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来被诟病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但也是个也是个文化、思想异常活跃、才人辈出的年代，苏轼、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李清照、柳永、范仲淹、辛弃疾...，其中王安石最受争议，历史对他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而他与苏轼、司马光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更是留下了不少谈资，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和
王安石与司马光相差两岁，都是少年及第登科，同样聪颖好学，经常废寝忘食读书，各自留下了“喝酒放纵”及“警枕”的故事。
两人均不喜奢华，生活上极为检点，北宋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别说生活富裕的士大夫，就连一般的男人都会养些歌姬，但是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是个例外，就连他们夫人自作主张给纳小妾，都被他们拒绝了。
王安石认为文要“务为有补于世”，
司马光则说：“我时念天下事，以天下安危为念也。”
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才华相当、兴趣相近，又同朝为官，于是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了好友。
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年青时的他们常常与吕公著、韩维一起谈天论地，指点江山，并被称为“嘉佑四友”。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同
1067年年初，不满20岁的宋神宗即位，他雄心勃勃，锐意进取，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宋神宗决定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这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
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当他发现变法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说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可是王安石人如其名，是块硬石，性格固执，丝毫不听劝说，坚持己见。
两人开始在变法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并因此绝交，在敌对的阵营各自为首。后来司马光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局面，便请求调离权利中心，到洛阳专心修史。
后王安石因政治压力辞去相位，1058年，哲宗即位，由于年纪太小，由高太后临朝执政，司马光受到重用，他一上台即废黜新法政策，从此王安石无东山再起之日。
君子和而不同
不过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破裂，但是两人都是心怀天下、忠君爱国的贤者，对对方的人格始终都保持着敬重。
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司马光一口回绝道：“王安石无任何私利，为何要这样做。”
王安石当权时，反对新派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其撰写墓志铭，期间有讽刺变法的言语，有好事将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以为这样可以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其挂在墙上，逢人就夸：“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只是政见不同，并没有个人的恩怨，有的只是为国为民之心，与君子之争。
公元1086年夏天，王安石病逝。司马光听闻后，深为悲戚，因预感王安石可能会遭到卑鄙浅薄之徒侮辱，他抱病作书，其中有6字评曰：“不可毁之太过”，同年10月司马光病逝。
两人在文才、品行上惺惺相惜，在朝堂上却相斗半辈子，随着两人先后病逝，他们亦敌亦友的一生也随着历史的长河落下了帷幕。
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安石与苏轼均位列“唐宋八大家”，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散文家，诗人，两人不仅在文学上分庭抗礼，在政治上亦有诸多恩怨纠葛，加上后人各种渲染，两人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那王安石和苏轼两人之间究竟有何纠葛呢？
政见相左
王安石推行变法期间，朝中很多大臣都反对，其中就有苏轼的身影。
苏轼本身是支持改革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的，只是他觉得王安石变法太激进，不适合现在的政治与民生发展情况。
《拟进士对御试策》“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
所以他多次上书谏言，抨击变法措施的弊端，因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欲将其逐出朝堂，王安石更是在宋神宗面前直接评价苏轼：“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最终以苏轼申请外任了结。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