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科举，很多人都会想到八股文，甚至将二者完全划上等号。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官僚选拔制度，科举自隋唐创制，到明清渐臻完备，历时千余年，其考试科目、内容和方式均几经嬗变，终成作茧自缚之态，在上世纪初轰然崩塌。那么，科举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一千多年来科举从内容到形式有着怎样的演变？各朝各代的科举考试侧重点有什么不同？八股文又是怎样产生的？学子的名字，与被点中状元的几率又有多大关联呢？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的进士赵嘏对唐太宗利用科举制度收揽人才的感叹。据说，唐太宗站在皇宫的正门前，悄悄地望着一干神色喜悦的进士，由衷地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意思是说，只用科举一招，精英们全都成了他的菜。
实行科举以前，做官与教育的关系并不密切。两汉魏晋选拔人才主要是察举和九品中正。科举也由此发展而来，具体源自何时难以明确界定。现存的文献显示，堪称科举之范的“进士科”最早设立于隋炀帝时期。当时考试的内容是时务策，类似关于国家大事的政治论文。进入唐代，科举的名目日渐繁多，经常举行的就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另有武举，还有不少特设的科目，如道举、童子、一史、三史、开元礼、三礼、三传等。处于探索阶段的科举，路径十分宽阔，教育的内容自然覆盖到经史子集所有门类。不过，进士科最有代表性，也最受重视，因此往往把科举称为考进士。
各科考试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如，明经要考帖经和墨义，前者是从经书中提出一句，把上下文默写出来，后者是经文连注疏全写出来。进士仍然考时务策，后来又加考诗赋杂文。杂文包括箴、铭、论、表之类。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定诗赋为科举的必试项目。诗歌当然要从娃娃抓起，唐诗的兴盛，可以说与科举关系密切。
唐代的科举还明显带有察举的遗痕。应试前，可以把自己的诗文集呈送给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通过他们向主考官打招呼，名曰“公荐”，不算走后门，是堂堂正正地为国求贤。主考官自然会收到众多推荐信，对照所荐诗文评比衡量。那时考卷也不糊上名字，收齐后，先请有威望的学者来评阅，结合推荐信息，初步列出拟录名单。主考官再根据这份名单，反复斟酌后呈报上去，经过批准发榜公布。推荐人和主考官的学识水平和人品都十分关键，识高品贵自能慧眼识英才。
白居易初次拿着自己的诗谒见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况时，顾况并没有把这个小青年放在眼里，还对他的名字感到好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但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句子时，立即青眼有加，赞叹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尔。”于是，顾况四处称颂白居易的才华。白居易很快誉满长安，名动公卿，考中进士。
公荐的局限性，从杜牧的故事中可窥一二。杜牧在唐文宗太和二年应试，欣赏他的太常博士吴武陵找到主考官崔郾，向其推荐杜牧的《阿房宫赋》，并表示此人才华出众，无愧于状元之称。崔郾看了文章，也非常赞赏，但声称状元已经内定。第二名呢？也有了。第三名呢？还是不行。吴武陵非常坚持，最少要“第五名”，否则绝交。崔郾终于委婉地同意：“诸生多言（杜）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
唐朝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大概一百人中录取一、二名。故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那时中了进士要集体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留念。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授官职，还得通过吏部考试，称为“选试”。选试考取，经过审查才呈请皇帝授职。选试主要看四项内容：相貌是否端正；言词是否清晰；书写是否漂亮；文理是否通顺。韩愈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没通过，流落长安十年，“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濒于死而益困”。他最后不得不先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曲线就官”。
宋代科举在神宗以前，进士科仍以诗赋为重。每次录取进士的总额通常在200到300人左右，最多时达五六百人，比唐代多十倍以上。一经录取，便可任官，不再有选试环节。宋仁宗时期，开科13次，每次发榜的前三名，总计只有5人没有名列公卿。武则天时期偶然举行过的殿试，到了宋朝成为定制，由皇帝亲自升殿考试。从此，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制度。
受王安石影响，宋神宗曾下令废除以诗赋考进士，改用儒家经义和对策。规定每次进士考四场：一场考大经（《易经》《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二场考兼经（《论语》《孟子》）；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则仅考策，限千字以上。苏轼坚持认为，诗赋取士行之已久，但自唐以来沿袭多年，不可贸然废除。如果改用经义，恐怕弊病更甚。王安石则说，学好了诗赋却不懂实际有效的事理，又岂能办好政事？经过争论，宋代折衷地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时废诗赋，有时两科并行，有时又一科兼试。到了元朝，才又决定诗赋、经义并作一科，再加上策论。子、史两部基本退出科举，所需接受的教育面收窄。儒学经义的强化，在内容上为八股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科举考试的制度到宋代更为严格。考卷要糊名，还得誊录。苏轼参加会试那一年，欧阳修任主考官。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阅卷时，欧阳修发现其中一篇“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文章风格与自己的学生曾巩非常相似。有心评为第一，又担心招人议论。就列为了第二。发榜后才发现，这个第二是21岁的苏东坡。两人见面时，欧阳修问起文中“杀三宥三”的典故出处。苏轼回答，是他根据尧和皋陶的性格杜撰的。这在必须“依经按传”的明清科举中，简直不可想象。
到明代，科举制度堪称完备。仍是三级考试，却已有别于宋代：第一级院试，第二级乡试，第三级包括会试和殿试。院试前，有两次预选考试：由知县、知府分别主持的县试、府试。府试及格的称“童生”，然后再去参加院试。院试及格，才算“进学”，可称“生员”，也就是秀才。
院试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县治所举行。主管考试的行政机构称学院，其长官称学政。他们在3年任期内，依次到所辖的各府、州，主持岁试和科试。岁试和科试，一是从童生中考选秀才；二是对秀才进行甄别，按成绩优劣分别给予奖惩。岁试取在一、二等的人，可以应科试。科试取在一、二等的秀才方可参加乡试。除了秀才，具有监生资格的人，也就是国子监的学生，也可以参加乡试。包括荫监、恩监、例监等，分别靠父祖的官位、皇帝的特许、交纳一笔钱取得资格。
乡试每3年考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一般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分别考第一、二、三场。第一场试四书、经义，第二场试论、判、诏、诰、章、表，第三场试经史策论。以首场为重，经义又称五经文，与四书文同用八股文式。现在人们称明代以八股文取士，是就其所重者而言。八股言其形式，四书言其內容，因为出题取自四书，又须“依经按传”，代圣贤立言。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乡试第二年，在京师举行会试。考期是二月初九到十七日。也考3场，每场3天。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的名“贡士”，第一名叫“会元”。会试考中后，就参加殿试。考一场策问，由应试者作文对答政治、经济问题。第一名称“状元”。明末由进士做到大学士的薛国观在奏疏中称“驿递之滥觞已极”，竟不明“滥觞”意为“开始”，而用作“胡乱作为”。八股之害，可见一斑。
状元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偶然性很大。永乐二十二年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恭。朱棣一看名单就连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主持阅卷的大学士杨士奇解释，不是孙暴，是孙曰恭。古代竖行书写，曰与恭上下相连，像个暴字。不管怎么解释，还是按皇上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因为朱棣是通过阴谋和武力夺取皇位的，特别害怕别人说他残暴，对暴字非常敏感，十分在意树立宽厚仁慈的形象。他说：“邢宽好，刑政宽和嘛！”
清承明制。科举基本上大同小异，一度也弃用过八股文，很快又复用一直到清末被彻底废除。皓首穷经的人范围越来越大，不少百岁老人都还在其中寻章摘句，追逐功名。康熙四十九年礼部报告：“本年各省会试举人，年届九十者一人，八十以上者二十人。皆三场完毕，未能中式。”康熙年间，广东顺德的百岁考生黄章，让其曾孙提着上书“百岁观场”的灯笼带路进入乡试考场。广东三水的陆云从，作为一名老童生，直到百岁才考取秀才，103岁还赴京参加道光十六年的会试。 录取名额有限，差不多是百里挑一，能在乡试以上中榜的人注定是极少数。多少伤心事，尽在落榜中。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认识到八股文危害的有识之士日益增多。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通过光绪皇帝，颁布科举新章，废止八股文章。可是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到1901年，慈禧太后为大势所迫也不得不颁布上谕：从第二年起，乡、会试头场，考中国政治、历史论5篇；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5道；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五经一篇。四书、五经考试都不再用八股文程式。与康有为的方案几乎如出一辙。1905年又宣布，从次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千年科举戛然而止，终于走出历史的死胡同，全面转向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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