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一个炫目到极致的词汇。或有商鞅变法的好坏或有褒贬不一，但商鞅变法，是一提到变法就第一个令人想起的记忆，却是不争的事实。商鞅变法总体是好、还是坏？好坏的评判原本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汉姆雷同。引经据典、旁证博引，都是必然的事。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评判商鞅变法。
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观点，揭示的是自然界的规律。周朝几百诸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相互征伐、兼并，何尝不也是遵循这样的规律？至秦孝公嬴渠梁所在的战国初期，周朝的几百个诸侯国，“进化”后只剩下30几个，但真正具备征伐、兼并的能力，却只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国家，史称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具备征伐、兼并其他诸侯的能力，同时也面临着被其他诸侯征伐和兼并的危险。几百年的国内战争打下来，强大自己、战胜对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原则，是尽人皆知了。这个时候的诸侯国，犯错导致衰落有可能，主动自残没有可能；找错了积极进取的道路有可能，消极等死没有可能。
争相变法，于是成了这个时期一道流行的时尚。管仲在齐国变法，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乐毅在燕国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战国七雄没有哪个国家不变法的。以文华著称的齐国，不仅有管仲变法，还有齐威王“皆并烹之”吏治改革。
二、诸侯兼并与民众流动
都说春秋战国诸侯兼并，其实诸侯兼并的目标，自始至终都只是人口、土地。在哪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公元前，有土地就有耕种，有耕种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军队、有军队就能抢夺更多的土地，如是循环。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一种不断壮大的循坏。反之，则是恶性的、不断衰弱的。土地、人口，是诸侯兼并的最明确目标。
土地是死的，民众是活的。民众的流动，又与诸侯兼并相辅相成。民众选择更强大的国家，是选择了更安全的生存；民众选择更善民的国家是选择更富裕的生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来都不可遏制。以秦国为例，秦孝公之后的著名丞相商鞅、张仪、樗里疾、魏冉、范雎、蔡泽、吕不韦七位丞相中，六位来自山东六国，人才的流动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有人会说，人才流动不等于民众流动。实际上，这是一种完全不动脑子的说法。钱学森是怎么从美国回国的，网络、舆论随处都能找到，1955年的事情，距今已经60年了，人们还是能清楚的知道钱学森回国的种种故事。近6年来，从美国回国的普通人，是哪些人，叫什么名字，谁也说不上来。难道是近6年没有一位中国人从美国回国工作的嘛？再不济，从美国旅游回来的总有吧，谁能一一报出名字？“历史就是昨日的新闻，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历史只会记载著名人物到秦国，绝不会记载普通百姓流动到秦国。上述六位只是流动到秦国、最后官至丞相才被历史记载，更多的人，不是没有流动，而是没有流动成为丞相。上述六位也是以民众身份流动入秦国的。
三、变法强国与民众流动
变法使国家强盛。有的强盛几代，有的强盛一时，强盛时间最长的就是商鞅变法的秦国了。变法还有使国家衰弱的。韩国申不害的变法，最终以韩侯、以申不害身死而告结束，变法的结果是一场战争，变法的结果还是从此不断衰落，最终被秦国吞并。
变法所以呈现不同的结果，根本在于变法是社会利益的大调整，变法越深彻，社会利益的调整越剧烈。以我们现在为例。若启动土地价格调整，则全体国人必然人人瞩目。影响房地产不，影响房价不？这是人人都会关系的问题。土地降价，有房子准备卖的不高兴，房子贬值了。土地涨价，准备买房子的不高兴，购房成本增加了。若启动官吏治理，建立法律刑治贪官，则100%的人赞成，90%的是百姓，他们根本就没有贪腐的机会；9%的是官员，他们根本就没有贪腐；1%的贪官想反对也不敢公开反对，只能默默的选择赞成。由此可见，变法的选择不同，社会的接受程度是有巨大差异的。而战国时期的变法，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民众流动。
战国七雄虽是七国，但只是诸侯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国家----周朝。在哪个年代，民众流动诸侯国是技术上禁止不了，舆论上不敢禁止。冷兵器时代，社会生产率低下的时代，用军队防止民众流动，几乎是做不到的事；边境无界，有界也无守，怎么阻止？大张旗鼓的武力阻止民众流动，舆论上就处于劣势，在哪个檄文、战争的年代，武力阻止更有可能给别人提供口实，招致诸侯国、甚至诸侯联手的军队入侵。如商鞅、张仪、樗里疾、魏冉、范雎、蔡泽、吕不韦等原本就小有名气的人才，所在国家都无法阻止，最终流出为秦国所用，应该阻止不了+不敢阻止的原因。前面说过，民众、土地是诸侯国兼并的主要目标，流亡的民众对目的国来说，是意外的收获，是免费的战利品。诸侯内战的大形势，给民众流动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回到原讨论。民众的流动，客观上就是用脚投票变法。变法有利于民众，则国内民众安定，甚至吸引其他诸侯国民众的流入；变法不利于民众，则国内民心动荡，甚至导致民众流亡他国。所以，变法成功与失败，最终必然导致民众的流入与流出，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势力的强盛与衰落。而这些，都是用脚投票实现的，没有丝毫作伪的可能。
哪些一面说变法害民、民不聊生，一面又说国家强大、战无对手的谬论，只能是脑袋被门夹了。冷兵器时代，人数、战斗精神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远比武器先进程度更大。
四、对商鞅变法的无知谬解
1、壹法论，作者：鲍鹏山
这位党校出身的鲍鹏山，在解说商鞅变法时，发明了一个壹法论。大意是商鞅变法，就是全国就用一种法律，砍头换功勋。
商鞅变法最浅白的理解，是军功农爵。军功是一，农爵就是二了。法律，从来都是第一是刑法、第二是民法，军功、农爵无论谁制定法律，都只能排在两名之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历来法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刑法是体现杀人偿命，民法是体现欠债还钱，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商鞅变法也概莫能外。商君书、睡地虎秦墓竹简，更让我们详细的看到了商鞅变法的具体法律类别。一种法律的说法，只能证明鲍鹏山教授不识数。
在商君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很显然，这里的壹，只能作为统一来解。统一的刑罚，相当于今天我们追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明赏”、“明刑”，就是公开标准的赏、公开标准的刑。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很容易理解。
而商君书本身，就对此也有明白无误的解释：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鲍鹏山教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指鹿为马。
2、弱民论，作者：还是鲍鹏山，看来这个党校出生的教授，属于叫兽
鲍鹏山教授号称，秦法让民众变弱，秦国的军国主义就畅通无阻了。民众变弱了，军国主义是可以更容易的执行了，但民众变弱了，哪来强悍的军队呢？没有强悍的军队，军国主义当口号喊喊，人家就投降了嘛？冷兵器时代，武器的强弱差异是很小的，使用武器者的强弱，对战争的结果具有更大的作用。击技训练、军事训练，都需要身体、智慧更强更壮的民众；没有强壮的民众、强悍的民风，根本就不可能训练出强大的军队。这个道理，对经历战国几百年内战的诸侯国来说，有哪位君主不明白？跟秦孝公说弱民，简直就是找死，随便谁去说，恐怕都难逃“拉出去砍了”的命运。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百度随便搜搜，就能得到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的白话翻译。很显然鲍鹏山教授还是在指鹿为马，刻意曲解商鞅变法。“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实际是指民弱于法则国强，民强于法则国弱。
3、严刑酷法
总有人说，因为商鞅变法，刑罚变得残酷了。这是一个很无知的笑话。
历史的发展，是先有人治、有刑罚，有各种酷刑。然后才有法治。酷刑的诞生，比法治的诞生，早了3000多年。有后来者是先人的祖先的道理嘛？
所有的法治，无论是中华的、还是西方的，都是以公开法律条款作为法治的标志的，而法律条款，又从来都是以刑法作为最基础的。西方有汉穆拉比法典，中国有商君书，都是遵从了这样的规律。公开，意味着接受质疑，接受监督。刑罚是早就有的，公开了，接受质疑、接受监督了，有可能使刑罚更加残酷嘛？根本就不可能。没有法治，刑罚是个别人说了算，严酷点、宽松点，无从评判，最多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法治了，应该接受什么处罚，有标准、有对照，严酷点、宽松点，都势必受到更多人的质疑和监督。这是最简单的常识。
法治建立了就必然有发展，发展又必然是法律条款的不断细化。这是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的必然，不是那个人可以左右的大趋势。比如从最早的杀人偿命一个规则，到今天的故意杀人、过失杀人、伤害致死、防卫过当、正当防卫，一个杀人被分成了这么多种类别，而偿命（判处死刑）却从全部变成了只有故意杀人才偿命。是刑法更轻了、还是刑法更重了？这是一目了然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法治，让孔子的“不教而诛谓之虐”成为可操作；法治，让伟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成为可能。而人治，实际上只能起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效果，是“不教而诛”。
4、连坐
这是商鞅变法中，最被人诟病的一条。实际上，这一条既是生产力低下时的自然结果，又是人们内心极度赞成的客观存在。
说日本地震、核辐射污染了海水。于是就有人说，不要吃日本捕捞的海产品。核辐射是会导致鱼儿被核污染，但不吃日本捕捞的海产品却是连坐，每条鱼都辐射了吗？未被辐射的显然是被你连坐了。这两年老虎苍蝇一起打，网络上、媒体上，是说“张三被双规”的多，还是说“公务员被双规”的多？张三是公务员，犯了贪污罪。“张三别双规”是反贪，公务员被双规是连坐。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体现了绝大多数人内心，都有连坐的潜意识，而且乐此不彼。
南京彭宇案，安徽女大学生被讹案，媒体、网络一片热炒，直接导致了社会“道德沦丧”，导致了“扶不扶”成为纠结每一个有心帮助者的纠结。因为这种纠结，导致了多少老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失去了抢救的机会？没统计过。若是法律规定连坐呢？南京彭宇案同车的，安徽女大学生被讹案现场的，不提供有效供词一律连坐，虽然很残酷，但却能避免社会“道德沦丧”，避免“扶不扶”纠结每一个有心帮助者的纠结。孰优孰劣？至少是难以判断。在几十年前，社会唯成份论，很是落后。但是，哪个时候，任何一个人犯罪，不仅要担忧自己受到刑罚，还要担忧家人、亲戚受牵连。谁能说，这种家人、亲戚完全不受牵连，就一定是好？
连坐是不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连坐即便以今天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条件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其一。其二，在公元前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有更好的办法遏制犯罪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个时代更好的连坐，现代人有什么资格用最好、用穿越来批评？
5、五牛分尸与功成身退
商鞅被诬造反被灭家，往往成为鲍鹏山之流攻击、诋毁的证据和理由。实际上，这同样可笑。
一方面，造反是灭族之罪。商鞅造反被灭家，属于从轻判罚。时任秦王赢驷可是个历史上大大有作为的君王，从轻判罚不可能是误判。另一方面，商鞅造反失败，足证法家人士，无论功业有多大，私利都是极其有限的。从国家、民族、社会这大角度说，我们是需要有功人士权倾朝野，还是需要有功人士权力有限？是希望国家、民族的命运大大以来有功人士圣贤，还是希望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面前有功人士很渺小、很轻微？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商鞅的死，被描写为功成身退的反面典型。不知道这种观点想提倡什么？难道我们在建功立业的时候，在为国奉献的时候，在为民族利益抛头颅洒鲜血的时候，时刻要藏着一颗惜身保命的私念，才更完美嘛？
对商鞅这类“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评价是司马迁的《史记》中说的）英雄人物，生命从来就不可能是第一选择。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才是他们的全部追求。用生死的标准来衡量商鞅变法者，是一种蓬间雀的思维方式，彰显的仅仅是他自己猥琐的、黑厚的卑鄙之心。
五、崇尚与被崇尚
商鞅变法具备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认真研读商君书，会惊叹于商鞅哪超人的智慧。治理的辩证性，法律条款的逻辑性，法律提倡与禁止的社会积极性，令人叹为观止。在当时，商鞅变法，被秦国君臣、百姓拥戴、支持了150年，千古古人后无来者，开中华文明的创举。现代各国的现代法律，修改、修补、解释，可谓从来不断。没有那一部现代法律，能150年不修补还能运行的。从商鞅制定变法的完善程度来说，秦人对商鞅变法的崇尚，也是一道奇观。
当然，变法变法，不变更的法律本身就违背变法的原则。商鞅变法被过度崇尚，也是秦国轰然崩塌的原因之一。
从大处说，在秦为诸侯国时，秦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军队、武力、严格的法律保障了秦国的持续强大，为秦人提供了安全的生产生活条件，生产、生活，舒适、自由的等等需求，都必须退居安全之后。而秦兼并六国，一统华夏之后，生产、生活，舒适、自由的要求，显然就超过安全的需求了，安全不在是民众的第一需求。可以说，一统华夏的实现，社会的需求陡然发生了变化。致力于安全第一、国家强大第一的商鞅法治，完全跟生产、生活，舒适、自由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秦朝不相适应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变法被崇尚，又成了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个失败的原因已经跟商鞅无关了。只是跟秦人的过度崇尚有关。我们，只能感叹英雄总是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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