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随地大小便”零容忍

中国古代对随地大小便很多时候是零容忍。有考证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修造厕所，令西方人望尘莫及。先秦时期人们称厕所为“青(清)”或“圊”，多设在家里。另一个字“匽”，也是一种厕所，多设于路边或户外，供人们方便，这是现代公共厕所的源头。

随地大小便几乎成了中国人不文明、不卫生的一条“罪证”， 比如2014年4月15日，一对内陆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当时母亲使用尿片接尿，并用口袋装好尿片，但其举动引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举机拍摄，引发双方推撞冲突。然后此事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起香港和内陆一些人的对抗情绪。

其实，中国古代对随地大小便很多时候是零容忍。有考证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修造厕所，令西方人望尘莫及。先秦时期人们称厕所为“青(清)”或“圊”，多设在家里。另一个字“匽”，也是一种厕所，多设于路边或户外，供人们方便，这是现代公共厕所的源头。春秋末年的《左传》记载：“晋侯将食，张，如厕，陷而卒。”说是晋景公准备品尝新麦时，突然肚子发胀，去上厕所，不慎掉进粪坑而死。

我们猜要不是晋景公得了急症，这粪坑得有多大多深才能将他给淹死?这是千古之谜了，但是，这事情说明，古人已经懂得大小便要去上厕所。而且，古人还知道厕所脏了要经常打扫，不然就会有病菌入侵人体，导致生病，当时医疗条件差，治病不那么容易，所以，搞好厕所卫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看经常被提及的“侵略”一词中的“侵”字，即是古人打扫卫生的行为：“侵”是“人”+“帚”的组合，表示一个人手拿着扫帚，在一步一步地扫地。这一是表示打扫厕所要认真，二是表示厕所是脏地方，动作要小心翼翼。

问题是，知未必等于行，同样在《左传》里有这样的记载：“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说是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二月二十九日，邾庄公回家，看见守门的人在冲洗庭院，很是生气，就问怎么回事。“旋”是撒尿，守门的说：“夷射姑在这里撒了泡尿。”可能是夷射姑来找邾庄公，来了尿意就在邾庄公的庭院里随地解决。

夷射姑在自己的庭院里小便，这还了得!邾庄公大为光火，他派人去抓夷射姑，但没有抓到。邾庄公气得从床上跳下来，不小心摔倒在炉里的炭火上，结果皮肤被烧伤，引起溃烂，邾庄公最后因溃烂而死。这就是古代因随地小便导致死人的政治事件。

对于夷射姑这种“十分无礼”之不大敬行为，邾庄公的反应如此强烈，不仅反映出了时人反对随地排泄的态度是多么鲜明，而且与古人对居所环境卫生的讲究和重视不无关系。

难道邾庄公家没有厕所吗?有厕所不上而在庭院解决，太不像话。不过，这不是独有的，你说那《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能没有厕所吗，那司棋内急了，不也在大观园的假山洞里小便。另有那丫环鸳鸯，晚上内急，直接“下了甬路，寻微草处，行至一湖山石后……”就解决了。还有贾宝玉，翩翩贵公子，应该讲文明讲卫生吧，却当着几个丫环的面，“走过山石之后去，站着撩衣……”，就地解决。

富贵人家都这样，穷人家更无须说;家里都能随地大小便，出到外面还能顾得了那么多;乡村郊外随地大小便常有，京师首善之区也是好不到哪去。清朝《燕京杂记》记载：“京师溷藩(厕所)，入者必酬以一钱，故当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说的是当时北京的公厕收钱，人们便习惯在街上随地大小便，女人在家里用完尿壶顺手就倒在街上。

齐如山先生的描述更是真切：“北京各胡同口，尤为群聚便尿之所，恒蹲两排，过往行人亦习见不怪。遇相熟之人，且彼此招呼。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亦恒尿湿行人之鞋，实怪现象也。乡下新来之人，以羞耻关系，往往不能在胡同中出恭，盖无此习惯也。”那样子仿佛随地大小便成了北京的习俗，就连粗放随便的乡下人都看不下去了。不过这种遍地大小便也能理解，据《北京志》记载，清朝初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北京城区仅有“官设公厕三座，私设公厕五座”，合计八座，怎么能够京城大都市那么多人公用呢。

城市这么大，随地大小便的人这么多，可想而知多么臭气熏天，所以1889年，《芝加哥新闻报》发表了一位刚从北京回美国的人的见闻，说“该城气味浓烈……，城市的污秽景象简直难以言喻。”想必不是故作夸张之词。

齐如山先生还说，北京大栅栏的同仁堂，“因其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故每日闭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恭”，但主人并不不为介意，每天早上命人去冲洗一下，说是听信了风水大师的话，“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对随地便溺禁不胜禁，于是找个旺财的理由糊弄一下，这真是想得开。

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国民政府监察院任职时，发现有人老在办公楼后小花园方便，就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字条贴着警示。早有人看重先生的墨宝，将字条揭去剪开重新组合装裱，变成“小处不可随便”，倒是成了一个妙句。而且与于先生的原意结合起来，颇有意味：随处小便虽是小事，但小处真的不可随便。

其实，古代对在公场合随地大小便是有管理的，比如明代规定，随地大小便和破坏公共设施一样，一律“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即被戴上刑具街头示众一个月，惩罚不可谓不严。但是，这类处罚作用有限，所以清末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风厉御史，亦往往一惩治之，但颓风足不可挽。”可见，治理随地大小便这事儿，光靠处罚不行，还真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需要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厕设计的众多，方便人们“方便”才好。至于那些特别偏好随地大小便之人，恐怕要特别之方法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