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2023年毕业典礼 · 系友代表发言
黄子平：读中文系的人
系友简介
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198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1985年与钱理群、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幸存者的文学》《边缘阅读》《害怕写作》《历史碎片和诗的行程》《文本及其不满》等。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大家好！
上个月初我回到北大，做了一个小小的演讲，题目是从新近去世的台大中文系教授林文月先生那里套来的：“读中文系的人”。这是一个生产性的题目，接着用这个题目做文章的人很多。我想借这个题目对“中文系”这个系科刨根问底，追问“中文系”的产生或起源，追问它在现代知识系统或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追问一百年来读中文系教中文系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中文系怎样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北京大学，或京师大学堂，正是刨根问底的好地方。那天我只讲了半个多钟头，然后老师们同学们密密麻麻质疑和讨论了两个多钟头，证明这真是一个生产性的题目啊。
然后系领导就说，这个题目不错，可以到今年的毕业典礼上讲讲！我就很犹豫了，这题目似乎很适合给高考完了填志愿的考生或家长讲，也适合在中文系的开学典礼上讲，毕业典礼？大家都读完四年“关关雎鸠”了，你才来跟人家探讨中文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系？可我又想，我自己在北大读了六年的中文系，又在北京、香港、台湾的几家大学总共教了三十年的中文系，身在此山，不识此山面目，懵懵懂懂，很多事情最近才想得比较明白。那么，在学弟学妹们走出校门的此时此刻，来简单交流一下这个题目或许也还不为无益。
不仅简单，而且粗暴，我只引一条史料就直接奔结语。一百二十年前，1903年，晚清最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修订学堂章程，他说：“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门目，参酌变通”，觉得以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固然不对，但是“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而“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所以制定的《学务纲要》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不得废弃”，否定之否定的消极修辞，可以废弃，可能废弃，不可废弃，既是无奈，又是决断，这是身处文明的危机时刻的无奈和决断。
我的结语是：中文系（中国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是传统文化在近代面临危机的产物，是这个危机产生并加深的标志，同时也是这个危机的解决方案及其象征。读中文系的人，自觉不自觉地都卷入此一危机之中，并因此承担了危机引发的使命召唤。他们的自我认知、学术追求和人生道路都势必与此发生“结构性的重合”。
华夏文明的危机，直接体现为：一，形式的危机，二，表达的危机。形式的危机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就是鲁迅说的“本根剥丧”，就是马克思说的“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表达的危机就是鲁迅说的“无声的中国”，没法说，没人听，说了也白说，这里的“表达”也包括了政治的表达。读中文系的人，语言专业，文学专业，古文献专业，所教，所学，所钻研的，其核心关怀，难道不正是“形式”和“表达”么？不正是致力于使“无声的中国”重新发声么？
这么说有点抽象，我想借用一则《山海经》神话来把它形象化。“中文系”是天崩地裂之际，从不周山上孤零零滚落的一块石头，同时又是一块女娲用来补天的补天之石，石头上刻着四个大字：“斯文在兹”。这里的落差或反差极大极大，原来它所涵括的是中国知识的全部、中国学问的全部（整整一座郁郁葱葱的不周山），如今边缘化为无数学科中的一门，并且时时受到科学主义、大数据主义的挤压。同时，在所有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中，它又身居中心位置，俨然是一块身系文明命脉的通灵宝玉。你们在读中文系时经常感受到的莫名郁闷或无端自豪，都是这种反差或落差造成的。
既是危机的产物，又是危机的解决，基于对“中文系”的这种刨根问底，我想对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
我是1982年毕业的。那年五四文学社做了一批小64开的小本子，白纸，塑料封面印了茅盾先生的烫金题字“未名湖”，我们文学77级的同学人手一册，正好用来互相题字留言。1982年在即将起飞的中国是何等样的年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又是何等样的一群人！不料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老师给每一位同学的题词，不是“大展宏图”，也不是“鹏程万里”，而是这样平平无奇的两句话：“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你们学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应该记得，这是六十年代电影《舞台姐妹》的两句台词。老实说，看着留言簿上这两句话，好些同学都有点失望。好吧，四十年后，同学们返校聚会，点算人头，老班长很自豪地宣布：“咱班没有一个进去的！四十年，容易吗？”这时候才领悟了张老师那两句留言，沉甸甸的叮咛，多么英明。
在我看来，这是世纪之交乃至21世纪的盛世危言，在提醒我们，人生路上的那些陷阱，那些诱惑，那些考验。我们仍然身处危机之中：道德的危机，学术的危机，事业的危机，危机的克服远远没有完成，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当然这盛世危言并不特别针对“读中文系的人”，可我总觉得多少还是有点针对性。
我想每一个读中文系的人，都来诚实地面对汉语在现代的腐败。有一位经济学家说，最大的腐败是语言的腐败。“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存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言的腐败，就是生存方式的腐败。语言的腐败，就是鲁迅在《破恶声论》里说的那种种“恶声”。我建议读中文系的人，无论是否选修过“鲁迅研究”，都来重温这篇没有写完的长文。鲁迅写这篇文章的年代（恰好是“京师大学堂”向“北京大学”转化的年代），那年代发出“恶声”的还是人数不多的一些“伪士”，如今由于新媒介网络的发达，早把“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喧嚣的大多数”，日日恶声盈耳就是我们当下的处境了。在当下，如何重新掂量张老师四十年前给出的“认真”和“清白”这两个关键词？如何明辨日日充斥于耳的声之善恶？如何保持对“形式的危机”和“表达的危机”的敏感？如何在克服危机的延长线上奋力前行？我希望即将走出校门的学弟学妹，诸位“读中文系的人”，有以教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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