的豆浆倒进口袋。他一只手攥紧袋口，另一只手在装满豆浆的口袋上揉搓，边团边揉，像是和一团面。口袋里的鲜豆浆过滤了出来，只留下豆渣，父亲几次三番地在口袋上淋些水再揉，直至水清淡了方住手。开始鼓鼓的口袋，翻来覆去揉搓后，只剩下半盆豆渣，锅里是过滤好的豆腐原浆。这时，父亲吩咐母亲添火。豆浆烧开后，父亲会给我和哥哥各舀上一小碗，放几粒糖精让我们喝下去。父亲在浆水缸里舀来几马勺浆水开始点浆。他一只手拿着马勺在翻滚的豆浆锅里均匀地洒上浆水，另一只手握着铁勺轻轻地推。不大一会儿，锅里的泡沫不见了，豆浆全绣成了一团团白嫩嫩的豆花儿。父亲找来好大一片纱布铺在筛子上，把井字形木架放在锅台上，把筛子放在木架上，然后舀一锅豆花儿倒进去，用纱布裹紧包好。父亲卸下石磨的上扇压上去，还嫌不够分量，又去场边抱来一块七八十斤的青石压上，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豆腐做好了，父亲把中间最方正、最瓷实的两块切好，让我给房后一个叫周万的五保户爷爷送去。这些豆腐是那些年除肉以外的上等菜，我们一直要吃到大年初五、六。腊月二十七是杀年猪的日子，我很小的时候没见家里杀过年猪。田地分到户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了家里杀年猪的记忆。杀年猪了，父亲请来刀把式老木。老木长得黑黪黪矮墩墩的，凶神恶煞一般，站在那儿像戳着半截柱头。他手里拿着一根一米来长的钢筋，有我的大拇指粗细。钢筋的一头弯个拳头大的圆环，另一头磨得尖尖的，闪着寒光，折成钩。一打开猪圈门，还没听见猪哼哼一声，老木便咣的一声早把钢筋嵌进猪的长嘴上。猪凄惨地嚎叫着，那长长的声调撕心裂肺。老木拼着命拽着钢筋往外拉，猪拼着命使着浑身气力往墙角缩，四只蹄子撑在地上僵持着。父亲和几个打下手的手忙脚乱钻进猪圈，两个人揪着猪耳朵拉，一个人扯住猪尾巴往上揭。猪终于撑不住了，嚎嚎着一阵，挣扎一阵，最后还是乖乖的跟着老木来到一个宽宽矮矮的长木凳跟前。大伙儿七手八脚把猪按翻在长凳子上，老木腾出手，刷地抽出一把一尺来长的尖刀，一只手捏住猪嘴，另一只手上的尖刀已经直直地捅进猪脖子里去了。那一刻，仿佛连整个儿拳头都要伸进去。猪的嚎叫声愈来愈低，以至没有丝毫动静了。父亲和那些压在猪肚子上的人都松了手，喊母亲端来一只搪瓷盆放在猪头跟前，正对着捅刀的地方。只见老木把刀一拔，一股碗口粗的鲜血喷涌而出，把搪瓷盆都冲得挪了位置，殷红的血溅得到处都是，急着去扶盆的父亲，手上、身上、脸上全溅满了血星子。我们小孩子家不敢近前，远远的站着，远远的看着，吓得不时眯着眼，皱着眉头，把小脸侧过去。待把猪血放完，几个大汉把猪抬起来，扔进一个口径一米多长的大黄缸里。木板箍成的黄缸，口大底小，上下各用两根铁丝在外面箍着。父亲提来几木桶滚烫的开水倒进黄缸，旁边再备上一桶凉水。老木指挥着一边倒开水，一边加凉水，还不时用手在水里抓一下，试探着水的温度。水到位了，温度适宜了，老木让打下手的都歇下来。他独自一人，一手揪住猪耳朵，一手扯着猪尾巴，借着水的浮力，沿着黄缸把猪在温水里扑腾着。等猪毛能顺溜地拔下，便吆喝大家一齐上手，薅猪鬃的薅猪鬃，拔猪毛的拔猪毛。猪头和肋下一些不易处理的地方，老木和父亲亲自处理。老木有一块卵状的石头，专门用来对付这些难缠的地方。那块青色的石头，巴掌大小，遍体生者豌豆大的洞洞，丑陋极了。我那时最感兴趣的就是那块石头，它在水里会一直浮着不肯下沉。我问过老木叔叔为什么这块石头会浮在水面，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只告诉我是他的师傅传给他的。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把一块窑砖经过反复高温灼烧，淬炼成专门处理猪毛的工具，拿在手里轻如无物，放在水里不会下沉。我们几个小孩，趴在缸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小伙伴把那石头捺进水里，手一松浮了上来，五次三番轮换着玩。不知什么时候白条猪已被挂在架子上的铁獠环上。只见那猪倒挂着， 屁股朝天，后蹄子被两个獠环呈八字形扯着，耳朵耷拉着，嘴巴朝地，快啃着地上的泥巴了。老木在靠近后腿的猪肚子中间扎了个眼，然后把一根“捅杖”轻轻地从眼里插进去，分别插到两只猪耳朵附近。“捅杖”往前走，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猪皮里面慢慢向前拱。捅好了，得从那个眼里给猪吹气。老木个子矮，父亲连忙给他搬个凳子，他便站在凳子上抱着白条猪吹起气来。吹一会儿，歇一会儿，歇气的时候还得用舌尖堵住那个眼，否则会前功尽弃。直到把老木吹得脸红脖子粗，吹得精疲力竭，那猪才比原先大了许多。老木吹气的时候，我们一帮小捣蛋在他背后噗噗地学，直吹得腮帮鼓鼓的，酸酸的，惹得一伙大人哈哈大笑。老木让父亲把事先备好的木橛拿来，把削尖的那头钉进眼里，堵实气口。他腾出手来，拿个光滑的短木棒，在猪的身上挨着打。打一会儿，再吹，一直吹到那猪的耳朵全竖起来，猪的腰围大了一圈。乡亲们啧啧称赞，说是谁要真把猪喂到这么肥、这么大该多好啊！这时候，老木拿上刨刀在猪皮上哧溜哧溜地刮着，从前到后，从尾巴到猪嘴，没有刮不着的地方，连肋下和猪嘴的皱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要给猪开肠破肚了。老木手拿一把锋利的尖刀，在猪肚皮上小心翼翼地划着，猪的肠肝肚肺全漏了出来。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人体内的五脏六腑和猪大致一样，还天真地认为，人之所以得胃下垂是因为直立行走的缘故。下了白花花的板油，洗肠子翻肠子的细活儿父亲总是抢着去做。割下猪头时，父亲要求刀把式把猪项圈先旋下来，吩咐母亲拿去熬肉，还特别叮嘱多放些昨天刚刚做好的豆腐。老木把那头猪大卸八块，一切停当了，母亲把肉也熬好了。父亲把那些肉放在簸篮里晾着，找来两个干净的蛇皮袋子，把两块后臀分别装好，招呼在场的所有人吃饭。吃完饭，父亲便送我踏上班车，嘱咐我把两块后臀给汉中的舅舅和哥哥送过去。大年三十早早吃了猪头肉熬豆腐，父亲便张罗着敬先人烧纸。那些年，买几把烧纸纸，几把香，几根红蜡烛，再奢侈一点儿买上几串一拃长的炮饼，就算是给先人最庄重的祭品。每年三十，我总是随着父亲一道上坟烧纸。先是走四五里路，去熊家村给外婆外爷烧纸。外婆一儿一女，我的舅舅当时还在昆明工作，千里迢迢的，过年赶不回来，每年敬先人的事儿责无旁贷落在父亲的身上。父亲走前头，我是父亲的小尾巴。平路上他走得很快，遇到沟坎父亲总会待在那儿等我，有时看着我过去，有时会扶上一把。去熊家村要经过一条小溪，我总是在父亲的背上一颠一颠的走过溪头的躐石。到了坟头，父亲先点燃两根红烛，然后点几张纸退后几步敬土地爷。父亲说土地爷是阴间送信的，不敬他纸钱没人去送。敬完土地才能敬外婆外爷的。只见父亲双膝跪地，把一张纸纸卷起点燃，边点边在口里嘀咕着什么。那时人小，我只大概知道和敬神时说的差不多。我学父亲的样子跪着，也拿来一张纸烧，时不时转过脸偷偷看看父亲。父亲一本正经，一脸严肃，一脸虔诚。看着父亲紧闭的双目和翕动的嘴皮，我的心里暗暗发笑。烧完纸，上了三柱香，父亲把炮饼点着向空中一扔，噼里啪啦，声音又脆又响，不等落地早炸得干干净净。每年从熊家村赶回，家门户族上大坟才刚刚开始。我们家族的坟场就在村口，一两亩大的地方乱坟隆起，柏树森森，荆棘丛生。大坟园烧纸是有讲究的，得等齐了户族所有人方可。下午三四点钟，大家便吆喝着上祖坟。先到的把纸捺在自家先人的坟头不能动，等人来齐了，户族里德高望重的二伯发话行完祭礼才能烧。二伯家旧时开过染坊，是大家，二伯年龄也最长，十里八乡也有威望，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族长。人齐了，二伯端出祭品，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块方方正正无比肥硕的猪肉，一瓶清冽的美酒。二伯先给土地爷烧一沓黄裱纸，掐上几块肥肉，敬上几杯美酒，上三柱柏香，然后吩咐各家烧纸。从上营烧到下营结束，不可乱了次序。我父亲七岁丧父，十二岁丧母，是个孤儿，命最苦，也是家族里最没地位的。当时大伙儿帮着下葬，请不起艺人看风水，在下营的边边随便找了块地方草草埋了我的爷爷，后来婆婆和爷爷合葬于此。所以，我们是这老坟园烧得最迟的一家。我家祖坟旁，有两座没了后人的孤坟，父亲每年都不会忘记了给他们也烧上几沓纸，这个习惯也被我们延续到现在。从二伯祭祖开始，来回三十分钟，家族的坟场热闹非凡。先人的子孙云集，人声鼎沸，焚纸的火光此起彼伏，鞭炮的轰响接二连三，整个坟园弥漫着青青的硝烟。敬完先人贴春联贴门神。我家的春联年年都是家族里一个叫瓜女的哥哥书写，内容大都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之类，或者“鹤立霜田竹叶三，虎行雪地梅花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内容。我和母亲负责张贴，母亲打浆糊，我贴对联贴门神。父亲则去准备守岁用的疙瘩柴。母亲把和好的稀面糊糊在锅里烧开，浆糊便做成了。我找来一把龙须草绾个疙瘩，刷子便做成了。我爬上木梯刷浆糊，贴对子，母亲在地上扶梯子，看高低偏正。门神年年秦琼敬德，从来不换，父亲说这两人威武，能镇邪除恶。我往往分不清谁秦琼谁敬德，更弄不清谁左谁右。父亲告诉我，秦琼拿锏，敬德拿鞭，常常是拿锏的在左，拿鞭的在右。父亲比较细成，除了家门贴春联，还年年给猪牛圈也贴上一个横批“槽头兴旺”。我们贴好了门神和对子，父亲也已经拢好了疙瘩柴火，敬毕了家神灶神。午饭吃得瓷实，年夜饭就简单得多了。大家齐动手，自己团一些汤圆，一人吃上一大碗，寓意团团圆圆，吃完便齐齐地坐在火塘边守岁。那时没有电视机，一家人坐在火堆旁，烤着疙瘩柴火，一直要守到凌晨一点才行。我开始听母亲讲“货郎大哥”的故事，后来在母亲的催眠曲中安然入睡。但父亲和母亲一直要守到新年来临，再敬一通神灵才会入睡。正月初一，母亲早早地给我穿上她亲手做成的新衣服，再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把我从头到脚看个够。小伙伴们却早早涌了过来，全是新衣新裤，新鞋新帽。铁蛋哥提着自制的垒球棒，吆喝一帮男娃娃去生产队的晒谷场打垒球。那些女娃娃也不自觉地跟着，来到晒谷场“挞豆包”。那些没打垒球的，不是把个铁环丁里当啷地滚，就是把个陀螺噼里啪啦地抽。大家玩一会儿觉得不过瘾，便放下武器满世界疯跑。去龙王潭水库看水平如镜，去乱山涵洞看怪石嶙峋，去火星庙盖盖放捡拾的鞭炮，去李家山坡坡玩冲锋陷阵。我从小喜静，有时会偷偷溜走，拿个拾来的烟纸捋平整订成的巴掌大的小本子，挨家挨户去读门上的对联，并抄下来，空闲了拿出来读读，自得其乐。该吃午饭了，父亲到处找我，人多的地方找了个遍也没见着，正筋疲力尽往回走，却发现我在生产队的碾房里，正坐在碾子上看手里的小本子哩。正月初五，父亲的年才真正开始。这一天到正月十六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父亲成天沉浸在欢乐之中。那些年，我们村的一个叫存毛的老汉会装扮社火。这存毛，当时六七十岁的样子，留着一拃长的头发，就像如今的妹妹头一般，我的印象中特别像前清刚刚剪了辫子的发型。他可是扫五穷、耍社火，样样在行。他家不知何朝何代遗留下来一大箱子戏衣，生旦净末丑的行头五花八门，锣鼓钹镲铰的乐器样样都有。他还会化妆，他画的角色惟妙惟肖，方圆三十里没人比得上。所以，那些年周家长梁的社火美名传四方，新年一过一些邻村就派人预约，一直排到大年十五，那火爆的场面可想而知。父亲年年参与正月初五的扫五穷。扫五穷是陕南洋县特有的年节民俗文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游走的地社火，顾名思义是扫除邪、怪、灾、病、贫五种魔障的祈福活动。初五一大早，父亲他们就要去村后的火星庙那棵大柏树下敬神装身。装身就是扮演神的角色，去给千家万户送吉祥平安，在当时很受人们敬重。我们村的扫五穷队常常装七角身：负责镇宅护院的一对把门将，高大威武，咄咄逼人；负责风调雨顺的土地爷爷，白眉白须，鹤发童颜；负责亨通财运的赵公元帅，彤面长髯，吉庆欢愉；负责扫除邪晦的毛女，粉面含春，身轻如飞；负责增丁添口的送生娘娘，杏眼圆圆，慈眉善目；负责除穷赐福的天官，德高望重，福泽临身；负责降妖除魔的孙猴子，聪明伶俐，神通广大。父亲的角色是毛女，被化妆成旦角的样子，眉心被点上一个大大的红点儿。他一手持笤帚，一手拿簸箕，头上的金银饰物，五颜六色，熠熠生辉，一走动便叮叮作响，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垂及腰背。化妆完毕，集合队伍出发，六点多开始先从本村挨家挨户去扫，中午一点前务必结束。到人家门前了，两个把门将抡着鞭和锏首先跑将起来，把一只手上的鞭和锏扎在左右的门庭上，另一只手上的鞭和锏高高扬起，做出击状，由土地爷甩着佛尘领路，依次是财神、天官、毛女、送生娘娘，孙猴子殿后。父亲进了家院或店铺，脚不停地跑，手不住地扫，为主人扫去陈年晦气，迎接新春吉祥。有时遇到老人、娃娃，父亲便上前反复扫其前胸后背，上上下下，意味祛病除邪。当各路神仙从主家撤退完毕，把门将方可撤离。就这样循环往复，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扫。队伍到哪，喧天的锣鼓跟到哪。扫一家，给一家的酬谢，家家都给。有的是三五毛角票，大部分是一大碗白米，或是一撮箕包谷，也有给柿皮、柿饼的。总之，宾主都乐呵呵的，脸上都洋溢着无尽的喜悦。我们一群小伙伴跟着五穷满村跑。有时扯扯把门将的衣角，还没等他转身，轰得一下早跑远了；有时捋捋土地爷的胡子，逗得他拿拐杖追打我们；有时冲孙猴子做做鬼脸，让他来了兴致，把金箍棒舞上几个回合。渐渐大了，我们都参与其中，打锣的打锣，装身的装身，延续着老祖宗的传统。最让父亲乐此不疲的是耍地社火。初五一过，存毛就筹备装扮村里的地社火队伍。这些演员白天休息，晚上去邻近的村子耍社火，一晚上两三个村子，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安神、送灯。地社火实际就是流传于我们这一带的一种传统春节民俗文化活动。耍社火的一班人穿上演戏的行头，在锣鼓家什的伴奏下，妆着不同的脸谱，穿着不同的服饰，扮着不同的角色，不得说话，只能依靠动作、手势等哑剧手段，演绎传统历史传说故事。它以短小精悍取胜，演员在场上绕8字或半边月，步伐也有一种固定的程式，属于一种小型舞蹈。父亲和我都是耍地社火的骨干成员。我们每到一个村子，就选择一块足够大的场地，一般都是生产队的晒谷场，主家村庄早已在场子四角挂上大汽灯，照得灯火通明。我们的锣鼓一响，满村子的男女老少闻风而动，一齐提着马灯，涌向晒谷场看热闹，把表演场地围个水泄不通。我和一个叫文革的伙伴首先出场。我俩扮演“罗刹娃”----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角色，演什么剧情-----只记得我演哪吒，文革演孙猴子，我俩穿红戴绿，被装扮得天真可爱。上了场，我蹬风火轮，他抡金箍棒，左冲右突，你推我挡打将起来。我们时而打滚，时而翻跟头，时而你追我赶，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接着是父亲表演的《马陷淤泥河》，讲的是一段隋唐瓦岗军英雄罗成马陷淤泥河，被隋军乱箭射死的悲壮故事。父亲扮演罗成，腰里系着纸糊的战马，却表演的一丝不苟，表现着罗成的临危不惧和大义凛然。父亲还扮演了《千里送京娘》中的京娘。这是一出表现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勇武仗义的传说。赵匡胤路遇烧香还愿被劫的年轻女子赵京娘，拔刀相助，迢迢千里送京娘回家。虽素不相识，却始终坐怀不乱，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将赵京娘安全地从山西送到湖北的老家。赵匡胤凭自己这种仗义的好汉性格，勇闯九州，聚天下豪杰终成霸业。父亲饰的京娘含情、体贴、刚烈，竟看得观众泪眼婆娑。表演队伍在场上表演一个个曲目，还有一拨子人专门牵着一头大狮子----当然是两个人假扮的----挨家挨户耍狮子拜年，说些平安吉利的话，讨些或多或少的酬谢。我和文革是社火队里年龄最小的演员。我们也只有开场的一出戏，演完看上一阵，瞌睡上来了，便找个稻草垛钻进去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说着悄悄话，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 好多次，从这个村移往那个村时，父亲都是从草垛里找见我们的。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觉得有人往我嘴里塞东西，睁开眼时原来是父亲将讨来的柿饼塞进我的嘴里喊我起身。怕天黑犯困，父亲往往背着我，随着团队摸往下一个村子。 每年的正月初五至正月十六都是如此。只有在这些日子，父亲才总是乐呵呵的，享受着真正的快乐。正月十六一过，父亲便又开始忙活一年的生计。 父亲的年充满虔诚，充满敬畏，平平淡淡，却给我的童年带来了真正的快乐。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父亲的年永远成为历史，父亲也作古了，但父亲的虔诚、敬畏，以及父亲的年味中，那温情与快乐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构成一道挥之不去的独特的风景。（作者简介：周志峰，陕西洋县马畅镇中心小学教师，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2016年开始，在《延河》《衮雪》《汉中日报》《安康日报》《曲靖日报》等报刊杂志及《读书村》纯文学网络平台发表诗歌散文8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鹮飞汉江》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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