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时的世界形势汉王朝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末，灭亡于公元3世纪初，前后延续了约400年。这个时期也是古代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的约一个世纪里，古代世界曾经先后经历了亚历山大帝国、孔雀帝国、秦代中国的兴衰。在这三个帝国解体以后，在西起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广大区域中有一个秩序重建的问题。
从西到东来说，罗马自从在公元前3世纪末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以后，于公元前200—190年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于公元前192—189年的对塞琉古王国的战争中，均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从此，希腊化各王国不再是罗马的对手，罗马已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地中海文明区域的主宰，虽则这一点的实现是在约一个半世纪以后。因此，公元前2至1世纪基本是罗马帝国在发生中的时期：通过对外战争，罗马由地区性国家变为控制多区域的帝国；通过内战，罗马从共和国变成了君主独裁的帝国。公元1至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盛世，到3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了危机时期。安息独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但是到公元前2世纪塞琉古王国衰落时，它才扩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帝国。安息与罗马对抗于幼发拉底河一线，在西方势不可挡的罗马在这里被挡住了。安息是游牧部落建立的国家，它用游牧人的骑兵战术在草原上能够抵御罗马的强大的军团。从这种意义来说，安息与罗马的长期争衡，不仅有东西方之间的对抗，而且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抗的特点。大体与安息同时独立的大夏，只是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一度比较强盛，拓境直至印度西北部，但随后就在游牧民族迁徙的潮流中被冲垮了。迁入的游牧民族月氏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公元1至2世纪间形成了贵霜帝国。这是一个把中亚和印度部分地区结合起来的帝国，是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后的结果。处于这一文明带最东端的是汉代中国。大约与西汉同时兴起的匈奴帝国不仅从北面威胁着汉朝，而且也威胁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各民族。月氏人正是在这种威胁下西迁，引起中亚塞种人的迁徙，最后形成了贵霜帝国。汉在与匈奴的斗争中终于获胜，公元1世纪末，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向西远迁。南匈奴逐渐转向农耕生活，而北匈奴逐渐迁徙至欧洲，并在4世纪时推动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
（二）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异同在公元1 至2 世纪的罗马、安息、贵霜、汉四个大国中，就领土面积、人口数字、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而论，罗马与汉都大体旗鼓相当，而其他两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我们可以对罗马和汉作一个比较，看看这两个古代大国有些什么异同。
第一，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但是罗马帝国表现为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汉代中国则表现为武力统一的结果。
罗马帝国的广大版图是在共和国后期的征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而来的。早在共和国前期，罗马作为一个城邦把本城和周围地区的人当作公民、把战败后与罗马结盟的拉丁人、意大利人当作同盟者，到公元前227年在西西里部分地区建立行省时，又把行省人民当作臣民。到共和国晚期，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行省数目大为增多。在罗马帝国形成以后，仍然保持了共和国时期的传统。罗马国家是征服者，罗马公民在法律上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行省臣民是被征服者，行省是“罗马人民的财产”。行省的城市往往享有不同程度的优待，一般有地方的自治权；行省城市的人民的地位约与同盟者相当，处于由臣民到公民的中间状态。公元1至2世纪时，罗马公民权逐渐向行省更多的人开放。到公元3世纪初，罗马公民权被赋与了帝国境内的每一个自由民，但这时罗马帝国已在军阀统治之下，公民权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而且还是一种负担（如公民有从军作战义务等）了。
汉王朝是秦王朝的继承者。秦始皇灭六国时，并没有使秦的人民获得任何地位高于六国人民的特权。秦代中国中的一切自由民都称为“黔首”，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汉高帝刘邦是东方的楚人，率领东方的起义军打入关中推翻秦朝，又靠关中和汉中人民的支持打败了东方的项羽，最后又建都于关中的长安。刘邦既没有也不可能把楚人或秦人当成为征服者，而把其他地方人当作被征服者。因此，在汉朝国内，除了王侯贵族和奴隶，其他人都是“编户齐民”。编户是说他们都编入户籍，齐民是说他们地位是一样的。编户齐民既不象罗马公民早期那样有参政的特权，也不象罗马行省臣民那样被排除于政治权利之外。他们分布在不同的“爵”级之中：有低爵者只能为民，有高爵者就可以当官。尽管绝大多数有爵的齐民只能为民，但是爵级作为一种阶梯对于齐民至少在原则上是开放的。因此，对于各地的编户齐民来说，汉王朝的建立是一种统一，而非一种征服。
第二，罗马和汉代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跨地区的大国，不可避免地都要划分行政区域加以统治。罗马广泛实行行省制，汉朝则广泛实行郡县制。二者都由中央派官统治地方，具有相似之处。可是具体地说，二者又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在罗马帝国中，各个行省的情况差别很大，它们所受的待遇也不全相同。例如，对于设在西西里的行省，罗马派一个总督去统率那里的罗马军队，并掌握那里的最高审判权，另外派两名财务官主管财政税收。总督和财务官都是每年一任，他们的手下并没有整套的官僚机构。当地的事，仍然由从属于罗马总督的各个小邦自己管理。行省对罗马的最大义务就是向罗马纳税，西西里省的定额是交纳收成的1/10。又如埃及则属于皇帝的私产，由皇帝派总督统治。总督和财务官等高级官员由罗马人担任，人数很少，他们有一批希腊人出身的官吏和包税人作为帮手。在广大的基层，埃及人的原有机构则继续存在。在公元1至2世纪时，不少行省里都兴起了一批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土地。总之，在罗马的行省体制中，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相当广泛地存在着。
汉朝的郡县制则是中央直接统治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系统。郡有郡守（后改称太守）和郡一级官员若干人。郡以下是县，县有县令（小县称县长）和县一级官吏若干人。他们都由国家任命，并按制度从国库领取俸禄。县以下为乡，乡的“三老”是由地方长官从当地民众中选拔出来的，受命管理本乡，也从国家领取俸禄。汉代中国没有任何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汉武帝以后，诸侯王国也名存实亡了。只有在西域这样的边疆地区才没有推行郡县制度。因此，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来看，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是难以比拟的。
第三，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自也都有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要的地位。这是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就具体情况来看，两个大国在民族构成上的区别是很大的。
在罗马帝国中，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要地位。什么是罗马民族呢？那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仅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与罗马人关系密切，而且是和罗马人共同打下帝国天下的核心力量。罗马人把意大利以外的人（希腊人作为罗马文化的前导者例外）称为“蛮族”，这也说明他们把意大利人和自己视为同一民族，而其他人则是异族。这个罗马民族在帝国政治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他们又有其明显的劣势方面。首先，他们在整个帝国人口的比例中只占少数。据一种比较适中的估计，整个帝国人口约5400万，意大利约有人口600万，只占总数1/9。二则，在罗马帝国中，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是东方的各民族，有着杰出的文化贡献的是希腊民族，而罗马民族，除了在法学上作出突出贡献之外，在文化史上的建树是不大的。三则，在帝国中所谓的罗马化也是程度很浅的。在帝国东部，通用希腊语，是所谓希腊化的世界；在西部，通用拉丁语，才是所谓罗马化的世界。而且不论在东部或西部，拉丁语或希腊语（除在意大利或希腊外）只是通行于政府机关和城市之中，在广大农村则仍是各地语言的世界。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实际是不统一的。
在汉代中国，汉族居于主要地位。汉族是由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与夷狄各族融合而成的。原来在中原地区华夷杂处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春秋时期还有华夷之间风俗不同的语言不通的问题。可是到战国时期，夷夏的区别在中原广大地区基本消失了。例如，中山国本是狄族一支鲜虞人所建，可是如从河北平山所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的铭文来看，那是看不出他们与华夏族有任何差别的。这个华夷交融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到了汉朝就称为汉人，也就成为汉族的开端。在汉代中国，汉族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中的大多数。《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时中国人口的总数（59594978人），又记载了各郡国的人口数字。中原汉族居住各郡人口数字总和，比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人口数字总和显然多得太多了。再从西汉早期曾经严重威胁北边的匈奴族来看，“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后来部分匈奴人内附汉朝，成为汉代中国的重要少数民族之一，可是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很小了。汉族人口在汉代中国占大多数，这是罗马帝国不能比拟的。汉族不仅在人口上是国家的主体，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国家的中坚。先秦时期的灿烂文化和汉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体民族也是前后一贯的。汉代统治者把儒家学说定为正宗，用统一的思想来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就更不是罗马帝国统治者所能做到的了。
（三）汉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古代东西方之间有一条重要商道，即“丝绸之路”。可是在公元前2 世纪以前，只有葱岭以西一段业已开通，而葱岭以东中国境内一段却尚待开拓。公元前138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月氏，中遭匈奴扣留，至公元前126年方归。公元前121年、119年，霍去病、卫青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匈奴远走漠北，这时张骞又奉命出使乌孙（在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司马迁把他的两次出使称为“凿空”，正是因为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的道路。张骞所走通的“丝绸之路”的东段，据《汉书·地理志》所记，有两个分支。“自玉门、阳关（今敦煌西）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傍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仑山）北波（循着）河（指二山以北诸河）西行，至莎车（今新疆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蕃西）随北山（今天山）波河（指今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焉”（原作焉耆误）。这两条道都在天山以南，简单地说，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北沿塔里木河西行，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南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有河水之地西行。张骞第一次出使，去时从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走的可能是《汉书》所说的北道；回来时“并（傍）南山”，则所走的肯定是《汉书》所说的南道。两道都由张骞开通。其实在这两道以外，天山以北还有一条道。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陆直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这样，他们就又走通了天山以北的一条道，只是在《汉书》里对于这一条道没有作具体的记载。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曾于公元97年派甘英使大秦（罗马）。甘英已经到安息西界，准备渡海，被安息西界船人所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路”上达到的最西点。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绸大量运销于西方，在罗马成为贵族富人们普遍使用的衣服和帘幕材料。此外，中国的铁器、漆器等也输入西方。罗马帝国玻璃器皿、毛织品，印度的宝石、香料等也通过这条路而输入中国。此外，佛教也是经由这一大道而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与佛教同时传入的还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
除了陆路以外，《汉书·地理志》篇末还记载了一条汉通西方的水路。出发地是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船行约五个月，到都元国；又船行约四个月，到邑卢没国；又船行约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再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又船行两个多月，到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一条路上各个国家的具体地点，学者们考证兼推测的结果颇有不同；唯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附近和已不程国在今斯里兰卡，学者们大都是同意的。这样，这条海路大体可推定为从出发地沿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海岸南下，在马来半岛东岸某处登陆，到西岸再乘船西行至印度。印度的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最远点。《汉书·地理志》所记这条路的回程，不再中经陆路，但总的行程时间加长，那大概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的缘故。这条海路是重要的，尤其在陆上“丝绸之路”不通的时候。例如印度（天竺）在汉和帝时曾多次派使节经陆路来中国。到东汉晚期西域路断，公元159年、161年，印度使节就改从海上来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访问东汉，也是从海路来的。
张骞、班超的出使西域，罗马使节之来华，陆、海两路中西交通的开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表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往来，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的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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