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吴征宇教授《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系列文章（二），共四篇，发表时有删改。每周五发布，敬请关注。）
从严格意义上说，马汉通过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著作展现的海权三要素（海洋经济、海洋秩序和海上力量），实质上是一种体系性或结构性的因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单元性因素（即不是为任何单一国家所独有），而这点同时也意味着，那些具有不同禀赋的国家，往往也拥有不同程度的海权。[1]
马汉揭示的海权三要素不仅能够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海权的实质提供一种方便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海权的这三个构成要素同时为分析历史上出现过的海洋转型及与此相关的经验教训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指南，这三个要素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现代历史上的两次海洋转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2]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海洋转型”不适用于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单纯海洋国家，也不适用于那些身处内陆且没有或少有海岸线的国家，而只是适用于那些陆海复合型国家，历史上位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法国和德国属于这类国家，而有关现代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曾经进行的海洋转型，及由此产生的经验教训，无疑将提高对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及相关脆弱性的认识。
《拿破仑的加冕礼》
无论在古典还是在现代的历史上，许多陆海复合型国家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尝试进行过海洋转型，这种转型在古典时期中的典型例证主要有三个，即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自欧洲国家体系诞生以后，路易十四的法国和威廉二世的德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19世纪后期的俄国及20世纪后期的苏联），也曾经在它们权力的鼎盛时期尝试进行过海洋转型。值得注意的是，除古典时期的成功案例外（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海洋转型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海洋转型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进行的海洋转型。
滑铁卢战役
这两次海洋转型，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意义上的成功，且最终都引发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的苏联曾经进行的海洋转型，虽然没有引起过大规模战争，但这种转型不仅消耗了宝贵的国力，还给俄国和苏联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且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体系性的震荡，这两次海洋转型最后也都是由于多种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而遭到失败。[3]
在古典时期的历史上，曾经有三个大帝国（即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它们权力的鼎盛时期中，成功地从单一的大陆型帝国转变成为一个陆海两栖型的帝国：波斯帝国在鼎盛时期内，先后将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和红海置于其绝对掌控中；罗马帝国最辉煌时期的标志，就是将地中海转变为“罗马湖”；奥斯曼帝国在鼎盛时期，也曾经建立起自己对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和红海的绝对控制。[4]除建立一支那个时代的强大海军外，这三个古典时期的大陆帝国成功地实施海洋转型的最显著特征，是它们最终获胜的关键都是采取了“以陆制海”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两条具体的路径，一是直接占领海上对手赖以生存的陆上基地，二是在获得超出对手几个数量级的大陆领土的基础上最终发展出一支超大规模的海军。[5]古典时期三个大陆型帝国海洋转型的成功，乃是与现代历史上海洋国家相对于大陆国家的显著优势形成了鲜明对比，马汉力图传达的主要教益之一，是现代世界中的海权与陆权相比对世界具有更大影响力，即一个海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必要时总能够最终战胜一个陆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6]
公元117年图拉真治下疆土达到极盛的罗马帝国
古典文明时期中的那些大陆型帝国海洋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构成了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立论基点，这一理论首先是基于对历史上的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间冲突模式的考察，这其中的重点有三个，即克里特vs.希腊、凯尔特不列颠vs. 罗马、英国vs. 欧洲大陆国家。[7]麦金德正是从此考察中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一是海上力量必须依赖安全可靠且资源丰富的陆上基地；二是一个拥有丰富资源且不受其它陆上国家干扰的大陆强国最终将能够战胜一个海洋强国；三是最佳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有岛屿特征且拥有着丰富资源的地方。[8]麦金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了他地理政治的核心命题，即欧亚非大陆（世界岛）不仅承载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并且也具有潜在的岛屿特征，如果一个大陆强国控制了世界岛主要资源且不受其它陆上国家干扰，那么它也将会成为最强的海洋国家。[9]
麦金德
麦金德在历史类比基础上得出的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传统恐惧感，即是对某个单一强国控制大陆及因此而丧失海洋优势的恐惧。在现代世界历史上，麦金德表达出的这种恐惧感虽然不乏其合理性，但却是建立在忽视现代世界与古典世界之本质区别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区别决定了现代历史上两次大规模海洋转型几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
麦金德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现代世界中的大陆强国，将能够复制古典时期的大陆强国战胜其海洋对手时采用的两条路径，但在由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开启的现代世界中，复制这两条路径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哥伦布首航舰队旗舰圣玛利亚号（仿制品）
首先，现代世界中根本上不存在陆地包围海洋的可能性，现实世界的情况恰恰是海洋包围着陆地，而这点实际上也就是剥夺了大陆国家直接占领海洋国家赖以生存的陆上基地的可能性，尽管现代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都为此进行过几次颇为壮观的尝试，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10]其次，主要由路德维希·德约展示的那种贯穿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理，同样也使得现代世界中的大陆国家，以领土扩张的方式，获得一个规模上超过海洋国家几个数量级的领土基地的路径，根本无法实现，这种扩张实际上也正是导致历史上的法国与德国最终遭到失败的关键。[11]最后，现代技术的发展虽然有利于大陆国家获得以往不曾有的机遇，但现代技术的发展也同时有利于海洋国家的发展，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现代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那些在内部体制和社会治理上有别于大陆国家的海洋国家的成长。[12]
法兰西帝国最大领土范围（1812年）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法国和俄国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主导性海洋强国（英国）争夺过大陆和海洋的主导权，现代历史上出现过的两次最接近成功的海洋转型，也正是路易十四的法国和威廉二世的德国，这段历史展示的实际上也正是现代世界中海洋国家相对于大陆国家的优势。首先，尽管历史上英国曾经多次遭到入侵的威胁，但这些入侵的尝试不仅事后看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即使在当时也几乎是不久即遭到失败，这也是拉霍格海战、特拉法尔加海战、日德兰海战和不列颠空战在现代历史上的特殊性意义。其次，即使在权力的鼎盛时期，法国和德国也证明自己无论是采取什么方式，都无法获得一个规模上大大超越英国的陆上基地，更为重要的就是，法国和德国的大陆扩张，最终都触动了那个迫使其陷入无法取胜的两线作战的大均势机理。最后，由于总体经济资源及主导性原则上的优势，英国不仅最终证明自己更经得起长期战争，且能够为其它大陆国家的反抗提供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而且也使得其它主要国家最终都能够站到自己的一边，加入反抗法国或德国力图称霸欧洲的战争中。[13]
日德兰海战中严重受损的德国战舰
除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外，19世纪的俄国及20世纪的苏联也曾为追求海权进行过艰苦努力。历史上俄国发展海洋能力的努力有两条核心内容，一是以领土扩张方式谋取出海口，二是力求建立一支与其它强国对等的海军。俄国和苏联谋求海权的努力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双重的，海权扩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俄国的强大，但俄国的领土扩张以及为建立海军进行的努力，对俄国同样也是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14]作为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俄国为争夺出海口及建立强大海军的努力，不仅使历史上的俄国走上了一条持续扩张的道路，而且使俄国为此背上了极为沉重的负担，事实上，海权与其说是俄国强盛的推动力，实际上不如说是俄国强盛的副产品。与此同时，俄国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俄国海军始终是一支高不成、低不就的力量，由于出海口散布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俄国海军不得不分散配置因而难以形成集中性优势，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及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俄国海军的先天不足，俄国海军最多也不过是俄国陆军的辅助军种，而过度谋求海军发展也间接导致了俄国及苏联的衰落。[15]
注释：
[1]对体系性或结构性因素的界定，参见：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41-343; Barry Buzan, Cha-rles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93), pp. 29-65.
[2]有关海权的定义对认知海洋转型的意义，参见：Andrew S. Erickson and Lyle J. Goldstein, 'Introduction:Chinese Perspectives on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J. Goldstein, Carnes Lord, ed., China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p. xv.
[3]“海洋转型”是最近十年间出现的一个战略性术语，目前虽然有大量的历史个案研究，但理论上仍缺少总结和提炼。对这个问题最集中的论述，参见：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Carnes Lord, ed., 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近年来，许多美国学者对海洋转型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崛起造成的影响，但这种关注很少涉及历史上的相关个案。
[4]有关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海洋转型努力，参见：Gregory Gilbert, 'Persia: Multinational Naval Power';Arthur M. Eckstein, 'Rome Dominates the Mediterranean'; JakubGrygiel, 'Ottoman Sea Pow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editerraneanWorld'. 这三篇文章刊载于一本论文集中，参见：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Carnes Lord, ed., 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pp. 3-30; 63-92; 93-119. 有关现代历史上的海洋转型，参见：James Pritchard, 'France: Maritime Empire and ContinentalCommitment'; Jacob W. Kipp, 'Imperial Russia: Two Models of MaritimeTransformation'; Holger H. Herwig, 'Imperial Germany: ContinentalTitan, Global Aspirant'; Milan Vego, 'Soviet Russia: The Rise andFall of a Superpower Navy'. 这四篇文章载于同一本论文集中，参见：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Carnes Lord, ed., 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pp. 123-144; 145-170; 171-200; 201-233.
[5]对古典时期的大陆国家战胜海洋国家两条基本路径的最佳论述，参见：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62)., especially Chapter3, 4, 5.
[6]对马汉海权思想核心的论述，参见：Jon Tetsuro Sumida, Inventing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 The Classic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Reconsidered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6-41.
[7]麦金德对这三个历史个案的详细考察构成他1919年著作最初几章的核心，参见：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62)., especially Chapter3, 4, 5.
[8]麦金德从历史考察中得出的这三条结论实际上构成了他整个理论的基础，参见：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62), p. 70.
[9]有关麦金德地理政治思想的核心，参见：Colin S. Gray, 'In Defens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No. 1, 2004, pp. 9-25; GeoffreySloan,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No. 2, 1999, pp. 15-38.
[10]有关现代历史上英国曾经屡次遭受到的大陆国家可能入侵本土的威胁及其应对措施，参见：Frank McLynn, Invasion: Fromthe Armada to Hitler, 1588-194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7).
[11]有关路德维希·德约阐述的贯穿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理，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House/Vintage, 1962).
[12]有关历史上海洋国家为什么能够对大陆国家享有总体性优势，参见：Mark R. Brawley, LiberalLeadership: Great Powers and Their Challengers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对历史上法国与德国的争霸努力（同时也包括海洋转型努力）失败的论述，参见：Jeremy Black, Great Powers andthe Quest for Hegemony: The World Order since 1500 (London: Routledge,2008); Mark R. Brawley, LiberalLeadership: Great Powers and Their Challengers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62).
[14]有关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为争夺出海口进行的领土扩张及其为建立一支强大海军进行的各种努力，参见：Nicholas Papastratigakis, Russian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John C.K. Daly, Russian Seapower and the EasternQuestion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15]冷战期间对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的海军建设曾经出现过大量论著，但冷战结束后数量则急剧减少，较新的有关著作，参见：Nicholas Papastratigakis, Russian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BryanRanft and Geoffrey Till, Sea in SovietStrateg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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