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高玉，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国家级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负责人，“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04期，感谢作者授权
摘要：外国文学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有助于对现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准确定位和评价。作为方法和作为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应有所区别,中国现当代文学视域的外国文学研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组成部分,它以现当代文学为本位,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服务,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质、来源和发展变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中西文学关系即“影响关系”层面的比较研究一直是重要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确立时它就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但由于各种原因,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中西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一直停留在宏观结论上,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和突破。中国比较文学虽然也研究中西文学影响关系,但主要是文学交流与文学异同研究,有更抽象的目标。本文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本位立场,探讨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一、外国文学的影响与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外国文学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不同程度受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影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如果不研究这些影响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不研究中外文学的影响关系,就不能深刻和准确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品格和发展进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瑶就强调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最早做这种研究的是外国学者,“比较文学是欧洲早已流行的研究方法,一些外国学者熟悉欧美国家的作家作品,他们很容易拿我们的作家同外国作家进行比较,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国外有的研究者往往超越了这个范围,他们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特点而谋求找出某种共同的特征,这样就常常不免求同存异,抽象地看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只是用来证明西方文学成就的佐证材料,只是辐射对象或有效范围,其归结点是西方文学以及更为抽象的文学理论。“我们也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如鲁迅与尼采,郭沫若与惠特曼,茅盾与左拉,曹禺与奥尼尔,夏衍与契诃夫等”。但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样不以现代文学为指归,也不以现代文学为本位,而更多地是“同”与“异”的比较,在比较中突显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特色、现代性品格,而不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发生与发展的外来因素分析与研究。80年代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的这一缺憾至今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如上所述,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这是基本事实,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发生的。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方式及过程是复杂的,直接阅读原文,阅读翻译文学及文学翻译实践活动是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新文学最早的文体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是新诗,新诗最早的提倡者和创作者是胡适,他的那首《关不住了》被视为“新诗成立的纪元”,实际上,这是一首译诗,在这首诗的后面,胡适注释得清清楚楚:“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译Sara Teasdale美国的Over the Roofs”。《尝试集》中有很多译诗,比如《老伯洛“Auld Robin Gray”》,译自苏格兰女诗人Anne Lindsay夫人的名作Auld Robin Gray,胡适在译文之外还附了原文。《希望》是“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译英人Fitzgerald所译波斯诗人Omar Khayyam(d1123 A.D.)的Rubaiyat(绝句)诗第一百零八首”,胡适也附了原诗。《尝试后集》中也有很多译诗,有的附原诗,比如《译白郎宁的〈清晨的分别〉》、《译白郎宁的〈你总有爱我的一天〉》,有的则没有附原作,比如《译莪默(Omar Khyyam)诗两首》、《奏乐的小孩》。由此可见外国诗通过翻译的方式对新诗发生的影响,以及早期的新文学译作与创作之间的界线模糊。事实上,新文学与外国文学联系更紧密。在学科归属上,新文学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设置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语言文字等,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新文学”选修课。至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读了哪些诗歌,接受了哪些诗歌从而对他的白话诗创作发生了影响,这是更复杂的情况,至今还缺乏富有见地的研究。胡适读外文诗,通过文学翻译从而探索白话诗,这是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更多的时候,外国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也即通过翻译文学来实现,中国作家大多不是直接读原语外国文学,而是读译语外国文学,而译语外国文学和原语外国文学是有很大不同的。自胡适始,新诗最重要的作家都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各种新诗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新诗相比较,中国现代小说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同样明显。小说文体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无论是魏晋志人、志怪小说,还是唐传奇、明清小说,其地位其实都不高,长久以来,小说被视为“雕虫小技”和“街谈巷语”,近代梁启超等人受外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影响,学习西方小说特别是科幻小说、政治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小说地位因此空前高涨。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过程中,外国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开创者鲁迅自述其写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西方小说对鲁迅的影响是通过翻译文学间接实现的,比如他在南京学习时就痴迷“林译”小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大量阅读用日文翻译的西方小说,并且动手翻译西方小说,就是大家熟知的《域外小说集》。之后,翻译外国文学特别是翻译苏俄文学一直是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部分。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就没有现代文学家鲁迅。新文学自产生之后一直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只是在不同时期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但在这一时段的文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外国文学影响的存在,特别是俄苏文学的影响。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屠格涅夫、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艾特玛托夫等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影响较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文学译介进入百年来的低潮,当时的外国文学翻译活动虽然举步维艰,但也存在着公开翻译、内部翻译、潜在翻译等多种形态,并且“在文革中后期,文学翻译与社科翻译、自然科学翻译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这一时期的译作在文艺作品极度匮乏的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公开译作虽然数量少,类型单一,但对当时的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有积极的意义,作为批判工具而出现的内部译作中也不乏苏联、日本等国最新、最优秀的作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预想的范围,特别是描写苏联等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而一些外国作家新颖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后起的一代作家”。新时期西方文学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对新时期文学的“回归”和“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女性文学、80后小说,我们都可以看到或浓或淡的外国文学的影响痕迹。当代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言、贾平凹、余华、残雪、阎连科、陈忠实等莫不受西方文学影响巨大。不必说福克纳、马尔克斯、略萨对莫言的影响,也不必说卡夫卡、川端康成、博尔赫斯对余华的影响,即使是被视为最有传统气质的贾平凹,其作品中也带有外国文学影响的印记。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外国文学的大量输入以及作家对这些翻译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有很大的关系。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我们看到,外国文学译介、传播鼎盛之时,大多也是现当代文学迅猛发展之时,而外国文学传播、译介受阻之时,大多也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之时,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步性,二者之间有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忽略外国文学这一影响因素,怎么可能做到深刻、客观、全面呢?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要弄清楚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事实,更重要的是研究其影响的方式,从而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研究新文学的构成、性质和特点等,也就是说,这里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服务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如果对外国文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常常会对很多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予以错位的评价。有的作家和作品具有原创性,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但我们对之的评价以及其文学史地位并不高,相反,有些明显学习和模仿西方文学的作品我们对之却有很高的评价。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之先河,但它是学习和借鉴法国象征主义而来,放在世界文学史上其艺术成就和原创性就非常有限。同样,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兴起的以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徐霞村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和五四时期形成的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风格迥异,对于当时流行的乡土小说、社会小说以及革命小说等在题材、写作风格上都有巨大的突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小说,但它主要是学习日本的“新感觉派”小说,艺术成就上并没有超过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在文学成就上,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等与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也有很大的差距。更进一步讲,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在艺术手法上借鉴和学习了西方意识流小说,但其成就显然不能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相提并论。当代文学中也有这种不准确的评价和文学史定位。金庸武侠小说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文学的偏见,在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书写方面的全方位性、深度与广度,在结构的大开大合气势上,在宏大的构思和表达所呈现出的大场面掌控的能力上,都远非一般通俗文学可比。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以一种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金庸的文学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其文学史地位还有提升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先锋文学、实验文学同样存在评价错位和文学史定位不准确的问题。和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一样,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和实验文学同样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就没有中国80年代先锋文学、实验文学。但有些简单模仿缺少创新性的作品,文学评论界的评价明显有些拔高,特别是一些实验诗,虽然新奇,与已有的新诗相比具有颠覆性,对新诗的创新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但和西方原诗相比,它们突破创新的地方却很少。小说也是这样,莫言曾说:“经过历代累积,小说花样太多了,现在若无天才,搞不出新花样来。20世纪80年代,作家成名容易,那时的作品从技术、思想性上比不上现在小说,是从'文革’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作家突破禁区如爱情主题、公安层面的阴暗面就可成名。80年代中国作家疯狂阅读外国文学,产生震动并进行简单模仿。假如一个作家懂外语,事先阅读了作品,摹仿后更容易成名”。模仿和学习是正常的,但只有在模仿和学习的基础上创新,超越被模仿者,才是真正的发展。80年代有一些简单模仿的作品却被高度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家对外国文学缺乏了解和研究所致。相反,有些在学习和借鉴基础上有较大创新的作家作品却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比如残雪。残雪深受卡夫卡、博尔赫斯、贝特克、乔伊斯、布鲁诺·舒尔茨等的影响,当然也从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伟大作家那里受到启发。残雪并非简单地把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的创作中国化、本土化,而是把它们向前推进,把某些因素极致化。残雪小说试图打开人内心深处无法言说但又客观存在的那个广袤而神秘的世界,残雪对这个世界的揭示虽然也只是刚起步,甚至说只是在入口徘徊,但已经显示其写作的独树一帜,遗憾的是,批评界对她的文学言说迄今仍未跳出传统窠臼。以一种世界的眼光来看,残雪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还有待提升。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对他缺乏信心,在获奖之后,许多学者仍认为实属侥幸。中国文学批评对莫言的评价是站在中国立场来进行的,把莫言作品置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中来评判,关注的是他如何继承蒲松龄讲故事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如何通过高密写出了中国的历史和当代社会,以及他与新文学传统不同的“暴力美学”与“语言狂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则把莫言放在整个世界文坛来进行评判,他们看到的是莫言与拉伯雷、斯威夫特、马尔克斯的关系以及对他们的超越,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评判莫言的承袭、突破及贡献,他们看重的,是世界文学作家莫言及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为:文学种类繁多,每一种类都产生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且有艺术突破的优秀作品。除莫言外,余华、残雪、贾平凹、王安忆、张炜、阎连科、刘震云、苏童、刘醒龙、格非、毕飞宇、池莉等作家,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贾平凹曾说:“当突破狭隘的地域、国家、民族的视野,看到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性意义,然后再强调地域、国家、民族的存在,强调我们写的是中国文学,它有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审美方式,中国的色彩和声调,找出我们自己的生成性。否则,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的文学还是没有出息的。如果既有世界性视野,又有中国性的审美,就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再走向特殊性,再走向普遍性,起点虽低,不断向前,反复螺旋形循环,几个回合之后,我们的作品才真正会有了其价值和意义。”贾平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相对比较传统,但他其实有很宏阔的世界眼光,这是他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被外国文学所承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这其实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尤其与世界文学紧密相连,对其进行研究又岂能置身“世界”之外?以一种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对中国文学史、文学现象以及作家和作品进行定位。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本位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进行?或者说,外国文学研究作为方法与作为学科有何区别?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两个领域:一是在外语学科,二是在中文学科。笔者曾提出“两种外国文学”的概念:即“译语外国文学”与“原语外国文学”,“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外国文学,它们'异质’而'同构’”。长期以来,“外国文学”是一个“元”概念即不可再分,但实际上,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和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是不同的,在内涵、所属范畴、研究对象、学科归属、性质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当今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研究生学位教育和科学研究学科分类三大体系之中,“外国文学”分别属于不同的体系。大致来说,在现有学科体制下,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得益于语言优势,主要是研究原语外国文学,从原语的角度解读其文学艺术性。语言是外语学科外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准,外语学科有“外语”的概念,但没有“外国文学”的概念,也没有“世界文学”学科方向,只有具体的“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日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由这些具体的文学共同构成“世界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所以,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完全不顾及中国因素,比如国别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文化、语言、本土经验对外国文学翻译和接受的制约等问题。外语学科也研究外国文学的汉译问题,很多学者同时就是翻译家,但他们一般不以翻译文学作为文本材料。虽然事实上很多学者出于方便也阅读翻译文学,并且以汉语来思考外国文学,但学科“逻辑”则“规定”他们应该直接阅读原文包括原文研究资料。在这种研究中,只有各语种的文学史,很难产生笼统的外国文学史,即使有,也不具有统一性。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外国文学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一部分,“汉语”始终是其研究的中心和归属,“外国文学”即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主要是研究汉语形态的文学,也即研究被翻译家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在这种研究中,本来差距极大的各种外国文学在汉语的翻译中得到了统一,并且因为翻译和中国文学的差异性也变得极小,似乎都是汉语文学,外国文学的艺术性就体现在翻译语言即汉语之中。在翻译文学中,似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等都是在用现代汉语写作,似乎高老头、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K(《城堡》中的人物)等都是在用现代汉语说话,似乎但丁、荷马、雨果、乔伊斯等都是同时代的人,外国文学具有了一体性。在这种研究中,与其说是研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卡夫卡等译者的“语言艺术”,还不如说是在研究傅雷、周扬、汝龙、罗念生、朱生豪、汤永宽、李文俊等人的“语言艺术”。原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民族文化背景、影响及意义都让位给了翻译的背景、影响及其意义,中国因素反而重于外国因素,这里的“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人的文学,而是中国人的外国文学,是给中国读者阅读的,其影响、地位、意义和价值都是由中国读者决定的。外国文学的翻译版本是开放的,可以有多种版本,且版本与版本之间的差异很大,有时甚至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在这种研究中,产生了各种外国文学史,它们之间似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且在内容上相对稳定,差距很小。而国家“学科分类”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则是以上两种外国文学研究的生硬综合,它既研究原语外国文学,也研究翻译的外国文学,是“杂烩”而不是第三种方式。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视角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与外语学科、中文学科作为“学科方向”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视角中的外国文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不是外国文学本身即对外国文学进行评价和定位,也不是研究外国文学传播到中国以及汉译的过程,比如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等,而是为了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也即外国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是否接受了外国文学?是如何接受的?在接受的基础上是否有创新?中国传统文学以及中国语境如何影响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这些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国文学研究需要加以详细研究而予以证实的。 与“影响研究”目的相一致,中国现当代文学本位观中的外国文学研究有自己的对象选择,它不追求完整性和历史逻辑性,也不研究汉译的复杂情况以及翻译的优劣情况,而是根据其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实际影响构筑自己的对象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有些世界文学史上贡献大、地位高的作家反而没有位置,比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威廉·布莱克,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弗拉纳里·奥康纳等,都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作家,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有翻译成中文的,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影响很小,所以进不了这个体系,这些名字对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比较陌生。相反,有些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不高的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个体系中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比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等,对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因而地位突出。在文学现象上,欧洲中世纪文学非常重要,但在这个体系中没有地位;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地位不高,但在这个体系中却非常显著;近代林纾翻译的小说大多不忠实于原著,很多都是改写,但在这个体系中却基本上都是经典。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中国翻译家选择一部分进行翻译,这构成了一种外国文学体系;中国作家又对翻译文学进行选择,这又构成了一种外国文学体系,中国现当代文学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就是研究后一种体系。 通常我们把外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默认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研究对象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并不只是研究翻译文学,而是根据影响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在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巴金、老舍、李金发、冯至、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刘呐鸥、钱钟书等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多精通至少一门外语,其中还有像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梁宗岱、张爱玲这样能够直接用外文进行创作的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从事文学翻译活动,也是翻译家。但同时,他们也阅读翻译文学。对影响这些作家的外国文学进行研究就相对复杂,既要研究有关的原语文学,又要研究相关的翻译文学,还要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学翻译。 与现代作家相比,中国当代作家外语水平整体不高,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莫言、贾平凹、余华、阎连科、陈忠实等的外语水平都远不及现代作家。贾平凹说:“我不懂外文,这是我要命的弱点。”余华说:“除了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不懂其他任何语言,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些很好的翻译家……我就是通过他们的出色的翻译,才得以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文学是多么辉煌。”对这些作家而言,所谓外国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指翻译文学对他们的影响。莫言这样叙述翻译文学对他的影响:“我作为一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亲身体验到了向外国文学学习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杰出的翻译家把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文的作家,就不可能了解外国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如果没有我们的翻译家的创造性的劳动,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莫言的话很大程度上道出了翻译文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基本状况。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它只是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它更多地是隐性的前期工作。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本位进行的外国文学研究,并非要把外语学科和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合并、融合起来,也不是要扩大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或范围,从而开辟一个新领域,而是研究外国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外国文学并不是为了其本身,而是为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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