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存世文献中，普遍记录了一场发生于4000多年前的大洪水，这场洪水改变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文明进程。《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起因是上帝降罪于世上作恶的人们，因而用洪水毁灭了天上地下有血有肉的活物。而在中国先秦历史文献《列子》中，中国大洪水的起因则是水神共工和颛顼为争帝位而发生战争，共工败给颛顼后，一怒之下撞折了支撑天的不周山，以致于天崩地陷，洪水滔天。东西方对于大洪水的这些记载都充满了神话的色彩，把自然现象形成的洪水，描述成被上帝或水神等具有超能力的人作用的结果，过度的神话成分，让大洪水是史实还是传说变得真假难辨。
《列子·汤问》：“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史书中记载的滔天洪水是神话还是史实
中国记载大洪水的历史文献出现的较晚，基本为春秋战国时期，如《列子》、《孟子》、《山海经》等零星有大洪水的记载。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也收集了很多对上古时期大洪水的记载。通过这些记可以了解到，大洪水泛滥最厉害的时期是尧舜禹时代，文献中“洪水滔天”、“洪水横流”等字眼似乎在提示着我们，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区域性的洪水，而是一场影响和波及范围都很大的灾难。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尚书·尧典》记载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孟子．滕文公下》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
由于历史文献对洪水的直接记载比较有限，我们很难从这些零星的文献史料中了解大洪水的具体起因、经过和影响，更别说去鉴别大洪水的传说是真是伪了。加之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是不善于对历史进程的长程观察，多是具体事件具体描述，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梳理各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从侧面来综述大洪水的情况。大洪水发生的三皇五帝时代，虽然是中国史前传说的时期，但仔细阅读古代文献，这个时期的历史传说还是很立体并且很有逻辑性的，抛开史书对大洪水具体的记载，通读三皇五帝时期的都城的变迁史，也很明显能感觉到华夏先民是在一种力量驱赶下不断迁徙的，而迁徙的过程，很可能就是在躲避大洪水。
从平原到高原：史书中记载的三皇五帝徙都轨迹
通过历史记载我们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大洪水泛滥最厉害的是尧舜时期，到了大禹时代劈山疏通水道，才渐渐平息了水患。我们把观察的历史时期放长一点，先看大洪水泛滥之前的三皇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史书中一般把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合称三皇，根据历史点滴的记载，无论是燧人氏的燧明国还是伏羲氏与神农氏的都城宛丘（陈），都位于豫东大平原上，这里正好与后世黄河泛滥的黄泛区重合，这个区域地势平坦、海拔不高，这些迹象都表明，三皇时期的华夏先民还没有受到大洪水的困扰，否则他们也不会选择在极易被洪水侵袭的平原地带栖息了。
伏羲氏母亲华胥所履之大泽、神农徙都之曲阜在鲁西一带，伏羲氏与神农氏建都之地陈（宛丘），则位于豫东的淮阳一带，都是平原地区：
《史记补·三皇本纪》:“太皞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
《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皞（伏羲氏）之虚也。”
《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
极其适合浅耕的豫东、鲁西一带是华夏文明早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傅斯年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一书中，就认为位于豫东鲁西平原一带的“空桑”地区，就是东夷文明的核心区域。历史中的神农九世榆罔、黄帝之相力牧、继少昊登帝位的颛顼等等都是活动在空桑地区的，可见，至少在三皇和五帝交替的时代，东部的大平原还没有明显受到大洪水的侵扰。
《逸周书·尝麦解》潘振云注曰：“赤帝，指神农九世孙帝榆罔也，居空桑。”
五帝徙都图
到了五帝时期，这一情况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虽然建都中原地区的有熊（今河南新郑），但史书上记载黄帝的活动轨迹，却基本上是在着嵩山、具茨山和崆峒山附近。而到了黄帝末期，据《史记》记载，华夏部落更是西迁到豫西山区的荆山一带了，那里地势更高。黄帝就是在荆山脚下的鼎湖“升仙”的。华夏部落从平原向山脚下转移，似乎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或许此时大洪水已经开始有泛滥的迹象了。
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末期活动中心在豫西的山区：
《史记·封禅书》载：“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崩焉…”
黄帝之后继位的是颛顼、帝喾。根据《列子·汤问》中的记载，大洪水正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引起的，《列子》中的记载虽然参杂了颇多神话情节，但是通透过某些细节还是能看出该记载背后的一些真实成分的，因为自颛顼之后，华夏部落就开始一路向西北方向的高地迁徙了。帝喾时代，首先是定都于豫东的亳地（商丘），而后因为大洪水原因，迁都到了豫西的西亳（洛阳），接下来的历史记载更为清晰了，帝尧，帝舜时期的大洪水更肆无忌惮了，尧舜只能建都到黄河北岸地势更高的山西地区。到了舜帝末期，人们对大洪水依旧束手无策，昔日的根据地空桑早已经是一片汪洋，江淮通流，大水四处泛滥，人们只能躲到丘陵和树木上。
《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华夏部落不愿意放弃极适合浅耕的中部平原，志在恢复旧土，于是就出现了治水能人被推选为部落首领的故事，尧舜时代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诸如鲧、大禹、契、后禝、伯益等人，皆都投入到治水的行列当中（详见：帝尧的臣子堪称五帝时代的全明星，大部分都参与了治水）。最终大禹因善治水，大洪水退去，舜帝就将帝位禅让给了他。
史书对具体历史事件（大洪水）的记录或许会有偏差甚至错误，但从诸多史书中透露出来的华夏民族长程的发展轨迹是不会有错的。纵观整个三皇五帝时代，华夏部落的核心从东部平原，再到中原、晋南地区，这正是一个由低海拔平原向高海拔的高原迁徙的过程。大禹即位之后没有再回到东部平原，而是选择在嵩山脚下的阳城建都。华夏部落似乎也是对大洪水心有余悸，嵩山脚下可进可退，前可控东部大平原，后可退守河洛腹地。华夏民族，由此在中原大地上蓬勃发展开来。
我们抛开短期的历史记载，将观察的历史时期放大到整个三皇五帝时代，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大时代的华夏先民，迁徙的过程是一个由东部平原向西北高原的。历史中流露出的痕迹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考古学支持这种猜测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受洪水侵袭的良渚、石家河和宝墩文化，由东海岸的杭州盆地，迁徙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的原因，像极了史书中三皇五帝徙都的过程。
大洪水推动着长江流域的文化迁徙
在长江流域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宝墩文化，在文化的起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先后顺序，且他们的相继灭亡，都与大洪水有着莫大的关系，考古学者在良渚文化晚期的遗址层上发现了大量的黄粉土沉积物，经过对沉积物的溯源分析，覆盖在良渚遗址上的黄粉土不是来源于附近东苕溪或大遮山，而是来源于钱塘江和东海，这表明良渚文化末期，东海海侵或长江下游的洪灾，可能是良渚文化灭亡的主要原因。（《杭州良渚遗址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物源及其对良渚古文明消亡研究的意义》）。良渚文化灭亡后，有证据显示，良渚人并没有留在原地，而是逆流沿着长江北上，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融”到了一起。几百年后，石家河文化亦遭水患走向衰落，良渚-石家河“联军”继续沿长江向上游迁徙，这两股势力融合了成都平原的本土宝墩文化后，迸发出了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
在远古时代，迁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时期，除非是迫于大环境的影响迫不得已而为之。长江流域的良渚、石家河和宝墩文化，从东海岸到西部上游，有着明显的被洪水驱赶的痕迹，这与历史记载中三皇五帝的徙都轨迹颇为相似，结合时代背景，迫使他们迁徙的原因或许就是华夏先民口口相传的那场史前大洪水。
良渚人民战天斗地的水坝系统
《淮南子》、《史记》、《列子》等；
《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杭州良渚遗址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物源及其对良渚古文明消亡研究的意义》，姬翔，2016 年，南京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江章华，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