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4月23日，四十八岁的龚自珍对晚清官场失去最后的耐心，他辞去正六品衔的礼部主事，连家眷都不及携带，从初春的北京南归。
到苏州的时候，已经是炎炎仲夏了。
深秋，他再次返回北京迎接家眷，千里迢迢往南迁，终于在寒冬12月26日抵达昆山的羽琌山馆。
这两个来回240多天，他风雨兼程，经历了四季，与他并行的那个时代，也到了“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深冬至寒。
龚自珍一路纸笔随行，内心澎湃，写了315首诗，结集为一本诗集，名叫《己亥杂诗》。不承想这一本诗集，让这个本来籍籍无名的微官成为中国古代与近代交替节点上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家。
他有着一双锐利通彻的眼睛，看到了大清王朝歌舞升平背后，巨大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他清醒着，却不为昏沉所容。
1819年，他开始第一次应会试，踌躇满志地向着功名和文卷翩翩而来，“抱功令文二千篇”，是何等的用功。
1829年，他经过四次会试落榜，十年寒窗，终于在第五次考取了进士。殿试时，他效法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写了一篇犀利的政治论文《御试安边抚远疏》，他推崇王安石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勇于破旧立新的改革精神，这篇考试作文议论新疆平定准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洋洋洒洒千余言，考官们大惊失色，这个朝廷已经不是康乾盛世那般如日中天，经历过嘉庆年间的连绵战祸，它在铅铅而坠的暮气中守成。缄默是最好的法则，每个人的嘴里都说着“吉祥”，矜矜小节无敢稍纵，凶灾不敢入告，他们早已不习惯那恣意汪洋的文风和纵横捭阖的气格。
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给龚自珍三甲第十九名，理由是字写得太丑，“楷法不中程”，龚自珍不会墨浓、方正、光滑流畅的“馆阁体”。
从此，他让他的女眷们都使劲练“馆阁体”。这样的三甲进士入不得翰林院，自然谋不到好差事。可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他无法缄默。
1832年，他上书朝廷《当世急务八条》。1833年作《古史钩沉论》、《六经正名》、《六经正名答问》等，从经学出发，提出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等社会危机解决方案。1834年，他又做《干禄新书》，官场十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寻找着解决各种积弊的变革策略，他的忧患、他的批判、他的改良理想，尽在一篇篇经世致用的散文中，辞色下都是筋节和骨相……
龚自珍从小生活在西湖边，龚氏家族自随宋室南渡，已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定居400余年。龚氏一族世代为官，龚自珍的祖父龚禔身、龚禔身的同胞兄弟龚敬身，父亲龚丽正、叔父龚守正，均为进士出生，朝廷重臣，都有诗集或者学术著作问世。
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等，是徽派朴学大师中的杰出代表。魏源曾这样评价好友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乐金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
段玉裁嘱咐过外孙龚自珍，“为名儒、名臣，勿愿为名士”。
站在父祖肩膀上的龚自珍，学养为儒、身份为臣，性格却是扈傲不羁的士，世情民隐是他放不下的精神重心，恰恰又遇上了晚清这样一个朝野都浑浑噩噩的时代。在他辞职几个月前的1838年底，当他听说朝廷要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他赶紧去找林则徐，希望能一同前往广东，为禁烟出谋划策，可惜林则徐没有答应他。
这是他的隐痛，失去了成为名臣的机会，“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如果有机会，他愿意放下笔，拿起刀。他想起十年来，真是一场春梦冷，没有人明白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苦苦呼唤却得不到回应的失望，他觉得官袍配不上他的才华，就想南下江南去隐逸，做一个先生，给人生一次跌落。这一路是何等的孤独，“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又独还”，这一路又是何等的悲哀，“消我关山风雪怨，天涯握手尽文人。”
他的国士性格，哪舍得下一身才志为国家的赤胆忠心啊，“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北京城，曾经寄托过龚自珍多少的家国梦想，曾经交游过多少故友如云，一切一切都成了身后事，有浩荡的离愁，也有吟鞭东指的喜悦，辞去了官职犹如从枝头掉落的残红，默默掉落大地，化作春泥是必然的宿命。那也要好好地珍惜这坠地余香，期待着下一个春花烂漫的季节，又有繁花爬上枝头，那是有自己化作春泥的一份守护。
他想到了李清照，自己这次不也是丢盔弃甲的南渡吗？江山留与后人愁，我也把我所有的忧愁、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期盼都写进我的诗歌里，等待后来者去思索、去求索这微言中的大义吧：
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卧九阍
……
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
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
……
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
……
书生挟策成何济？付与维南织女愁
……
事事相同古所难，如鹣如鲽在长安
……
我焚文字公焚疏，补纪交情为纪公
……
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
……
踏遍中华窥两戎，无双毕竟是家山
……
《已亥杂诗》里，一半是剑气，一半是箫心，没有半点风花雪月，那个写诗的人，已在晴窗弄墨，背后是蹉跎了他大半辈子的阴沉宦海。
那个慨叹“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的狂放诗人龚自珍，终究以诗文得后世垂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以庄子和屈原式的真诚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他眼中的人和景，笔下的意象，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与社会情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和文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
那天，他到了镇江，镇江百姓正在举行迎神赛会，众神被抬出庙宇周游全城，好不热闹非凡，正巧停下来看热闹的龚自珍被邀请写一篇祭文，他挥毫落纸，写成七言绝句一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最哀不过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哪儿才有能够激荡生气的新兴力量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也最深邃的发问。
第二年，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硝烟四起，华夏民族杯盘狼藉。
中国进入了整整百年的苦难长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发问，才有渐渐觉醒的后来者去寻找答案，读他的诗，读他的文章，触目可见国事的议见和启蒙的光亮。柳亚子说他是“三百年来第一流”，李鸿章说，“古今胸围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张维屏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梁启超先生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龚自珍自己都说，“一事平生无齿奇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风气开，黑暗中再远的路，终究会有黎明。
1841年，龚自珍拿起教鞭，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希望自己的执教能够像医治病梅那样，纵之顺之，深植大地，无棕无缚。可惜的是没几个月，他突患急病去世。
他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的第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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