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文】
孔子说：“泰伯可称为至德之人啊！他多次让出王位，却不给百姓以称赞他的名义。”
【注释】
“泰伯”，约公元前1165-前1074年。姬姓，是周王朝奠基人“周太王”的长子，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泰伯为从父愿而让位于三弟季历，与二弟仲雍一同迁居荆楚蛮地，并断发纹身以示让位之诚。后建立“勾吴”古国，成为吴国第一代君主及吴氏开氏始祖，史称“吴太伯”。
“至德”，仁德之至。可不译。
“三”，多次之意，非确指“三”数。
“无得”，指找不到适当的名义。
“称”，称扬、称赞、赞扬。
“焉”，指“三以让天下”之事。
【评析】
周太王即《诗经·大雅·绵》中的“古公亶（音“胆”）父”，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武王姬发的曾祖。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朝后，追谥“古公亶父”为周太王。
周太王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很贤明，其子姬昌更加圣德昭彰。太王曾夸赞姬昌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泰伯知道父亲有意让季历继位，以便在将来传位给姬昌。当时的礼法是传长不传幼。为了既成全父亲的愿望，又不让父亲和三弟因废长立幼而为难与内疚，甚至担负不义之名，泰伯便在太王病重时，以采药为名与二弟仲雍相偕避居荆蛮之地。并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以示将久居蛮地，不复归周。太王去世后，季历即位，后传子姬昌，是谓文王。
由于泰伯是以“采药”而非“让位”之名离开的，季历甚至都找不到与泰伯因让位而起争执的理由，因此，后来的伯夷叔齐因争相让位而双双去国的一幕，并未发生在泰伯兄弟们身上。泰伯只是远远地避开王位，并以断发纹身明其不归之志，迫使季历即位，并不使父亲和弟弟担负任何不义之名。泰伯有“让”之诚，亦有“让”之实，自己却不居“让”名，以致“民无得而称焉”，想要称颂，都找不到适当的名义。
泰伯的不居“让”名，就是700年后颜回所谓的“愿无伐善，无施劳”。在《论语·雍也篇》第十五章中，孔子也曾夸赞孟之反有不夸己善、不表己功的美德。当时孟之反在败军中殿后掩护，直到快进城门时，他才策马向前说：“不是我敢殿后，而是马不肯跑。”
其实泰伯并不曾有天下。所谓“以天下让者”，实是以天下之故而行让也。泰伯深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的道理，知道太王欲传位于姬昌，非因偏私姬昌其人，而是因“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是出于兴天下的公心。
孔子认为，“大道之行也”，必须要“天下为公”，要“选贤与能”。这对于被选举者来说，就是要公正、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要以利益天下为出发点“推贤尚善”，这就是“让”。故泰伯之让，既是从父愿，更是从大道。须知世间之利莫大于天下，故桀纣以暴力相侵；而世间之义亦莫大于天下，故尧舜以禅让相续。泰伯能“三以天下让”，舍天下之大利，而取天下之大义，此其所以“可谓至德也已矣”！
那么，泰伯又是如何知道父亲欲传位于姬昌的想法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要从太王的为人说起。
周太王的封国原本在泾水与渭水之间的“豳”（音“宾”，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地。那里虽然土地平展，气候湿润，宜于耕作，但却邻近戎狄，因而常遭劫掠。每次戎狄来攻，太王便与之财物，以求彼此安处。公元前十二世纪，狄人再次来攻。这一次，他们不仅要财物，还想要土地。据《史记》记载，这时的豳国“民皆怒，欲战”。战争可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此时太王不要说是利用民心，就是顺应一下民心，都会引发一场战争，而且是会被称作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但太王却作了令所有人都惊诧不已的选择，他说：“与之！”狄人不是要土地吗？给他们！接下来，太王便与大臣们进行了一场既发人深思又令人肃然起敬的精彩对话。
据汉初伏胜的《尚书大传》记载，当大臣们听说太王要让出土地的时候，不禁发问：“君不为社稷乎？”古时以社稷代表国家，大臣们希望太王能为国家而战。太王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国家是为造福民众而设立的，哪里有为造福民众而让他们去死的道理？距此八百多年后，太王的后裔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以贵于“社稷”，正在于“社稷所以为民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没有国，民仍可为民；而若没有民，则国将不国。
大臣们继续劝道:“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宗庙，即祖宗之庙，此处指太王祖先留下的基业。太王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宗庙”是属于一家一姓的，岂能因一家之私、一姓之利而害天下？
太王接着又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民众拥立君主，是为了造福人民，而不是为了让君主占有土地和人民。“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民众要为我个人而战，让他们的父亲和儿子为了我的君位去死，我不忍心这么做。
太王于是翻山涉水，率众迁至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后来以邑为号，故称“周”。太王的仁德感召了周边的人民，“周人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
由太王领导的这场发生于三千多年前的集体移民，并不是一次懦弱的逃亡，而是一场文明的远征。太王在生命、国家与权力面前所作的选择，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惊世骇俗，足以彪炳史册。它用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与和平主义立场所展示的儒家仁义观，生动温暖，历久弥新，正是华夏文明的真正魅力和价值所在。我想，太王的这一片拳拳“为民”之心，大概就是让泰伯心甘情愿“三以天下让”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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