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与欧洲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同时期来到亚洲的欧洲人，虽也感慨差异巨大，但毕竟没有两个世界之感。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里，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通过贸易、移民、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联系的呢？
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是一个比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更古老的问题。
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分别从物质和意识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例如，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公元前20世纪。
在此之前，旧大陆被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斯坦山区一分为二，存在着东、西两种颜色不同物质传统。
古代中国推崇白色和绿色的‘玉’，西亚和欧洲崇拜蓝色的‘青金石’与黄金 。
这个东、西物质形式与审美的隔离，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公元前20世纪以后，这一格局被冶铜术的东传打破了。
另一位英国学者，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则认为，自公元前第3千纪以来，处于旧大陆不同地区的社会开始拥有了相同的发展步伐。
发生在西方的事，总能在东方找到映照。这种欧、亚趋同的脚步，在公元前8-3世纪达到了顶点。不同地区的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原有的信仰传统。
“怀疑主义”在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与希腊几乎是同时起源的。
“怀疑”将原本由魔法、权力、物质铰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两个层次：物质的现实生活和意识的精神世界。
在更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这个现象称为“历史的起源”。
刚刚提到的两位英国学者都于近年下世。他们给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全球视野，告诉我们，历史的因果不仅限于一时一地，长时段的决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会之外。
一定程度上，战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史”的关注，他们与对二十世纪本身的反思有关。
在冷战的背景下，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对世界另一端产生影响。
而对战争的反思，使许多人站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上，从而强调另一种历史的重要性。
历史有时候会是研究者生活经验的延续。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旧大陆不同地区联系开始于更古老的年代（农业技术形成之后不久），覆盖范围更广阔（囊括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
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旧大陆东、西两边的生活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趋同的？本来的差异的确很大。欧亚大陆存在至少4个动植物驯化中心（西亚、中国、印度和北非）。以西亚和东亚为例：西亚人种植小麦、大麦、 燕麦、豌豆、鹰嘴豆、胡麻等作物，驯化了牛和羊，比较依赖动物制品.东亚人种植水稻、粟、黍、麻与大豆等，驯化了猪和鸡，比较依赖植物制品。
与此相对，东、西饮食传统迥异。东方饮食的粒食-蒸煮系统对应着西方的粉食-烘烤的传统。这些差异的形成，在年代上很可能早于农业本身。似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 前农业时代的，结构上的东、西差别。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季节性，西方的农作物大都是冬季作物，而东方的农时是夏季的。我们可以把欧亚大陆按照降水的季节性分为三个区域，东边受夏季风影响的夏季种植区（包括中国东部和印度），西边受西风影响的冬季种植区（包括西亚和欧洲），中间是本地蒸腾作用强，比较干旱的中亚地区。前两个区域在大约公元前9000-5000年间各自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系统、人口密集、定居生活。中亚地区形成了季节性移动的游牧经济、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这三个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旧大陆历史的一个基本地理格局，这个格局在不迟于公元前5000年形成，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被打破。首先打破这个地理格局的是东、西方农作物传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中亚地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哈萨克斯坦东部，位于西天山西侧的的‘柏伽什’（Begash）遗址。在这个游牧人群墓葬中，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与原产与东亚的黍出土于同一个地层。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是公元前2500-2200年。西天山柏伽什(Begash)遗址周边地貌
这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泛的东西交流的先声。公元前2000年前后，原本的季节性边界被打破了。西亚的冬季作物出现在亚洲季风区，东亚的夏季作物被种植于中东以及地中海地区。仍以小麦和和黍为例，公元前2000年后，小麦（大麦的年代略晚）出现于中国东部地区的考古遗址中，于此同时，起源于中国的黍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考古遗存中。 一个直接结果是（同时发生在东、西方），原有的单季节耕种习惯转化成为多季节轮种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水管理技术，可被耕种土地扩大，以及可能的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度。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在此时间段，黄河 、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中海地区都产生了城市和更富等级的社会。发生在这些地区的现象也许不该被至于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讨论。它们的产生的背景是一个联系十分紧密的欧亚大陆。我们正在讨论的时代早于文献记载，所以无从知道当时人对外来食品的态度。然而可以从后世对外来食物的记载中得到一些信息。1694年的马赛，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开来船只上装满了欧洲人不熟悉的大米，用以分给没有粮食的穷人。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穷人分发大米和小米粉作成的面包。18世纪，大米、小米、荞麦和玉米这些外来物种被欧洲穷人作为充饥主食，富人们只吃小麦面包。在西非，玉米（美洲作物）的最初推广是为了喂养黄金海岸的矿工。在爱尔兰，穷苦的农民首先种植土豆。公元前2000年，小麦种植的技术已经传遍中原大地。然而，当时人口比较集中的中原地区，人们只以粟与黍为食。只有在人口相对稀少的河西走廊，小麦成为古人的主食。这与16世纪玉米引入中国的情况类似。富裕的江南地区拒绝美洲作物，玉米、土豆、山药等美洲作物首先在当时比较贫困的西南山地得到推广。比较完整的关于饮食的记载出现在“食物全球化”完成后的几百年间。在公元前8-3世纪的相关记载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一种强调富足、享乐、精致而多样的生活，另一种崇尚简朴、紧缩、对享乐主义持批判态度。杰克·古迪告诉我们这两种态度同时存在于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 。一边是富人们在炫耀他们的奴隶、美好的生活、丰富而多样的美食 。另一边是对食不果腹的同情、批判过分消费 。如果这两种态度是史前的食物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间接结果的话，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结束于公元前20世纪过程的影响之下。“当你看地图久了，你就会看见在一些线的一边，人们富裕、健康、活得长久；而线的另一边，人们贫困、多病、短命。就会开始接近本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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