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驻扎过伊拉克的美军老兵回忆起“逊尼派三角洲”，都会想起套上厚重防弹背心钻进闷热的悍马军车的那个清晨。
这是在美军军史中与二战瓜达卡纳尔岛齐名的“炼狱地带”，这是一个巴格达、提克里特和拉马迪3座城市之间的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逊尼派穆斯林。
虽然“逊尼派三角地带”在伊拉克4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却是美军最难啃的硬骨头，在该地区行动的美国大兵只要出门巡逻就会遭遇抗抵势力的路边炸弹、自杀式炸弹和冷枪的袭击。日常巡逻的士兵压力巨大，精神高度紧张，时时刻刻要提防某个窗口飞出的子弹以及十字路口的自制炸弹，以至于许多士兵在退伍后患上了严重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作为国家正规军的伊拉克军队很容易地就被美国人击溃了，但每个部落的民兵武装却把美军长期拖入了“治安战”的节奏。虽然这种治安战给美军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但仍然改变不了国家被占领的客观现实。
本篇就来讲讲部落文化如何限制阿拉伯人的战斗力。
部落众多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将“部落”定义为“一种组织完备的社会”。部落自治是中东长久以来形成的历史传统，最早起源于游牧民族依赖大家族保护其成员人身安全的机制。阿拉伯人以血缘关系集结成部落，以部落为个人生存的最大靠山。一个帐篷就构成一个家庭，而许多帐篷就构成一个家庭，而许多帐篷聚合在一起的地方就形成为一个区域。相同区域的人员组成为一个氏族，
阿拉伯人的部落建构有时候并不严格以血缘为标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也可以成为某个氏族当中的一员，方法是与该氏族的人一同进餐或是吮吸他的几滴血，他就成为了氏族的被保护人。所以，有时候力量和规模比较弱小的氏族会寻求某一个势力强大的氏族或部落的保护，最终和后者融为一体。
在部落内部，成员服从“谢赫”（阿拉伯语中酋长的意思）的权威。谢赫的任期由全体选民决定，在有关法律、战争等部落重大事务的决策上，谢赫个人不能独断专行，而是要召集部落各长老一同商议。谢赫在这个阶段扮演的角色是仲裁而不是命令，要遵循部落的集体意见。
依照阿拉伯人的原始法律，部落之间发生冲突，一旦出现伤亡，是需要部落成员复仇的。除了以血还血，无论什么惩罚都没有用。如果杀害了本族的人，谁都不会保护他，这种部落文化意味着对本族人无条件的忠贞，甚至可以不顾事情原本的是非曲直。阿拉伯历史上两个同宗的部落台格利卜和伯克尔仅仅因为一头母骆驼就相互杀伐了40年之久。
为了鼓励尚武精神，阿拉伯人的部落文化规定只有奋勇杀敌者和为部落牺生者的家庭才能拥有财产继承权。在阿拉伯人的观念中，失去部落的庇护是一件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而相对于忠贞的部落观念，阿拉伯人的民族观念就淡薄很多。这个Bug在阿拉伯民族的形成早期和伊斯兰教的初创时期就已经存在，伊斯兰教的几次大分裂以及阿拉伯人的内战都是因此而起，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解决。
民族独立后的阿拉伯人统一民族国家构建远远不及对手犹太人。阿拉伯人地方部落的权威现在还是强于中央政府，对于部落、教派领袖的效忠，远高于国家和军队的认同与忠诚，中央政府与部落的联盟也是无奈妥协的权宜之计。
像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其国内的部落势力非常强大，部落有自已的传统领地范围和民兵力量，所以跟占领军的治安战中可以打得有来有回。但由于内部难以形成基于国家认同的凝聚力，所以对外亦难以形成反抗对外侵略的有效力量，这也是制约阿拉伯人战斗力的最大因素。
反例就是二战期间的美国，很大数量的美军士兵祖辈打过南北战争。但美国人并没有受此影响，在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全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二战也成了强化美利坚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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