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执政，开始举办新法，苏轼是新法的坚决反对者，屡次上书，主要的理由在于反对新法扰民。当时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独断专任。于是苏轼在进士考试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题，王安石大怒，派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错，却一无所得，苏轼自己请求外任，通判杭州，后来又先后改知密州和徐州。
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知湖州，按照惯例上表谢恩，其中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所谓“新进”，指因拥护新法而暴得高位的人，王安石的意图在于旧吏因循，新法不行，所以必要新进之人，方有勇锐之气，而后可图速成。而苏轼认为这种快速提拔的政策，使得“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
所谓“生事”，是司马光抨击王安石新政的四大罪状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之一，很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写了三千三百余言的《与王介甫书》，王安石回了三百六十字的《答司马谏议书》，并总结出这四大罪状。苏轼也一贯反对新法扰民的主张，自己不生事，意即“新进”“生事”。所以这两句，在苏轼无非自嘲和牢骚，在新党人士看来，实为讥刺。这也算是屈原以来的传统，字里行间，自有言外之旨，要说这是诬告，其实是没有的事。
监察御史何正臣首先上表弹劾苏轼，指其不仅谤讪讥骂、愚弄朝廷，“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而且宣传中外，闹得天下共知。何正臣还引用《尚书•康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不可不杀。”人有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故意犯罪，咎由自取，不可不杀，以此建议神宗“大明诛赏以示天下”，换句话说，就是把苏轼杀了以警告天下藐视新法的人。
随后监察御史舒亶的上书，把审查范围扩大到苏轼平日的诗文：“陛下发钱（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还刻印传布中外，搞得人所共知，建议神宗用“治世之重典”，以大不恭论处苏轼，以戒天下。
国子博士李宜之则从宿州发掘出苏轼的《灵璧张氏园亭记》，检举其中“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云云，认为这是教导天下人可以不出仕，扰乱朝廷取仕之法。
御史中丞李定上纲上线的指出苏轼四可废之罪：“怙终不悔（有所恃而终不悔改），其恶已着”、“狂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历来出于对苏轼的同情，往往将李定等人一概打倒，这也是中国民间心理的常态，蔡京本来名列“苏、黄、米、蔡”书法四大家，因为是大奸臣，“六贼”之首，往往不被承认，而以蔡襄取而代之。舒亶固然一向喜起大狱，名声不好，李定常常被人提及不为生母服孝的罪状，实际上李定自己解释过：“他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疑虑不敢服丧，因此以父亲年老的名义要求解职回家侍养。”这种疑事从权的方法应该说是比较妥当的。而且李定对宗族有恩，救济宗亲，家无余财，按宋朝规定，高官可以荫补子孙为官，李定又让给兄长的子孙，至死，几个儿子都还没有受封，从这点来看，李定毫无疑问可以称为典范人物。
到此为止，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苏轼的罪状，李宜之的罪状和其他三位御史官大相径庭，搁下不论。主要的罪状本质上有三条：
其一、反对新法，不加悔改。此时从熙宁变法起算已有十年，新法的创始人王安石早已两度罢相，反对派的主角司马光在潜心编写他的《资治通鉴》，苏轼居然还在那里反对新法。
其二、不仅反对新法，而且恶毒攻击新法，用诗文诽谤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严禁、明法科，这些新法是英明神武的神宗的国策，攻击新法就是攻击神宗。
其三、不仅恶毒攻击，还刻版印石、唱和迎送，把这些恶毒的言论传布天下、混淆视听。
因此，将苏轼以正刑典，有利于警告一小撮新法的反对者，有利于鼓励广大新法的支持者，有利于明风正俗。
按说，苏轼少年盛名，欧阳修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自许“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觉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后来因反对新政外放，不得重用，壮志难酬，难免心怀怨诽，发之于外，“诗可以怨”，在屈原为《离骚》，在苏轼则是诗词。这些对遭遇的牢骚、对新法的不满，是事实的存在。
于是神宗下令革去湖州知州之职，并指派知谏院张璪和李定负责审问。
汉时御史台柏树众多，常有乌鸦数千只栖息其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由此，御史台称为“柏台”或“乌台”。苏轼逮捕到京，被关入御史台狱，因此被称为“乌台诗案”。
一边是御史们的反复堪问、锻炼铁案，欲致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一边是众人的极力营救。
除了弟弟苏辙，张方平、范镇等人都上书营救。张方平举出五个臣子得罪君王的例子，“季布亲窘高祖，夏侯胜诽谤世宗，鲍永不从光武，陈琳毁诋魏武，魏征谋危太宗”，这五个例子，四个是属于各为其主，只有夏侯胜一个勉强可以算是诽谤，却是诽谤先帝，可以说都不是合适的例子。张方平当时退休在南京（商丘）居住，官府不敢受理，就派儿子张恕前往登闻鼓院投进，张恕一向怯懦，徘徊许久而不敢投书。
后来苏轼出狱，见到此文，吐舌色动良久。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也不回答。后来苏辙揭开谜底：“兄长吐舌，因为幸好张恕没有投书。从前郑昌救盖宽饶，上疏说“上无许史之属（嘱），下无金张之托。”结果反而激怒汉宣帝。兄长因为高名而与朝廷争胜，所以得罪，张方平许以“天下奇材”，岂不是反而激怒人主？”
汉宣帝时许广汉、史高并为外戚，金日磾、张安世均是显宦，后来四姓并称，“金张许史”。盖宽饶认为皇位应该由贤人继承，而不该世袭，本来就被怀疑是为这些权门豪贵张目，郑昌这么说，岂不是越描越黑？
宰相吴充问神宗：“魏武如何？”神宗说：“曹操算什么。”吴充说：“曹操猜忌如此，还能容忍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神宗大惊，说：“我没其它意思，只是让他来说清是非而已，马上就放他出去。”
直舍人院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说：“自古以来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语罪人。如果治苏轼的罪，恐怕后人会说陛下不能容才。”神宗素来好名畏议，王安礼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果然神宗说：“我本来就不打算深责苏轼，我马上就为你赦免他。”
新法的中坚人物之一的章惇对神宗也很了解，他上疏说“仁宗皇帝得苏轼，以为一代之宝，现在反而置之囹圄，臣恐怕后世说陛下喜欢阿谀而厌恶直谏。”
太皇太后曹氏（仁宗慈圣光献皇后）病中听说此事，对神宗说：“我记得仁宗皇帝策试苏轼、苏辙兄弟，回来很高兴的说：“我今天为子孙得到两个太平宰相。”听说苏轼因作诗入狱，是不是仇人中伤？因为作诗而入狱，他的过错太小了。我的病势已重，不可以冤枉伤中和之气，应该仔细审查。”神宗涕泣，后来曹太后病情加重，神宗大赦天下，于是苏轼以“讪毁国政，出于诬欺”结案后获释，责授苏轼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个案例还有一个特点，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牵连一群人。王安礼劝服神宗后，神宗说：“我赦免了他，但你切勿泄露。苏轼和众人结怨甚众，恐怕有人通过苏轼牵连害你。”王安礼在殿前遇到李定，李定说：“苏轼与金陵丞相（王安石）论事不合，你不要营救，否则别人会以为你是苏轼的同党。”又在舍人院遇到张璪，张璪忿然变色，说“你真的要救苏轼吗？”王安礼不作答。
后来遇赦，李定认为苏轼“不将其流窜远方则扰乱风俗，再任命为官则破坏法令”，反对赦免。舒亶更上奏认为驸马都尉王诜身为皇家近戚、张方平（前宰相）、司马光、范镇等人身为朝廷大臣，收受苏轼讥讽朝政的文字而不检举，“顾可置而不诛乎？”要求一并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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