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课笔记
《宋朝的治军特点与边防困境》
主讲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
宋朝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最高时超过120万），装备也不差宋代制造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骑兵远不如汉唐，主要因为丢失灵州河西走廊的天然马场。
武备衰弱最重要的原因出在宋的统治思想上。在官制的设计上充分发挥大臣之间分权制衡——中书三省和枢密院、三司分管政务、军事、财政，互不统属。同时统兵权和调兵权相分离。这种以稳定压倒一切，牺牲效率来达到政治的安稳，才是宋朝武力衰弱的核心原因。
宋朝皇帝文臣对军事喜欢插手，瞎指挥，古今中外历代军事战争，谁越能赋予军事将领有自由指挥权，谁越能取得战争胜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多是小说家言，宋《武经总要》就是一批理论家闭门造车。宋太宗经常赐给前方将领阵图作战。后周世宗采取的是先北后南，宋太祖则反其道而行之，过于求稳错过时机。不过宋采取求稳的政治模式，也是介于唐中后期到五代动荡的教训，太祖也不是完全放弃北方，只是死的太早，否则很可能会早点考虑北方问题。
苏轼文集中有不少谈兵略的，可以看看
历史的反思
我们对宋朝有“重文轻武”的印象而且似乎这个头就是宋太祖开的，其实仔细研究宋史，远没有这么简单。赵匡胤以武力国，本人也是武人出身，不大可能会轻武的，而且在那种由大分裂和大动荡的年代，离了武力轻视武将想重振河山是不可想象的。赵匡胤充其量仅仅是防着武将，因为耳濡目染五代的战乱纷争，武夫们无不拥兵自重换皇帝如同过家家，他不能不引起警觉。但因为个人绝佳的军事素养，让他在作战中懂得不能对武将管得太死。太祖只要派出去的将领必然用人不疑，授予其临机专断之权。例如曹彬灭南唐之役，出征前太祖就授予曹彬尚方宝剑，让彬以此来约束部下，保证曹彬能绝对控制军队完成征服南唐的任务。这方面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一点不像他，不但不授予武将全权，还派监军严格监督武将。就是这样赵匡义仍然不放心，赐予阵图让其按图索骥来打仗，武将只是太宗手中的提线木偶。
赵匡义习惯于在后方遥控，这样虽然管住了武将但也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战争其实也是一门艺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指挥军队的主官都失去了指挥权，何谈指挥艺术。正是由于太宗的这种习惯，使得他本想解决北方问题而发动的两次北伐均功败垂成，他自己都受了箭伤一直折磨他到死，更可怕的是从此辽国成为他终生难以抹去的梦魇。加之太祖朝以石守信为代表的武将趁太宗对辽用兵之际，发动了一次政变意图推戴太祖之子赵德昭继位，但很快被太宗察觉而消弭。他严厉惩处了石守信和另一位武将，虽然这是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但敲响了警钟，让他考虑战略转型。由战略进攻辽国转向战略防御，而且是一种消极防御，这种战略思想的转型，促使了北宋后来一系列的变化，包括重文抑武、官僚政治，尚武精神就是在转型中逐步失落，从东汉到隋唐延续了近千年的士族门阀政治也逐步为文官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取代，开启了下一个千年的时代精神。这之后几乎看不到武将威胁皇权，董卓、曹操、杨坚、李渊这些军功贵族再无法主导历史的发展，五胡十六国、晚唐五代走马灯般地更迭政权，“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也一去不复返。军队不再是对外征服的武装存在，而是成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力量，国家也失去了对外扩张领土的雄心，民族精神不断内敛。明不遗余力修葺长城就是这种民族心理极好的反映。汉民族的精气神也日益委顿，终于抵挡不住女真、蒙古和满洲的铁蹄，三次亡国，两度被外族征服。而蒙古、满洲建国之初尚且有马上得天下之勇，可是到了王朝中后期也会出于稳固政权考虑，接受宋以来的治国思想，军队逐渐失去战斗力。否则很难想象，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不到一百年就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武装赶回了草原。满洲更是如此，入关时的精锐的八旗军到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根本用不了，只能靠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这些汉人招募兵勇。
我们再细想一下中国历史更为有趣，自从宋用320余年奠定了这一套精密的文官制度以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大的不安定因素。地方没有藩镇割据，中央没有权臣，外戚宦官这些最容易侵夺皇权给汉唐君主造成无尽烦恼的东东一股脑都消失了。有人可能会说明代不是有严嵩、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清初不是有鳌拜专权吗？可是那要不然是皇帝授权，要不是因为皇帝年幼无力亲政。一旦皇帝不满，或者年长随时都可以收回权力。嘉靖帝不是在严嵩任首辅二十年后将其罢官，后来甚至都对他儿子处以极刑，他也乖乖就范。张居正就更是如此，死后不久就被清算，儿子也被逼死，不管是张居正主政十年还是严嵩主政二十年，都无法像曹操、司马懿、宇文化及那样培植自己的党羽，篡夺皇权实现江山易主。
因此你才能理解，以嘉庆皇帝不过平庸之辈（嘉庆除了惩治和珅再无可称道的作为）面对和珅这位乾隆时代权倾朝野一人一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只要乾隆一咽气嘉庆分分钟就可以收拾他。他也毫无还手之力，乖乖束手就擒。这跟汉唐魏晋的权臣完全不一样。似乎他们始终无法完成权力的传递，他们与杨坚、司马懿这些权臣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独立于皇权的力量，他们的权力来源都是皇帝的宠幸，这才是他们最大的软肋。张居正要想得到独掌前朝的权利力，除了万历皇帝年幼，还要太后这些人的信任，甚至连太监冯宝他也得巴结。而一旦失去皇帝信任，他立刻如土委地墙倒众人推。他是死的早，否则活着就可能会被清算。你再也看不到谁敢上演禅让的游戏，袁世凯终结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心有不甘客串一把却成为人生最大的败笔。历史就是这么喜欢跟人开玩笑，帝制的末了还有再搞笑一次。
谈完权臣，我们再看看宦官这个也是一直令皇权忧心的因素。特别在东汉和晚唐，皇帝都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他们竟然能够对皇帝行废立之事，似乎皇朝成了他们家开的了只是没有哪个直接坐上去。唐代的宦官还掌握了禁军——神策军，这就是他们跟皇帝叫板的筹码，唐宪宗算是一位有为之君，朝堂之上兴利除弊，地方上积极推进削藩，力图在他手上解决安史之乱后一直困扰唐帝国的藩镇割据，也取得了不错成绩收拾了不少节度使，一度大唐有了中兴气象。可就在他武功方面节节胜利的时候，却因为跟宦官不对付，后院起火被掌握神策军的宦官王守澄等人杀死在寝宫。一场轰轰烈烈的“元和中兴”就这么草草收场。
同样我们印象当中明代宦官权力也挺大，而且他们也掌握军队——东厂和锦衣卫，可是明代跟东汉和晚唐的宦官发挥的作用却截然不同，他们在威胁皇权上根本达不到东汉、晚唐那样。一是明代虽然有宦官专权但数量少得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就是英宗朝的王振他唆使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俘虏，但这只是唆使而不是胁迫。另外就正德时代的刘瑾和天启时代的魏忠贤，其余都谈不上专权。可是即便如刘瑾、魏忠贤之流也达不到汉代宦官孙程迎立汉顺帝，汉桓帝时期以单超为首的宦官集团又跟皇帝合作剿灭了当时权倾朝野多年将皇帝玩于鼓掌的外戚梁冀，更不要说唐代掌握神策军的鱼朝恩、王守澄这样直接威胁皇权的宦官。一旦天启驾崩，即便贵为九千岁掌握厂卫的魏忠贤也只能迎立并不亲善的朱由检，他无法随心所欲立一个小皇帝自己继续操控政权。崇祯也果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剪除魏忠贤，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顷刻间土崩瓦解。
刘瑾则更倒霉，正德皇帝还在的时候就收拾了。还是跟权臣一样，他们也如严嵩、张居正、鳌拜都要仰赖皇权之鼻息，他们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势力。
从此真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这就是唐宋之变后形成的政治生态。皇权终于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成为可以凌驾于一切力量之上的存在，他之下再无独立的力量可以与之抗衡。皇帝是绝对专制独裁，其他权力则被不断分化瓦解，当然这套机制不是一蹴而就，宋只是开启了唐宋变革的序幕奠定了框架，后来的蒙元朱明都做了贡献。如朱元璋直接废除宰相制度，从制度上再一次杜绝权臣的机会。在皇权之下大家都是原子化的，彼此之间都互相掣肘权力分散，唯独皇帝大权独揽高度集权。例如明代皇帝虽然喜欢偷懒，但着意培植内朝司礼监和外朝内阁两股力量，前提都是在我控制之下，让你们互相制衡。甚至将草召交给内阁称“票拟”，批奏折交给司礼监称“批红”，内阁有首辅，司礼监有掌印太监。皇帝可以消极怠工，但是只要他想干，分分钟可以收回权力，你甭想在他偷懒时篡夺帝位。因此你才可以解释为何明朝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严嵩独理中枢担任首辅却做不到司马懿的功业，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也；万历皇帝更猛三十年不郊不庙不朝，也没有出现权臣干政。
这之后就是天启皇帝喜欢木工活殆政七年，魏忠贤趁机专权，可是一旦天启蹬腿崇祯入主，立刻没魏忠贤什么事了。再看晚晴，我们很多人怪曾国藩，他的湘军立下盖世奇功给动乱半壁河山的太平军送了终，手握天下雄兵，为何不敢为汉人争口气打到紫禁城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他却老老实实裁撤湘军，对京城慈禧恭王之争也不闻不问，告诫子孙不要参与政治。曾国藩不是圣人，他也有私心，谁不想做天下之主，俗话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是他是明白人，知道这么干无异于找死。他清楚湘军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暂且不说，就是湘军之外的淮军不容小觑，李鸿章的能力不在曾之下，只是他不愿意压着淮军诸将和慈禧的调令，否则攻下南京的头功就是淮军的了。淮军的装备远远优于湘军，刘铭传这种悍将曾国荃就很难啃的动。
但凡曾有称帝念头挥军北上，李决计不会坐视不理。慈禧在战争后期着力培植淮军，可谓未雨绸缪。而且不是太平军这么闹腾，连曾、李、胡、左、彭这些汉族新兴将领都甭想出来，满洲一直严密控制汉族和地方势力。曾国藩这种做法和行为，若不联系“唐宋之变”的历史背景我们很难理解的。当
然要实现这个转型也是要付代价的，天下本没有免费的午餐。代价就是牺牲效率来维护皇权，维护君主专制，维持一种消极的稳定。秦汉以来的帝制在宋得到再一次升级，元明清不断强化终于形成中华帝国颇具特色的超稳定结构。
刚才的感慨发的有点远，我们收回思想的野马，再来谈谈宋太宗吧。到底是什么力量最终让他下决心改变宋太祖定下的“先南后北”为重内弃北，逐渐形成内重外轻的局势。
北方的辽那样强大，“斧声烛影”得来的江山让他不敢掉以轻心（北宋初期太祖和太宗的政权交接可谓扑朔迷离，一改父死子继为兄终弟及，可是到他自己这里却又铁了心要传子。赵匡胤兄弟儿子无一不是死在太宗赵匡义之前）
赵匡义不得不考虑应该花更多心思在内政上，这次石守信的举动就是一个信号。与其跟强大的辽国拼命不如将内部收拾妥当，稳固已有的成果。辽国虽凶猛毕竟远在北国，不过贪图金银粮食美女，可是太祖留下的这帮武将个个都是如狼似虎，他们才是眼下的心腹大患。这样的焦虑使得太宗对解决外患越来越没有兴趣，他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国家内部。改变赵匡胤对辽用兵的积极防御政策，开始转向对辽国消极防御。北宋最终在太宗朝和真宗朝定型了重内轻外的政治方略。
另外为了约束那帮骄兵悍将，将太祖的“防武”策略进一步发展成“抑武”。这虽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此时的太宗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抑武”的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崇文”。说到“崇文”太祖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文官队伍，真正发展的是太宗。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一次科举就录取进士是太祖乃至隋唐时期一次录取比例的十倍，第二年又继续开科取士。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至淳化三年(公元992年)16年间，太宗共举行科举考试8次，录取6692人
通过海量选拔，文人士大夫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官僚集团开始成为左右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没有军功的根基，完全是因为太宗真宗父子的器重才有今天的荣誉和地位。势必对太宗真宗父子感恩戴德，而且也是有力的制衡武将的政治势力。这时候不需要太宗操心，他们都会打开脑洞牵制武将力量的发展。攻城拔寨不是文官们的特长，继续对外用兵只会增加武将在朝中的筹码，厌战、重内轻外势必也将成为他们的选择。因此不管是因为太宗真宗是他们权力来源，还是因为考虑自身在朝中力量发展来考虑，他们都会是太宗坚定支持者。你们不能怪太宗“以国谋私”，这就是人性，他首先考虑不是国家的发展而是他个人和子孙是否能控制这个国家。
由于他的这点个人私心，最终导致整个帝制中国的走向发生决定性变化。宋以后不论是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社会阶层上或是民族气质上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制度上大臣权力被进一步分化，中书三省跟枢密院、三司独立运行，文官集团真正崛起成为这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力量，门阀士族退出舞台的中心，汉唐以来的尚武精神也逐渐失落，“好男不当兵”在民间开始流行，国家也肆意压制武将地位，也无心开疆拓土更多精力在用于内部的管控。军队日益成为一支维持国家内部治安，防止百姓作乱的武装力量。
但所做的一切为都只加强君主的独裁，不再对外扩张、将统兵权和治兵权分离，是为了防止武人威胁君主；用平民出身的文官来代替士族也是让过去一直敢于跟皇权叫板的门阀一边凉快去，从此他们没有染指权力的希望。而这些出身寒微文官因为没有根基只能仰仗皇权，自然容易对付得多。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自然可以收互相牵制无力抗衡皇权之效果。要实现这些却是要以牺牲效率来换取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肯定没有效率；军队的统兵权和治兵权分离，兵不知将不知兵，自然防止了武将拥兵自重，可是这样的军队何谈战斗力。军队本来就不同于地方武装，防御外敌入侵是他的天职，可是却被矮化为维持治安的巡防营。本来应该采取更主动的积极防御，却为了皇权的安稳变成了被动防御，导致最终两宋都亡于异族入侵。
尽管两宋亡了，可是这套牺牲效率换取君主专制的一劳永逸，却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被后来的历代王朝继承。我想自己关于宋以来深刻变化的思考，也可以算作对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一种回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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