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勋
每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去年是返乡博士,今年是编造出来的“上海姑娘”,都成为节日期间最大的网络热点。
然后是有话语权的学者和记者加入,描述他们所见的乡村,提出改变的药方。其中的关键词,总是围绕乡村凋敝、精英流失、教育衰败、风气变化等。
这种对农村的集中关注,固然跟城市知识分子过年返乡有关,也说明大部分中国人的根还在农村,农村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只止步于对故乡凋敝的感慨,对乡村田园牧歌的想象式回望,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不妨到历史中找找经验,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八十多年前已经被充分讨论过。
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都会的漩涡卷去了乡村的干柱,剩下的只有老弱和稚幼。
乡村衰败了,没有一些生气,和黄褐的土块成了调和的色彩,死静、凄冷、枯暗、荒塞、简陋占据了整个乡村。
这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字,刊登于1930年1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如果隐去日期,还以为说的就是现在。
那时候知识分子所担忧的乡村衰败,才是中国城乡发生疏离的开始,是真正的“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都以耕读为立身之本,把乡村作为自己的归宿。即便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在因退休、丁忧或免官导致仕途中断或结束时,还要回到原籍,死后也要葬在乡村。少数经商或迁居城市的人,也愿意标榜耕读传家的身份,与乡村保持着紧密联系。对他们来说,城市只是日常生活享乐之所,而不是安身立命之地。
而那些退休或者在乡的士人,构成乡绅阶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主导乡村自治和沟通官民的中坚力量。
变化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科举制度的废除为关键转折。过去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多突出它僵化、腐朽,阻碍新式教育和社会活力发展的一面,而忽视了废除这一系统性制度的社会影响。由于科举私塾被废、新学远未普及,普通人读书求学的门槛被大幅拉高,农村识字率反而发生很大下降。因为新学堂大多设在城市,有机会读书的知识分子,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中国的城乡分离,自此真正开始。
科举废除20多年后的30年代,乡村凋敝的景象已十分明显。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江苏常熟农村做调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中学生,在调查日记中写道:“我们跑过的乡村并不少,碰到中学生却是第一次。”科举时代人才辈出的江南农村,连中学生都是凤毛麟角,其他地方的情形,可想而知。
当时开始致力于乡村教育的梁漱溟,在乡村考察时发现:最感困难的问题,一是村中无人,二是村中无钱。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有钱的人,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在乡村了。”
知识分子离乡进城,对农村当然是一种损失,以至于乡村建设者们想找个识字的村干部都很难；但对城市就是好事吗?也未必。当时刚刚兴起的城市,根本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人才,公务员人浮于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李大钊在1919年就指出,离开乡村的青年,在城市成了“鬼蜮”,失去读书人的农村,则成了“地狱”,中国农村的黑暗,算达到了“极点”。比现在一些人的判断,悲观多了。
和现在一样,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乡村有浪漫的想象,把乡村视为未受污染的世外桃源,主张放弃都市生活,专心去乡村读书。就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这是“中了古人的毒”,其实乡村环境从来并不比城市好,身处其中的农人,也未必愿意一直过这样的生活。
当时,也有一些行动派,为改变乡村衰败而努力,晏阳初、陶行知,还有前面提到的梁漱溟,都积极投身乡村改造运动。而开头引用的那篇文章中,也大声疾呼要知识青年“到乡村去”。但这些运动并未得到当时政府重视和广泛支持,又加上连年内乱和外敌入侵,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城乡疏离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是农村日益分化破败,矛盾日渐突出,成为革命的资源输送者。
从历史反观今日的乡村,虽然城乡各自的发展,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最悲观的观察者,也承认现在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不愿意再回到穷困闭塞的日子。但是,返乡者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农村仍有很多问题,城乡分野和发展不均衡依然突出。
当下的城乡差距,虽然是长期形成和市场流动的结果,但机制体制造成的权利不均衡和资源倒吸,也不容回避。因此,当下我们关注农村,不能止于对故乡沦陷的感慨,以及过年探亲式的周济,必须从顶层进行制度政策调整,推动城乡平权和均衡发展。
的确到了该重视乡村、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国家层面重视和推动的同时,也需要每一个真正热爱、关心故乡的人主动参与,而不能止步于感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