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输上讲，受限于科技水平，古代的陆路交通运输非常落后，且效益低下。秦始皇使蒙恬统军三十万北击匈奴，由于秦帝国同时兴兵五十万南击岭南，巴蜀之粮仓业已耗尽，而帝国腹心之关中地区之粮食储备需要供应帝都咸阳，故蒙恬军所需之军粮只能从帝国新近征服的齐地千里转运而来，期间需要两次翻越太行山，三次渡过黄河，人力物力耗费甚巨。史载出发地发出的193石粮食，最后抵达河套前线的只有1石，而其余的192石粮食竟在途中为运输人员所消耗。在如此糟糕的后勤运输条件下，如果秦军北击匈奴之战旷日持久，那么强大如秦帝国也势必被拖垮。
而相对于陆路运输，水运的优势非常明显，尤其是顺流而下，可节省大量成本。因此，在古代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然河流以及兴建人工运河成为必然选择。 而作为封建帝国首都供应生命线的河流于帝国的兴衰具有重大意义。
从军事上讲，在冷兵器时代，大江大河是非常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因而古代中国南北划江而治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有河流上游，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其势不可当。故欲控制一河流之流域，必先控制其上游。古代中国分裂时期，南北划江而治，北方政权欲饮马长江，统一南方，必先图规巴蜀，据有长江上游之地，而后顺流而下，水陆并进，乃可得志。南方政权欲以长江天堑而割据称霸，必据有长江上游之巴蜀，否则其势必不能持久。兹举吾国历史之相关事件以供证明。
秦帝国是吾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贾谊于《过秦论》一文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吞二周而亡诸侯。由此可见，秦统一六国虽成于始皇之世，而其基业则奠基于孝公之世，商鞅变法使秦国始有窥伺周室，并吞六国之实力。而在几代秦人统一六国之征程中，秦惠王时期，司马错伐蜀一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秦惠王用司马错之谋，夺取巴蜀，据有长江上游形胜之地，更兼有巴蜀之粮仓，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了极为有利之条件。
正如《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所载：（张仪曰）秦西有巴蜀，大船集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楚）王所有。 正是据有上游之巴蜀，秦军顺江东下，水陆并进，其势如破竹之势不可当，故荆楚卒为秦所灭。
或曰：刘备东征孙吴，亦有顺流而下之势，竟至倾败，何也？答曰：备虽具有巴蜀形胜之地，然未能利用其势，请举史料以兹证明。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魏纪一载刘备东征东吴一事，吴军统帅陆逊上疏于孙权曰：臣初嫌（备）之水路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陆逊对于击破刘备成竹在胸，原因就在于刘备不水路俱进，反舍船就步，此备所以见败于逊也。后世之战略家皆明瞭规图巴蜀于统一长江流域之重要意义。欲逾越长江天堑，平定长江流域，必先取巴蜀，以成顺流而下之势。此节略观史书便可明了。
司马氏并吞吴蜀，混一天下，即是文帝司马昭先以邓艾灭蜀， 以成顺流而下之势，及至武帝司马炎之世，晋以王浚军出巴蜀，顺江东下，会同荆州等诸军伐吴，王濬军势如破竹，攻入建业，灭亡孙吴。《通鉴》纪其事云：是日，濬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吴主（孙）皓诣军门降。详见图1
隋文帝伐陈，名将杨素出巴蜀，顺江东下，攻无不克，于隋灭陈，统一南北，发挥了重要作用。见图2
唐初名将李靖，藉巴蜀上游形胜之势，顺江东下，卒平江陵萧珗之割据势力，进而经略江南，平定辅公祏之叛乱，长江流域终归唐朝。见图3
长江以南之割据政权欲长期划江而治或问鼎中原，必夺取并确保上游之巴蜀。此节，东吴战略家鲁肃曾有精辟论述。《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载鲁肃献策于孙权一事，云（鲁）肃对曰：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鲁肃这里明确提出要夺取荆州，进而图规巴蜀上游之地，据有整个长江流域，然而伺机以图天下。事实上，孙吴政权正是沿着这一路线进取，不过夺取荆州后，由于刘备势力的突然介入，使得东吴无法染指巴蜀，其灭亡之命运不可挽回。
江河上下游之势于都城选择亦有重要影响。据《通鉴》载，孙吴政权割据江东，都城曾多次迁移。《通鉴》卷第六十六汉纪五十八云：初，张纮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及刘备东过秣陵，亦劝权居之。权于是作石头城，徙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同书卷第六十九魏纪一载云：孙权至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同书卷第七十一魏纪三云（太和三年）九月，吴主迁都建业。同书卷第七十九晋纪一云：（泰始元年）冬，吴西陵督步阐表情吴主徙都武昌，吴主从之。同书同卷后云：（泰始二年）十二月，吴主还都建业。那么，吴国都城何以在建业与武昌二者之间反复数十年，而孙吴何以最终确立以建业为都？此与上下游之势密切相关。孙吴徙都武昌，乃是为了更好的确保西陲上游防务，然为何又迁回建业？ 原因有二：一是孙吴都武昌，都城所需甚巨之物资供应需从下游逆流而上运至武昌，耗费甚巨。而以建业为都，则是顺流而下，无此不必要之巨额耗费。 《通鉴》卷第七十九晋纪一所载可供参照，其云：吴主都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二是武昌地处荆州，而荆州四战之地，势易危殆，非用武之国也。故孙吴都建业，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因之而弗改，南京六朝古都之地位由此奠定。
前言北方政权欲饮马长江，统一长江流域，必先攻取巴蜀。或曰：若巴蜀防卫严密，不可卒下，为之奈何？对曰：彼地既不得志，更当另寻突破，若举精锐主力向荆州，攻拔襄阳，据有汉江上游，则可藉顺流南下之势，水陆并进，则江陵、武昌诸城必可。江陵、武昌诸城既克，引偏师渡江，荆州江南诸城可传檄而定，如此，彼上游巴蜀之军不得西援矣。而后可专务下游，主力顺江东下，则金陵不足平也。蒙古（元朝）灭宋，即采此策。蒙古谋灭南宋，初也以四川为用兵之主要方向，意欲先平巴蜀，而后顺江东下，直指临安。然南宋名将孟珙、 余玠等人经营巴蜀多年，防卫严密，蒙古军屡遭挫败，蒙哥大汗总戎诸军进讨，亲临阵前，却顿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以至于蒙哥大汗也殒命钓鱼城下。继位的元世祖忽必烈改变方略，决意绕开屡攻不克的四川，以荆州为主要突破方向，切断南宋长江上游四川守军与其都城临安之联系，同时遣一部军队出扬州，径造临安，并力进取，必可克临安，临安既克，则巴蜀之地可不战而降。
由此可知，如欲控制长江流域，必先据有上游之巴蜀一样，欲控制荆州（今河南南部与两湖地区）必先据有汉水上游之襄阳，若只控制下游之江陵和武昌诸城，其势必不可久。东晋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梁武帝萧衍起兵，席阐文在荆州曾对萧颖胄说过：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不可制。 （《梁书》卷第十《萧颖达传》) 荆州士族对襄阳豪族咸怀恐惧。有这样一种历史现象，襄阳的得失与荆襄的胜负，往往影响历史的走向。东晋时桓玄初起兵于荆州，并不得意，等到后来打败雍州的杨佺期及荆州殷仲堪，完全控制荆襄，（参见《晋书》卷第八十四《杨佺期传》及《殷仲堪》，才得以东下建业。如果得荆而不得襄，地位不能巩固。后来桓玄败死，江陵平定，在于“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襄阳，破伪雍州刺史桓蔚”（见《《晋书》卷第九十九《桓玄传》），与刘毅、何无忌等形成夹击江陵之势。宋时荆州刺史败于齐高帝萧道成，也在于萧道成事先把张敬儿安插到雍州（襄阳）。此事在《南齐书》卷第二十五《张敬儿传》中有记述。其言云：太祖（萧道成）以敬儿人位既轻，不欲便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太祖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无言，乃以敬儿为持节、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军事、雍州刺史，将军如故，封襄阳县侯，两千户。沈攸之是萧道成称帝道路上的障碍，其失败在于张敬儿能以雍（襄阳）制荆。
（2）综上所述，古代中国南北划江而治时，长江上游之巴蜀及汉水上游之襄阳是南北双方争夺的重点，北方政权若能攻取巴蜀与襄阳，则下游之金陵不足平也。同样，若南方政权能确保巴蜀与襄阳，则可无虞而始能逐鹿中原。秦灭楚，司马氏灭吴蜀，混一天下，隋灭陈，李靖平定萧珗、辅公祏，蒙元灭南宋皆由于此。金军错误的以扬州为主要出兵方向，意欲一举逾越长江天堑，径造临安，此其所以不能得志也。
河流作为天险，于地方行政区划亦有重要影响。自秦以降，中国地方之行政区划多以山脉、河流等自然界限划定，遵循的是“山川行便”之原则。这种划分方法，由于无需跨越山脉河流等地理障碍，征发徭役、兵役和收取赋税，利于地方治理，但于中央政权势微之时，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譬如巴蜀之地，应山川行便之势，及族群文化之原因，历来被划分为单一之地方行政区，故其常于中央势力衰弱之时，割据一方。如前汉末年益州刺史公孙述割据巴蜀，对抗光武之东汉政权；汉末宗室刘焉、刘璋父子先后割据蜀地；西晋末年，李特、李雄父子趁“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之际藉巴蜀裂土称霸；又如孟知祥于后唐皇室内乱之机，据有巴蜀，卒创后蜀政权。故当蒙古入主中原之时，为实现内重外轻，强干弱枝之势，以利统治占绝对优势之汉民族，彻底放弃“山川形便”之地方行政区划原则，更以“犬牙交错”代之，意图消除潜在之地方割据危险。清人储大文于此节论述曰：'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终元一代，地方之割据遂不复存矣。见图5
除了如长江这样的天然河流外，运河对于塑造古代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作用也不可小视。运河往往是维系一个封建帝国（首都）的生命线，其畅通与否直接影响帝国的兴衰。本文以大运河为例，试作证明。
自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来，大运河就一直是维系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安史之乱后，这种倾向更加突出。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其中尤以河朔三镇为甚，自肃宗以降，唐室中央政权基本上失去了对河朔三镇之控制，三镇各自为政，俨然是国中之国。故河北之赋税不复输入中央，而安史之乱及继之而来的中央与藩镇，镇与藩镇之间的战争使得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唐室中央政权完全依赖大运河转运江南之物资以维持运转，斯时大运河诚可谓维系唐帝国之生命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贞元二年（786年）云：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有肤色乃复故。 关中粮竭，险些酿成禁军兵变；江南运粮船至陕，唐德宗举止失状，不甚欣喜；兵民因乍饱食而复有死者。这些描述了斯时关中粮食储备到了何等窘迫的地步，转运江南物资的大运河于唐室中央政权又是何等地重要。
而一旦大运河为地方藩镇实力或农民起义军所切断破坏，则唐室覆亡之日可计日而待矣。 《旧唐书》卷第一百五十黄巢传云：（黄）巢不得已，广明元年，北逾五岭，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固，所过镇戍，望风降贼。九月，渡淮。黄巢之农民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方针，转战大半个南中国，所过残灭，（2）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大运河），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地所在适为汴京路（大运河）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见《新唐书·南诏传》论）
蒙元曾强盛一时，然而明太祖平定南方，始成帝业，徐达、常遇春之北伐军甫一出师，而元朝竟已土崩瓦解，一朝弃离大都，仓惶逃归漠北，元室之势遂崩溃不可复振矣。元朝所据有之北方何以迅速崩溃，大运河与此又有何联系？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自唐中后期开始南移，南宋时期最终完成。熟语曰：苏湖熟，天下足。宋室财政收入大半仰给东南，而大运河正是转运东南财富至中央之大动脉。元室入主中原，以燕京为大都，大运河仍然是维系中央的生命线，明太祖既平定南方，则江南之税负尽入明廷，大运河失去作用，不复北输，失去南方经济财富支撑之元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及至近代，大运河仍然发挥着维系清朝中央政权的关键作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正是攻克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才使得清朝放弃了所有幻想，屈膝求和。则英国对于吾国之观察不可谓不深矣。此节一旦明了，便可知清朝为何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太平军。斯太平天国活动之江南正是清朝中央政权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则太平天国于清政府可谓腹心之疾，抑又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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