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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ll《范氏集古印谱》与明中后期的古玺印收藏


范大澈作为明代中后期重要的古玺印收藏家,以其藏品之富成就了著名的《范氏集古印谱》,他是同时期众多古印藏家中的代表人物。《范氏集古印谱》的丰富收藏,给当时集古玺印谱的编者、从事篆刻的印人提供了得见大量古印并加以临摹和利用的机会,促进了明代中后期集古玺印谱的盛行,对文人流派篆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范大澈 (1523-1610),字子宣,又字子静,号讷庵,鄞县 (今浙江宁波) 人,嗜书,有卧云山房、宝墨斋,专事藏书,亦潜心收藏法帖名画。著有《碑帖纪证》《灌园丛谈》《卧云山房遗稿》等。嘉靖二十八年 (1549),随从仲父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 (1506-1585) 游京师,所题诗于塔壁,被大学士袁炜发现,聘为塾师,官补国子生。徐阶荐为掌记室、鸿胪寺序班。后出使日本、朝鲜等国。大约从二十几岁入京时起,范大澈开始留心秦汉古印,游宦各地之余,苦心搜集,前后达36年,共得古印3600多枚,恐其散佚,令其子范汝桐集为《范氏集古印谱》 (以下简称《范谱》),范大澈在《自序》中云:

“不佞自嘉靖己酉 (1549) 时,年二十有六,书剑无成,从仲父东明先生 (指范钦) 游燕京,吏隐螭头典客三朝凡四十余年,海内贤豪谬承友善,奉使滇南、秦晋、辽左诸边,浪游之所,天下名山大川踪迹什之七,每以笔耕之入捃摭书画碑帖、三代秦汉器识,乙酉 (1585) 归来,六十二岁矣,开视所藏之书,多为白蚁所蚀,构一鹪鹩之栖。连岁凶荒,食指繁、征科猛,帖画奇物,质之于人,多为所负,又被奸奴盗之,构亦未就,无可奈何。畴曩豪兴消耗尽矣,仅存秦汉之识三千六百有奇,命儿汝桐集为一部,盖虑其亦散也。”

《鲁盦所藏印谱简目》这样介绍《范谱》:

“四明《范汝桐集》,明万历丁酉 (公历1897年)。高七寸九,阔五寸,黑线格,高六寸三,阔四寸。每面四行,上下两横格。前后面十六印,下注释文、钮式。卷一官印五百八十三,卷二至卷十私印三千五十九。”

《范谱》所收官私印编选有则,范大澈的实际古玺印收藏应远大于这个数字,如此众多的收藏汇于一人,确是惊人的。《范谱》与顾汝修所辑《顾氏集古印谱》 (1572)、郭宗昌 《松谈阁印史》(1615) 同为明代三部以秦、汉原印钤拓的印谱。沈明臣言及《顾氏集古印谱》的数量是这样描述的:”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总数也达到1700多枚。郭宗昌的收藏虽略为逊色,但也有千数之巨。王弘撰云:

“郭征君 (宗昌) 好收藏古印,积五十余年,共得一千三百方。每出示之,绿红如锦,龟驼成峰,亦奇观也。”

如此之多的古印收藏,从甄别、购买到庋藏,需要平生之力,甚至是祖孙数代之力。以范大澈为例,他的古印收藏从26岁起,至印谱完成时止,前后历经四十年。他的收藏有一个原则,即”只进不出”,即使有人高价意购,他也决不易手,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收藏的法帖名画几乎散失殆尽,古印却一直妥善保藏。文彭曾经劝他”希奇之物,人多罕见,今遇目而又得重价,夫何吝哉”,范大澈不为所动,认为这种行为是:”驵估射利之徒,非鉴赏家事也”。他甚至把他的这些藏品当成治病良方,云:”不佞有痰疾,每疾作则命雪儿出种种于前,疾便退却。人欲夺,重直不售,真成蛊癖。”可见其对古玺印收藏的执着与热爱。正是这种精神与态度,才使《范谱》所收的印章数量高居明代各家集古印谱之首。

范大澈对书画碑帖、秦汉古印的爱好,显然不同程度的受到其叔父范钦的影响,虽然目前尚无材料证明范钦参与过集古印谱的活动,但从流传的《天一阁书目》来看,天一阁藏品中不乏书画碑帖,叔侄两人明显有着共同的兴趣。这种家族亲戚间的收藏活动与同时期的海上顾氏父子 (兄弟) 何其相似。以前,我们一直把武陵 (今上海) 顾从德作为《顾氏集古印谱》的唯一编者,但从黄姬水和沈明臣所作的序中,不难看出顾氏的古印收藏乃积众人之力而成,其中就有御医顾定芳及其子顾从义、顾从礼、顾从德及顾从礼之次子顾天锡祖孙三代之积累。沈明臣序云:

“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自御医公世安氏搜购始,及光禄君汝由、鸿胪君汝修、大理君汝和、光禄子天锡,歴祖孙、父子、兄弟绵远,而搜购远近不遗余力。”

要想获得数千古印之藏量,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另外,庋藏数量与经济实力和宦游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从宁波范氏与上海顾氏两家身上可以看出,从事古印收藏的主人都有过在各地做官的经历,尤其是任职京师,藏品相对集中,收集相对容易。这一点,高濂就有切身体会,他曾三上北京,收得古印千余方,故云:”古之铜章,后先出土者,何止千万?即顾氏《印薮》,犹云未备。余先三入燕市,收有千方。”但大规模的私人收购,势必带来行情的暴涨与藏品的稀缺。所以,高濂随后又云:”十年之值,高下迥异。今则分王侯伯长为官印,而价倍于往时,以姓氏为私印,价则较常亦倍矣。”

人们对古印章的喜爱无疑掺杂着好古情结,古印章因其材质等原因而能传之久远,加之地下发现不断,受到文人和篆刻家一致推崇,集古印谱带动了古印收藏的风气。娄坚 (1567-1631) 在给汪关的印谱作跋时曾有过详尽的客观分析:

“予尝窃叹生乎百世之下,而得与古人接者,经史之外,独有钟鼎所铸,碑碣所刻之遗文。然而秦汉以来,仅存者欲一睹其遗,固已鲜矣,况其精神之寓于纸墨者乎?独公私印章尚有存者,而唐宋迄今多不能高古,自刊行《印薮》一编,而好事者盖多收藏古印,或玉或金,水湮土蚀之遗,往往出于人间。”

宋代米芾曾经得到一枚古印,制有”元晖”二字,因爱之,遂引为其子米友仁之字。黄山谷曾经有诗记之:

“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符晖继阿章。”

明代文人墨客对古印章的热爱多见史料记载,所藏古印,如其印文有与友人名或字相合者,辄作为厚礼相赠。《古今印史》的作者徐官云:

“予家藏一古铜印,龟钮,其篆文曰“子实”,甚古且拙,信非古人不能作,意其为汉物也。嘉定一友,姓潘名士英,字子实,因以此赠之。”

苏州刘与清也有此雅好,王鏊《铁柯说》云:“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公与清,初为御史,或赠之古印章,曰:“铁柯”,公因以自号,人皆呼为铁柯。”此事,文征明于此在《甫田集》中记载尤详:

“少司马吾苏刘公,自号铁柯,故太保吴文定公及今少傅守溪公皆为之说。他日,以示某曰:吾初官内台,念古御史冠铁柱,示不挠也。于是思有以自励,及尝观于松柏,乔乔千尺,贯四时不改柯易叶,与铁参劲,窃又慕之。俄得汉铜章,故有”铁柯”字,此殆造物者成吾志也。遂以自况,而人亦谅之不以为过。”

明人张凤翼,为讨翰林院修撰沈懋学之欢心,将难得之汉玉印磨平,复篆沈字,督以良工精雕细琢后,远寄予沈。文人尤其注重古印之印面文字与现实的暗合,或藉以励志,或更改名号。甚至还有以古印之名盖造房子,明代”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就曾经打算以所藏”顺贞庵”古印来命名以修建书斋,他在一封信中写到:

“承委《烟光楼记》已于五月脱草,属使者未来,不敢辄付他手。今使至,且得顺贞之教,益令人增感。笥中旧藏有”顺贞庵”三字古图书,正拟建一庵,以从事于此。”

读书人若不懂得欣赏印章的古意,将印章的斑斓剥蚀之象误以为模糊无用,往往被人讥为笑谈。冯梦祯在他的《快雪堂集》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不识古的读书人:”虞长孺畜一汉印,上刻“长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举人某者,乞长孺文誊真,讫索印记,长孺以汉印付之,某怪其文模糊,磨而后用,封还长孺。后复用,大损古意。”沈野称这种人乃”弃珠玉而得敝屣”,引以为痛。由于文人重视印章之古,古印受到文人与收藏家的一致追捧,使得古印收藏越来越难,对一般人而言,没有财力的支撑及云游四方的机会,很难有收藏千枚以上古印的机会,但好古之心使得他们对古印章的痴迷与热爱没有衰减。印人汪关是典型代表。汪关,安徽歙县人,久居娄东,尽一生之力,仅得秦汉古印六十多枚,李流芳云:”汪关在苏州得一“汪关”铜印,宝爱不已,遂改名关,更字尹子,并以‘宝印斋’名其室”。周亮工《印人传》亦载有此事。

财力不足的藏家与好事者,只能向古印藏家索借原印的印蜕来满足一己之好了,詹景风 (1532-1602) 便是一例,他曾经列数汉印的佳处,云:

“印章今俗呼为图书,此缙绅学士所不能无者。汉人入手便成佳观,良由其时未有分隶,人人皆习篆法,非若今日篆法废置,又非若今人苟且从事也。予少时曾刻意为之,遍访天下名家,凡有藏汉魏晋唐旧章,无不遣书,一一印来。”

江都人张学礼也是如此,他于万历间请何震等名家摹刻秦汉古印,历经二十余年,于万历十七 (1589) 年,辑成《考古正文印薮》,虽然收有印章三千多枚,但大部分非秦汉原印,而是云游各地,积印蜕七千余,择其精者三千,重新摹刻而成。张学礼云:

“予独嗜此,甚于寒之衣、饥之食,缘以龊龊风尘,常怀一帙,游于齐、梁、燕、冀间,辄得便印,积七千有奇。”

万历丙申 (1596),南京人甘旸曾经感叹古印收藏之难,云:

“余家世居秣陵,自大父相传而下,先后相承皆好古者,及先人暨伯考宦游海内,又殚心求索,仅得古印章若干计。”

至明代中后期,古印多向藏家集拢,明代中后期的古印藏家显然不在少数,朱简曾经提到过近十位对他艺术生涯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的古印藏家,包括顾从德、项元汴、李流芳,赵宧光、何震等人:

“余幼授印,即不喜习俗师尚,尝从云间陈眉公先生游,得顾、项二氏家藏铜玉,印越楮上真谱四千余方,又于吴门沈从先、赵凡夫,疁城李长蘅、武林吴仲飞、海上潘士从、华亭施叔显、青溪曹重父、粤东陈文叔、吾乡何主臣、丁南羽诸家,得其所集不下万余。”

苏宣亦曾在顾从德、项元汴等藏家中尽览秦汉古印,他在《苏氏印略》自序中云:

”既而游云间则有顾氏,檇李则有项氏,出秦汉以下八代印章纵观之,而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

万历间印人陈懿卜也多得益于顾、项二家的古印收藏。众多古印藏家的丰富收藏,无疑给印谱的编辑者、爱好篆刻艺术的印人提供了在短时间内可以见到大量古印并集中加以临摹、学习的机会,也为集古印谱的刊行与传播及文人流派篆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准备。

本文选自香港《书谱》总第九十四期之”篆刻”

栏目。个别文字做了调整。

《范氏集古印谱》官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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