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结合新见现代文学史料写了六篇札记，分别涉及《新生》“合卷”本、邵洵美写常玉、现代作家的短序、黎烈文的签名本、刘荣恩咏贝多芬、名家自述处女作，从中可以见出新材料的效应。
关键词：现代文学；新史料；札记
心好藤村是在大正七年（民国七年）的暑假读了连载于东京《朝日新闻》纸上的《新生》起的。所以偏爱似的耽读了藤村乃是以结果为原因，重读再读以至三读四读了成了单行本的《新生》上下两卷，以及与《新生》仿佛是自传体三部曲的其余二部的《春》与《樱桃熟的时候》之故。藤村本是先以诗作开拓了道路的人。然而最先吸引住我的是他生之记录样的那些散文著作。尤因为对于作者一贯的态度与思想有了共鸣之故——就是浅薄的也罢。……我由此而共鸣他的思想与态度，感铭他的著作与文字，崇敬他的烦恼与为人。这是八九年来我与藤村的交涉经过。尤其在最近的二三年来——回国以来，我把他的力作《新生》起动了翻译的笔。
徐祖正真心喜欢藤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好”。他“起动”翻译《新生》是在1924年暑假，断断续续，到1926年4月已译完《新生》上卷和下卷的一大半，计划1926年暑假译完，之后再“不苟且的把它校对一下，然后再找一家忠实些的书铺发行。”可见他的态度是何等郑重其事。
但《新生》中译本迟迟未能问世，以至读者询问。徐祖正在1927年7月6日《语丝》第140期发表《消息》解释。《新生》中译本也分上下两卷，上卷1926年底即已印成，下卷到1927年7月9日“才到下卷末页的三校一部分读完。”因为“为要不负读者以及原作者藤村氏的厚意起见，想竭尽努力把三次的校对都由自己担任，每校一次发见许多意外的不妥处，随校随改，但还不能洽意。”可见徐祖正当时翻译和校改又是何等认真细致。
1927年12月，《新生》上下卷终于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列为“骆驼丛书2—3”。上卷书前有徐祖正所撰《〈新生〉解说》和所编《藤村年谱》，两卷末尾均有《正误表》，可谓较为完备的译本。而除了《新生》本身的文学价值和中译的几近一丝不苟，此书的版式也完全与众不同。徐祖正仿欧州古典印刷法，在《新生》每页右下角印有下一页起首的第一个汉字，十分别致（其实增加了排版和校订的难度，以至《新生）的出版旷日持久）。这是徐祖正的尝试，他主编的《骆驼》第一集、创作的《兰生弟的日记》也采取同一版式，从而形成一个系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
《新生》上下卷又有“合卷”本，系毛边本，厚厚一大本，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封面和扉页上均印有“合卷”两字，封面和扉页上的书名和译者名套红印刷，扉页上印有“1927”字样，但版权页上无出版时间。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均未藏“合卷”。疑此书系徐祖正自印，印数想必稀少，我所得的这册毛边还未裁开，颇可珍贵也。
徐祖正译《新生》合卷本封面
徐祖正译《新生》合卷本扉页
画家王济远珍藏的“常玉巴黎概念”册页去年在京拍卖，其中有一幅常玉为现代作家邵洵美所画的头像，落款“玉 一九二六 巴黎”。常玉画过徐志摩头像，我曾撰文介绍。但常玉还为邵洵美画过头像，却是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常玉1926年在巴黎绘邵洵美像
留英的邵洵美1925年春和冬两访巴黎，这幅头像应作于邵洵美第二次访法期间或之后，但何以未给邵洵美，已不可考。邵洵美访法，加入了留法的徐悲鸿、张道藩、谢寿康和常玉等组织的“天狗会”。邵洵美后来在《巴黎的春天》和《儒林新史》中多次写到常玉，称他是“我们的朋友”，并转述张道藩的话说常玉是“资格最老的狗”。可见他和常玉很投契，否则，常玉未必肯为他画像。
对常玉的画艺，邵洵美和徐志摩一样极为推崇。他回上海后，于1929年1月创办《金屋月刊》，第2期就发表常玉的素描。3月第3期又发表“洵美”的《近代艺术界中的宝贝》，不啻常玉的一篇“小传”，很难得。此文前半部分畅论如何看待马蒂斯、毕加索和藤田嗣治的画，然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常玉：
邵洵美所说的常玉这幅新作，徐志摩题为《裸》，刊于1929年3月《新月》第1卷第12期，其实与《金屋月刊》同时刊出。此文不仅显示了邵洵美自己的美术造诣，也与徐志摩写常玉的《肉欲的巴黎》成为“双璧”；不但在常玉评论史上不可或缺，也是现代作家与美术关系密切的有力见证。
当年新文学作家出版作品，往往书前有序，交代写作缘由。写长序者固然有之，鲁迅有名的小说集《呐喊》的《自序》就较长，而且在文学史上颇重要，而他也很有名的散文诗集《野草》的《题辞》又较短，仅五六百字。可见序文长短，同一作者也视文情心情而定，有话则长，无话或少话则短也。
手头有两则较短的序，很有意思。其一是诗人、翻译家罗念生（1904—1996）的散文集《芙蓉城》的《序言》，照录如下：
此序原载1931年7月《文艺杂志》第2期，不到二百字，却言简意赅，把《芙蓉城》的内容、特色和对长辈的敬重交代得一清二楚。但《芙蓉城》当时未能出版，一直到11年后的1942年才由重庆西南图书供应社印行。更奇特的是，出版的《芙蓉城》一书中并无这则序，也就是说，《芙蓉城》的这则序和正文“身首异处”了。不妨推测，罗念生一直保存着《芙蓉城》书稿，但序单独发表后未能留底，以至11年后书稿终于可以付梓，却因战乱一时找不到《文艺杂志》而只好阙如。如果不是见到《文艺杂志》，后人怎么会想到《芙蓉城》还有这则缺失的短序？
其二是作家、诗人聂绀弩（1903—1986）的杂文集《海外奇谈》之《序》，也照录如下：
聂绀弩此序只比罗念生的多了二十余字，1950年10月1日写于香港，不久他就回内陆了，《海外奇谈》则于当月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初版。此书四面出击，火气十足，大批作者当时认为的包括傅斯年、钱穆等在内的“海外奇谈”，此序同样如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这样写并不奇怪。十多年后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写出了“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的诗句，就沉痛深刻多了。
聂绀弩与罗念生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我与罗先生有一面之缘，与聂先生见面就更多，而且都通过信。但那时年少，根本不知有《芙蓉城》和《海外奇谈》两书，否则为这两则短序请益，也许会有更多的故事，而今只有遗憾了。
聂绀弩著《海外奇谈》封面
文学史家唐弢对黎烈文的文学翻译评价甚高，曾追忆1930年代读黎翻译的梅里美《伊尔的美神》、罗逊《冰岛渔夫》等法国文学作品“秀润自然，'如瓶泻水’，大家奔走相告之余，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名著名译”（唐弢《〈黎烈文作品集〉序》）。手头正好有一本黎烈文的签名本《邂逅草》，署“纪德等著，黎烈文译”，1937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小32开精装，前环衬有竖写钢笔题字：
黎烈文译《邂逅草》封面（左）及前环衬题字（右）
时隔多年，钢笔字墨迹已略褪色了。“尹默先生”当指五四《新青年》同人、后成为大书法家的沈尹默。当时沈尹默卜居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后，沈尹默于1939年下半年入川。因此，此书黎烈文题字虽无落款时间，但大致应可推断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
《邂逅草》已是黎烈文的第八本译文集，分论文、小说、戏曲、印象·书简·杂文四个部分，作者以法国为主，还包括俄苏、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最主要的作者是纪德。黎烈文在《前记》中明确表示他对“忠于自己良心的老人”纪德的“钦敬”，并透露此书“借用了纪德著作的名字'邂逅草’来作书名”。书中也收录了纪德的小说《邂逅草》三则。黎烈文对这本译文集是颇为自信的：
集印起来，在我，能够看到过去的一点成绩，固是幸事；而在读者诸君，也可以拿来当作一本五花八门的杂志看，或许不会毫无所得罢。——至少总比化钱去买粪箒“文人”的骂人文字，时下“战士”的诽谤作品合算多了！
除文学翻译，黎烈文还有一个贡献是主编《申报·自由谈》，并以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史留名。他1932年留法归国后，于当年12月1日接编《自由谈》。由郁达夫绍介，鲁迅于次年1月30日起为《自由谈》撰稿，遂与茅盾一起成为《自由谈》的“两大台柱”，而《自由谈》也成为1930年代中期著名的言论“公共空间”。《申报·自由谈》原由“鸳鸯蝴蝶派”大将周瘦鹃主持，《申报》老板史量才为何弃周取黎？这虽然可由当时文坛风气转变、新文学已然崛起等原因加以解释，毕竟还缺乏更具体的理由。日前读《叶灵凤日记》（2020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初版），竟然见到一条直接有关的记载。叶灵凤1968年5月13日日记云：
这是叶氏日记中信息量甚大的一段掌故或也可称“八卦”。张资平的长篇《时代与爱的歧路》本在黎烈文编《自由谈》连载，1933年4月23日因“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而“停止刊载”，史称“腰斩张资平”事件。张资平为此“讥黎”固不可取，但黎与史之关系在当时想已有流传，而今虽已难以查实，但叶灵凤记下这一笔，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当然，不管怎样，黎烈文编《申报·自由谈》的功绩仍应充分肯定。
2020年，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爱好者来说，是“张爱玲年”；对全世界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则是“贝多芬年”。由于新冠疫情，欧洲多国纪念贝多芬250周年诞辰的许多活动要延至今年了。
我因此想到新诗人刘荣恩（1908—2001）八十年前咏贝多芬的诗。刘荣恩自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先后在天津自印了六部新诗集，即《刘荣恩诗集》《十四行诗八十首》《五十五首诗》《诗》《诗二集》《诗三集》。他的诗集名再朴实不过，在新诗人中很少见，而且均为“私人藏版”，印数仅百本左右，又是非卖品，故流传极少。也因此，刘荣恩的诗长期未被文学史家留意和评估，虽然当年就有论者这样品评刘荣恩：“每一首诗都是沉重的独语，而且都是警辟的，带着中年人的辛酸，苦恋了心灵的山界，发出一点对于人生的微喟。”（毕基初：《五十五首诗》，1944年8月《中国文学》第1卷第8期）。近年以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但除了我以前写过《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一文之外（该文只评述了刘荣恩咏萧邦、捷克作曲家德尔德拉和《马赛曲》的诗），刘荣恩的新诗与古典音乐的关系仍未受到应有的注意。
刘荣恩大学时期就喜爱古典音乐，会拉小提琴。因此，刘荣恩六本诗集中至少有四本收录了不少咏古典音乐的诗，他歌颂了莫扎特、萧邦、柴可夫斯基和“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等著名作曲家。而他写贝多芬的有两首，说明他很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因为他咏别的音乐家均只有一位一首。第一首是《悲多芬：第九交响乐》，刊于1940年版《五十五首诗》，照录如下：
第二首是《Sonatain F Minor（“Appassionata”）》，刊于1945年版《诗三集》，也照录如下：
这两首诗，一咏贝多芬九大交响乐的巅峰之作《合唱交响乐》，一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有名的“热情奏鸣曲”，各具特色。第一首有五节，较长，联想不断，意象也很奇特。第二首较短，也较明朗，突出“热情”之火到处“孤独的延烧”。两首诗均用别致的诗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贝多芬伟大音乐的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诗来歌颂“乐圣”贝多芬，几乎乏善可陈，但刘荣恩这两首诗显示，新诗人在这方面毕竟没有缺席。
刘荣恩著《五十五首诗》封面
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出版界》第62期刊出“作家及其作品特辑”，编者潘际炯向当时上海、北平两地作家学者提了三个问题：“一，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二，它是怎样出版的？三，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巴金、叶圣陶、靳以、袁水拍、胡适、郑振铎、费孝通、钱锺书、张奚若、李广田、陈达、吴景超、傅雷、丰子恺、冯至、沈从文、潘光旦、吴晗等18位交了答卷（以收稿先后为序）。这些回答均有史料价值，且列举一二。
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副刊
“出版界”第62期之“作家及其作品特辑”
先看钱锺书的回答：
钱的回答很有意思。从中得知其处女作是“一部五七言旧诗集”，但又卖了关子，不说书名。当然，钱自己对之很不满意，自嘲“侥幸没有流传”。现在我们已知这部旧诗集名《中书君诗初刊》，为钱1934年底自印，选其1934年春至同年秋所作部分旧诗，时其正执教上海光华大学。此书印数极少，分赠亲友师长之余，确实未能“流传”，但还是保存下来了。上海图书馆就藏有一册，系钱题赠前辈诗人李拔可者是也。
对最后一个问题，钱的回答也值得注意。除了《谈艺录》半年之后问世，他还“计画跟杨绛合写喜剧一种”，这是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杨绛共写了三个剧本，即《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和《风絮》，《风絮》1947年7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此后再无剧本问世。而钱锺书这个合作“计画”五个月后才透露，因此，可以确定后来“计画”未能实现。这无疑是一件憾事，否则以钱杨的文才，这部合作的喜剧如写成，一定引人入胜，令人捧腹。
钱锺书著《中书君诗初刊》封面及题字
看沈从文的回答：
沈的回答很有趣。他的处女作到底是那一本？给出的两本，《鸭子》北新书局1926年11月初版，是新诗、散文、小说和戏剧合集，这才是沈真正的处女作。而短篇集《蜜柑》1927年9月才由新月书店初版。但沈透露《蜜柑》这篇是写“一位教授”和《蜜柑》集子由陈衡粹设计装帧，也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蜜柑》由徐志摩安排出版，以前只是推测（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从这个回答也终于得到确认。
至于沈所说正在写的几部书中，《长河》后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雪晴》已完成的四章是否即《沈从文全集》所收互有关联的《赤魇》《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四篇（后三篇均刊于1947年），待考。《小魇》只留下了一个书名，沈全集列为“有待证实的书”。写此回答三个月后，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等的猛烈批判，他的厄运开始了。
作者 | 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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