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升，字负图，号约斋，河南禹州人。马文升是明代中期的名臣，特别是在弘治年间，与当时的王恕，刘大夏被尊称为“弘治三君子”。我们知道明孝宗朱佑樘的执政，被后人称为“弘治中兴”，大明王朝诸多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朝堂里也大体上相对保持了一种君臣和睦的景象。所以，对于马文升，我们一般都跟着他的履历，肯定他的政绩，顺便再重新装点下弘治年的“欣欣向荣”。
故宫一景
但在朝史暮想看来，马文升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员。从他的为官履历，从他的仕途的起伏，从他个人在明代中期诸多政务上的表现，我们其实可以一窥当时表面平静下的政治暗流，可以一察一位明代官员，要怎么做，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亦能朦胧地感知大明王朝今后繁复的发展。
朝史暮想这次，和大家闲话马文升。
在朝史暮想眼里，马文升是一位典型的军务官员，事实上，马文升的成名和之后诸多亮眼成绩，绝大多数都在军事领域上体现出来。但马文升又是一位典型的科举官员，从政伊始，他只是作为一名言官，并未接触过具体的军务，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生而有异兆，貌瑰奇，多臂力......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太师马端肃公传》传。
按照这段文字的描述，马文升应该是长得高大魁梧，甚至有点五大三粗样。小时候就经常带着一群孩童玩对抗类的游戏。这意思是说，马文升这哥们，从小就和普通孩子不一样，长相，玩的东西，都隐喻了他日后有领军作战的天赋。但事实上，马文升考的是文举，而非武举。
科举榜文（清）
景泰二年（1451），马文升中了进士，然后做了都察院的御史。中进士后，能做御史，按照朝史暮想的推论，马文升的考试成绩应该一般，因为成绩优秀的，往往都能够被选拔进入翰林院。但他还是得到了一个实职，说明成绩也不是很差，不需要回乡等缺。
马文升在御史任上据说干的不错，在山西，湖广官声颇佳。天顺七年（1463），升到了福建按察使。景泰年间的官员，到了天顺年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升职，说明马文升当时并没有参与到朝廷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或者也可能是跟对了人，有组织罩着。
景泰到天顺的转变，其实因为那场著名的“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发动政变，推翻了弟弟明代宗朱祁钰，重新复辟登基。朝局高层换了一波人，但是唯有文官集团那群大佬平安无事。马文升当时和王直走的很近，而王直从正统年间，历景泰朝，再到天顺初期，执掌吏部十余年。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封建王朝做官，特别是比较基层的官员，少掺和高层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自己跟的队伍也要能够屹立不倒。而之所以在这里提王直，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即明代核心的文官集团，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其实是随波逐流的两面派。
明代官员
到了成化元年（1465），马文升已经做到了南京大理寺卿。很多朋友看到南京这个前缀，就会想是不是马文升开始失势了，毕竟明代时期，南京的官员，一般都是发配或者用来养老的。但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南京的大理寺卿是马文升的一个跳板，因为直接插到北京太碍眼，而放到南京，一方面级别有了，另一方面也比较低调，不惹人注意。为什么朝史暮想敢如此推论？因为成化四年（1468）的“满四之乱”，马文升马上就被调到边军去给项忠做助手。
什么概念？
第一，马文升当时还在家丁忧，朝廷直接“夺情”起复，派往边境；第二，项忠是当初“土木之变”存活下来为数不多的官员，到了成化年间资历非常老，且常年处置兵事。第三，朝廷派项忠去平定“满四之乱”，说明已经足够重视，大批资源开始为此次平叛倾斜，明军胜算极大。
这种看似辛苦冒风险的调动，其实是一次不用担责的镀金，而且这种机会一出现就砸给了在家的马文升，而马文升在此之前又无处理类似事件的工作经验，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王直致仕以后，马文升依旧得到了朝廷大佬的特殊照顾。
战争场景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次马文升被调去平叛，他自己是否有主动争取过？一个从小对军事就有浓厚兴趣爱好的人，这次参与平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所幸，马文升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也没有给提拔他的朝中大佬丢脸。
马文升到任后，整顿粮草，集结兵马，训练兵卒，并且在明军屡次进攻失败之后，提出围困之计，同时诱敌，离间，发动心理攻势，最终擒获了满四。也就是在这次平叛中，马文升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之后马文升做了陕西巡抚，在边关一待就是七年。这七年是非常关键的七年。
文升数条奏便宜，务选将练兵，修安边营至铁鞭城烽堠，剪除剧贼。西固番族不即命者悉灭之。修茶政，易番马八千有奇，以给士卒。振巩昌、临洮饥民，抚安流移......——《明史·马文升传》
明军 军阵
七年里，马文升练兵，修筑防御工事，赈灾，固流民，平民乱，抵御蒙古和吐鲁番的侵略，整顿边贸。这七年，使得马文升成为了一名结结实实的边事专家，军事专家，为他后来三次赴辽东整顿军务，做三边总制，到兵部主持全面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朝史暮想聊到这里，要停一下，我们重新回到文章开头。还是那个问题，明代时期，一个官员，怎么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们以马文升为例。
首先，要有才。马文升有才，即使做风宪官（御史），也能获得不俗的政绩，更何况后来着手军务，这本来就是他自小的向往和意愿，更是如鱼得水。
其次，朝中要有人。封建王朝的官员，只有跟对人，才能获得别人不可得之机遇，并且能在宦海里，保持自己的一片清净之地，得以安心做事。马文升很明显就有人罩，从做御史，到南京大理寺卿，到紧急派去平乱，再到后来三边总制，其实都是马文升站队站稳站正确的结果。
明代官员
最后，要有敲门砖。志在军务的马文升，并没有去参加武举，而是走了文举的道路。因为明代一直都是以文治武，文官集团在经历开国的勋贵集团掌权的尴尬之后，开始稳固地接手大明的兵权。而马文升想要在军事领域有所建树，则必须融入到文官集团中，走文举之路。只有这样，以后治军治边，才能走的稳，走的远。而同时代的武举，无论在级别，人心，受重视程度上，都远不如文举。
马文升这么做，是非常有眼光的，但同样也是一种无奈。试想，如果他一直混在言官这个群体里，如果没有满四之乱的非常规调动，他的军事天赋是不是就会被埋没了？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值得发人深思的。
马文升的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能够隐约看到朝堂之下的涌动的暗流，各种矛盾冲突始终贯穿着他的仕途。
其一，文官集团与近侍集团的矛盾。
这个是最明显的，马文升很明显，代表着文官集团，而所谓的近侍，就是皇帝身边那些随侍，比如太监，比如方士，比如近身侍卫，玩伴，总之所有一切通过皇帝私人关系上位，非科举出身的群体。
巡抚陈钺贪而狡，将士小过辄罚马，马价腾踊。文升上边计十五事，因请禁之，钺由是嗛文升。......十四年春，钺以掩杀冒功激变，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文升乃推功与直，然直内惭。文升又与直抗礼，奴视其左右，直益不喜。......乃下文升诏狱，谪戍重庆卫。直既倾文升，则与钺大发兵激功，钺以是骤迁至尚书。——《明史·马文升传》
明代太监形象
这里的直，指的是成化年间的宦官汪直。而这个陈钺是汪直的人。陈钺和马文升因为边务屡次发生矛盾，官司一度打到了皇帝那。所以，马文升与汪直其实是有直接矛盾的。包括汪直想要插手的边务，包括马文升通过一系列方法敷衍汪直，甚至主动让出功劳。但最后，还是因为汪直的操作，马文升下过牢，被贬过官，甚至差点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我们前面说了，马文升应该在朝中也是有人的，并且自己的政治眼光也不俗。从汪直为了积累军功到边境，然后马文升送功劳给汪直，可以看出马文升并非是那种莽撞求名，不知进退的官员。但最后依然被汪直整的很惨。其实，马文升是知道，这些近侍集团的后台老板是皇帝，只要皇帝不打算动这些人，马文升就没法通过正常渠道打压近侍集团。而剑走偏锋，又往往为传统儒家文人所不齿。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马文升与李孜省之间。李孜省是明宪宗身边的方士，凭借皇帝的宠幸，气焰非常嚣张，甚至能够影响官吏的升迁。马文升在成化二十一年做了兵部尚书，而在成化二十二年就因为李孜省的从中作梗，被发到南京养老。这样情况，直到明孝宗登基之后才改变。
明宪宗朱见深 像
其二，六部执行系统与内阁阁臣之间的矛盾。
明代大致的行政运转体系，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内阁票拟（建议权）——皇帝批红（决策权）——六部执行——言官御史监督。从明代中期，我们可以看出，内阁官员的选拔和六部长官的任命，选择途径已泾渭分明。
内阁阁臣的选择，往往都是走上层路线，很多是翰林院走出来的庶吉士，常年浸泡在中央文件堆里，或者常年陪侍东宫，在詹事府任事，然后往往以礼部，国子监等为跳板，进入内阁辅政。而类似兵部，户部，工部这样琐碎需要专业型人才的领域，往往都是从一些有丰富一线工作经验，积功而上的人。
马文升很显然是后者，他之后做到兵部尚书，是他常年从事军务的结果。而马文升和阁臣李东阳关系不合，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表面上看，二人的不合似乎涉及到一些人事安排，政务意见分歧这样的琐事，但实质上，是六部对于内阁权力日益增长的不满。到明代中后期，六部开始逐渐沦为纯粹的执行机构，即便如廷议等大型的讨论会，皇帝也往往更加重视内阁的意见。到了后来嘉靖，万历两朝，皇帝长时间不上朝，所有的建议权几乎都在内阁手里被垄断。这势必会引起那些同样位高职重，且工作经验丰富的六部官员不满。这种情况，在弘治朝开始明显显露出来。
明代官员
其三，官僚集团与皇权的矛盾。
这个已经几乎快被说烂了。官僚集团和皇帝，都是要争取最高话语权的，双方的角逐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官僚集团与近侍集团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皇权对抗的一众延伸。
马文升如同救火队员，哪里着火，就被皇帝扔哪去灭火。这个本无可厚非，有道是能者多劳。但是明代皇帝，明显是那种前面用人，后面翻脸的主。在成化年间，马文升平满四之乱，做延绥，甘肃，宁夏的三边总制，去辽东整备军务，其实都是在救火。而在马文升的级别上，却一直没有很大的实质提升，总是离最后进入中央高层，差那么几步，中间还几次出现下调贬官的情况。
皇帝为了平衡官场生态，几次舍弃了马文升。马文升在成化二十一年时，已经拜为兵部尚书。之后被贬。到了弘治初期，新帝上位，成化年间一帮老皇帝的近侍相继被打压，马文升得以复起，但只是做了言官。之后马文升掌管了京城兵权，提督十二团营。弘治二年，廷议新的兵部尚书，明孝宗才选择了马文升替代余子俊。后来马文升年纪大了，按理说可以再升一级别，然后等待退休。吏部尚书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掌管天下官吏，被称为“天官”。但第一次，仍旧因为皇帝的原因，马文升没有成为吏部尚书，依旧待在兵部，直到后来吏部尚书王恕致仕，马文升才补上，而当时马文升的年纪已经八十岁了。
明孝宗朱佑樘 像
于是，除了有人罩，有能力，有机会外，在明代做官，你还需要时运，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可缺。
最后我们有选择性地说说马文升的一些关于用人的政治主张。之所以要提及这些相对枯燥的内容，是因为从这些政见里，我们可以看出马文升从政的一些经历。
比如，马文升提出，要知人善用，用专业人才。
这个很好理解，马文升自己志在军务，却在御史的职位上待了好几年，要不是“满四之乱”他被适时启用，估计这辈子很难接触到军务，顶多在奏疏里谈谈自己的一些政见看法，而无法付诸于实务。马文升后来在处理吐鲁番问题，几次询问身处一线的专业官员，并合理采纳他们的建议。
明代官员
比如，马文升希望官员在特定职位能尽可能长地任职。
这个要求，马文升是结合自身经历的。在“满四之乱”之后，马文升做陕西巡抚做了七年，一直都在处置边关军务。这七年的时间，对于马文升的业务能力提升，有着巨大的裨益，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于是，马文升在后来曾反复提出，要尽可能地避免官员频繁的调动和跨领域调动，尽可能地让官员在某一领域积累足够的经验，培养专业人才。
又比如，马文升主张要提升武举的地位。
这又是马文升的心酸，明明从小长得孔武有力，喜好军事，却要走文举才能一展抱负。如果朝廷对武举同样重视，马文升接触军务的时间，可能大大提前。
还有，马文升要求用人避免论资排辈。
这又是马文升的一处心结。当初做兵部尚书被人摆过一道，后来做吏部尚书，又棋差一着，不说了，都是眼泪。
马文升以上这些用人的主张，既是对于当时朝廷用人弊端的改良，又是结合自身仕途的亲身经历，是颇有积极意义的，虽然在朝史暮想看来，很多是老调重弹的问题，但是一想到马文升提出这些主张时脑子里回忆着自己过往的不公，那恨得牙痒痒的样子，就觉得颇为有趣了，好吧，原谅朝史暮想的恶趣味。
马文升 像
朝史暮想，以马文升的个人仕途为视角，和大家聊了聊明代中期官场的一些闲话。其实类似马文升这样经历的官员很多，但都不如马文升有代表性，因为马文升看似琐碎的仕途经历，实则全程贯穿着明代选拔官员的弊端和用人的隐晦，始终处于各种势力纷杂盘繁共同作用影响之下。毕竟，在明代这个皇权高度集中，士大夫又保留着起码自我意识的朝代，任何细微的矛盾都可能被放大，任何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许后面都是一场大的博弈。
马文升，字负图，号约斋，河南禹州人。历仕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于正德元年，致仕，正德五年逝世，享年八十五。而对于马文升，朝史暮想要说，这是一位实干型，专业型的官员，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边务，军务，外交上，发挥了积极影响，不负名臣之誉。而他是幸运的，因为不管如何，他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成绩斐然，并且得以善终，青史留名。《明史》有云：
文升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功在边镇，外国皆闻其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练达政体......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历事累朝，享有眉寿，朝野属望，名重远方。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参考资料：《明史》，《太师马端肃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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