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讲教师的第一种专业智慧，我称之为“课程智慧”。一个好的老师，他之所以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有课程智慧。什么叫做课程智慧？这是说，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讲的知识比较丰富，丰富不是杂多、杂乱。而是这些丰富的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有足够的信息量，而不是贫乏、简单。这是老师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拿到教材之后，你如何处理教材？
我提供三条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吃透教材”；第二条建议是“补充教材”；第三条建议是“更新教材”。
吃透教材
先要让教材变得厚起来。一般的老师不敢把教材减掉。现在情况稍微好一点，教师现在变得勇敢一点点了。一般的老师是不敢自由处理教材的。为什么？因为要“考教材”。现在提出一种说法：“不是考教材，而是考标准”。可是实际上，大量的考试还是在考教材。做老师的人往往有一个信念：我教的这个内容就是要考的。教什么，考什么，我们一般是这样想问题的。这使老师们不太敢去变动课本、去改变教材。一个好老师，必须越过这道坎。无论什么课本，拿到手里之后，必须改变。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使很多老师不得不考虑。海南的蒋院长曾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都知道要改变教材，在农村，有一种老师也在改变教材，但是，他改得很危险。怎么危险呢？他根本不按照教材内容上课。为什么不按照教材内容上课呢？因为教材很多内容他也不懂。这不是败坏我们农村教师的形象。在没有深切领会教材的基本的结构和意义之前，就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地选择比较简单的内容让学生学习，这是危险的。
因此，改变教材有一个前提：应该知道什么样的改变是正当的，有意义的？如果是随意的调整教材，给学生提供一些没有意义的、比较简单的内容去学习，这样的改变还不如不改变。由此我们得出一条最基本的结论：先吃透教材，然后再超越教材。不可以连自己现有的教材都没有弄明白，就想抛弃教材，另起炉灶。
你知道教材怎么产生的吗？教材是经过审议的，审议通过之后，再做教材。每一个出版社在做教材的时候，要聚拢很多专家的智慧和优秀中小学老师的智慧。你如果认为这个教材很糟糕，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所以，要先吃透教材，然后再超越教材，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补充教材
怎么超越呢？比较保守的、温和的做法是：以“加法”的态度对待教材。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暂时不把教材的内容减掉。可以把教材学习的时间缩短，再补充相关的资料，让学生学习相关的材料。这是一种“加法”的态度。
我推荐的第一个“补充教材”的案例是窦桂梅老师的《游园不值》。老师们可以看看相关的录像，看窦桂梅老师上课的时候，她增加了什么？看窦桂梅老师如何用相关的资源对已有的教材构成一个补充。这节课我觉得前半段比较成功。我们看一看前半段（放录像）。你们可以看得到这里面有课程资源的补充。关于新课程，老师们听过很多相关的讲座，新课程的讲座中有一个主题，很多地方都在谈论，叫做“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新课程提出了一些新词语，有的老师甚至觉得新课程不过就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词语。其实，每一个新词语的背后，都有它的期望和可能在实践中引起的新变化。每一个新词语的提出都是谨慎的。在新课程话语里面，有一个词语，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课程资源”。我们以前叫“课本”，或者叫“教材”，觉得这就够了，觉得把课本教完，这就是教师的责任。但是现在不行。我们要把课本变薄或者变厚，把课本变成“我的”，带上我个人的智慧，补充相关的资源进去。
窦桂梅老师的课，可以看得出来，她对教材做了大量的“补充”。第一个补充是她的粉笔字。有人会说，把课本上的字转移到黑板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一样。现在少有人重视写粉笔字了。我的粉笔字写得就很难看，所以我不敢写粉笔字，我做PPT讲稿。但是，粉笔字本身是有某种美学效果的，它会加深学生的印象。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学生看老师写字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总觉得传统的那些技术都是要改变，现代教育技术如汹涌波涛，它会把传统的技术打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将使人类付出代价。我们可以从窦老师的粉笔字这里看到传统的价值。第二个补充是她的“手势”。窦老师让学生们一起朗读的时候，窦老师的手势很讲究。我估计窦老师是练习过的。我以前做老师的时候，经常在镜子面前训练过我的讲课姿势。有一些专业技能就是要经过训练。你看窦老师的这个姿势，她就是一种交响乐指挥者的感觉，她整个的身体语言很美好。她在课堂上一站，她的身体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很重要的课程资源。它对对课本的补充。课本很简单，就是这么几个黑色的文字符号，你如何使这些文字符号发生出意义来，这就需要我们老师们引导学生一起去解读。现在窦老师在中国的中小学的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个模仿、示范的形象。这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让一些老师有一个追赶的精神目标在那里。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有一些模仿。模仿太重要了，只是不能止于模仿。每个人心中最好有一个追赶的精神同伴，但不必神化。
可见，关于窦老师的这节课，可以看到很多有意义的地方。第一是窦老师的粉笔字；第二是窦老师的身体语言；第三是窦老师寻找的其他资源，比如窦老师提供了一段音乐。朗读的时候，有配乐。你如何配乐？你到哪里找相关的音乐？窦老师有自己的寻找。为什么一定要有配乐？你当然可以不用配乐，但是，你有了配乐之后，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人的生活是离不开艺术的。我们以前较少承认艺术的价值，中国人重实用，太注重实用了。我们不相信我们还需要艺术。可是，在人的生活中，艺术是少不了的。在老舍的小说里面，就有太多这样的艺术化的生活。在乡村，有一个是不可以少的，就是民间艺人。如果乡村有一个男人游手好闲，女人一般都会瞧不起他。但是，心里面还是非常欣赏的。因为那样的人也是有好处的：他浪漫，他的生活充满了艺术化的效果。你可以想象，现在的家庭装修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寻常百姓的家里了？这说明生活是离不开艺术的。艺术是很重要的课程资源。等会儿我还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课程资源的开发究竟应该从哪些地方去寻找？在这段录像里也许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我提供的“补充教材”的第二个案例是上海复旦大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反叛”。黄老师曾经被称为中学语文教学的“叛徒”。为什么这样说呢？黄老师是特别的老师。我本人曾听过他的讲座。他说，我上课的时候有两种模式，你要听我的课吗？好，你进来了听好了。你要听我的课，就要忍受我上课的方式。他的第一个模式叫做“放羊式”，你不是来听我上课吗？我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把我的学生带到一个草美水肥的地方，让我的学生像羊一样去寻找最好的水草。这有什么不好？黄玉峰老师的语文课在中国的语文教育界是很有名气的，大家可以看看关于他的一些报道。这个案例有意义呢？就是补充资源、改变教材。他改变教材的方式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寻找材料，他说，我的学生自己在看书，我不要去惊扰他们。他们自己在看书，老师根本不要说太多的话。这是他的第一种教学方式。他说，还有第二种教学模式，叫做“满堂灌”。你说“放羊”不怎么样，我再上一堂给你看看，叫“满堂灌”。他说，满堂灌有什么不好，别人灌进去的是“自来水”，我灌进去的是“牛奶”。我就一讲到底怎么啦？我的学生喜欢听我讲。
这点我是承认的，学生的主动学习并不意味着老师不能“讲课”。北京师范大学肖川教授的说法是：“老师们，你只要听我讲课，看着我，要是把我搞激动了，我会讲得天花乱坠、口吐莲花、语惊四座。”好的讲课表面上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实际上不是。他的眼神在跟学员相互交流，他知道学员在想什么，他知道学员是否希望转换一个话题，他看得出他们的满意或不满。有些老师表面上是在“对话”，实际上是“独白”。我最害怕一种老师：浑身是激情，高声呼喊：“同学们，对不对？”那同学们当然会说：“对！”或者喊：“是不是？”学生当然会回答“是！”我在广东一所中学听一个初中数学老师上课。那个时候是夏天，这位老师有一点点化妆，上课一激动，就流汗。我觉得非常的尴尬。这位老师很激动，她喊：“同学们，如果我们改变一个条件，是不是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学生说：“是！”整堂课就是“对不对？”“对！”“是不是？”“是！”，就这样一问一答。你知道什么叫对话吗？这样的对话实际上不过就是独白。一个善于讲课的老师，她可能在不断地讲，但实际上他是在对话——心和心之间的交流。我相信，老师在可以“一讲到底”的，这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总是“一讲到底”，不倾听学生的声音，那就不好。黄玉峰老师的追求，就是让他的学生自己往前走，他不断地引导他的学生自己去开发新的学习资源。在他看来，那么薄的一本语文课本，很快就能把它搞定，不需要在那里有太多的纠缠。他的学生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可以借书看。他的学生对复旦大学附中周围的书店都了如指掌。书店里面有什么信息，他们都知道。他的学生办了一个刊物，叫《读书与做人》，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给他们写序，到现场去跟学生交往，做得很有影响。这样的语文课就变得比较丰富了。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有关黄玉峰老师的一篇报道，标题就叫做《语文教学的“叛徒”》。“叛徒”两个字是打引号的，说的比较突然，但是这个“叛徒”打引号之后基本上还可以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他是在“改变”，他有“反叛”，有“批判”的思维。黄老师的课为什么让人感觉到讲的好呢？因为他有个性。一个真正的有个性的教师是不会容忍没有个性的教材的。他不会容忍，他一定要把教材变得有他自己个人的精神的痕迹。黄老师有一个做法：他每年都会带学生去旅游。他把它叫做“文化旅游”。尤其是浙东一带。他把课堂带到外面，借用余秋雨的说法，叫做“文化苦旅”。现在一般的老师不敢这样做，不敢带学生出去，以前我们听北京的一位老师的报告，她讲怎么带学生出去游玩，很令人感动。可惜，现在老师们不敢带学生出去，怕出事故。
有人担心那样会耽误学生的高考，但是，黄老师的学生的高考成绩是出色的。为什么？很简单，第一，视野开阔，阅读量大。第二，通过写作带动进一步的阅读。语文有什么技巧呢？不过就是读的多，然后通过写作进一步的带动阅读，就越读越多，越写越多，语文成绩就比较好了。语文课是要“听”的，但是，还有比“听”语文课更重要的，就是“读”课外书。我武断的说一句话，其实不是我个人在说，在座有语文老师也会同意：有哪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得好，不是因为他在课外读了大量的书？我在高中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在上面讲语文课，我们自己在下面看课外书。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本书是《再寄小读者》。都高中生了，还看这种书。但是，我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好。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第二本书是贾平凹的《月迹》。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散文。然后，我越看越多，再也不用畏惧写作文怎么、没话说。贾平凹是怎么写文章的？这不是一个杯子吗？你说怎么写？你读多了就可以知道，它可以说很多很多。我看到一个杯子是白的，杯子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是可以活动的。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写的这些话都没有意义。可是，你开始说出来，说多了，就慢慢有意义了。我们要让学生学会不断地说，他慢慢就学会说话了。这就是我们做老师的使命，除了有课堂教学，一定还要有大量的相关资源，要有补充，让学生自己去阅读。
我推荐的第三个“补充教材”的案例是武汉的何文浩老师。我们有些老师可能看过相关的报道。最初人们不太相信这个报道，因为报道得太离谱了。后来我问过湖北的几个朋友，他们说有这个事。
这个何文浩老师是有绝招的。我一直在收集教师的绝招，我觉得“绝招”很重要。一个好的老师就应该有自己的绝招。这位何老师是武汉外国语学校高中部的一个物理老师。有关何文浩的绝招（传奇）有三：第一，课外不留作业；第二，所教的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都是重点大学；第三，用人有术，顽石一块的学生经他调理能成一块玉。一个好的老师除了会上课，还要善于跟学生交往。顽石一块的学生经他调理能成一块玉。1996年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考上北大和清华，学生们习惯称特级教师何文浩为“何特”。你知道什么叫“特务”吗？就是有特殊任务的人，简称“特务”。他叫“何特”，就是有特殊任务、特殊魅力和特殊使命的人。
何文浩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在农村教学，农村当时没有教材，他就自己刻钢板（在乡村长大的人都知道，在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老师需要刻印很多的资料）。没有教具他就自己做，比如启动机、避雷针等等。后来有了教材，他就背书。高中三册书，他熟知第几章第几节，具体内容在第几页。比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在第二册课本第五十页。同一内容的必修教材在第二百五十页。他根据记忆中的题型，每天出一份试卷让学生当堂做。他说这就等于做作业了，没有必要有另外的课外作业。他是不布置课外作业的。关于何文浩老师，有一句话，这句话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何文浩在吃透了教材后，他不按教材顺序讲。”他说每章每节相互渗透，他只讲自己提炼的精华。什么叫精华？什么叫做提炼的精华？等会我们会讲到，教师有一种教学智慧，应该从很多杂乱的知识里面提炼出一种核心的知识来，我把它叫做“知识结构”。
有关何老师的报道，可以到网上找得到。这是一位有绝招的老师。好老师都有自己的绝招。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有一位姓赵的同事就有绝招。这个赵老师有两个绝招。他是教地理的，地理在那个时候是不受学校重视的一个学科，但是，学生最喜欢的学科，竟然就是地理。我曾经听赵老师上课，见识过他的绝招。
赵老师的第一个绝招是“画地图”。地理课经常要画世界地图。他拿着粉笔，一边对学生说“同学们，看看这个世界地图”，一边画地图，很快，一个“圆”就画出来了。学生下课之后把数学老师的圆规拿下来，在中间一放，一转动，刚好合上去。学生感叹说：“啊！真圆！”圆有什么用？做老师的人，他在学生心目中是否有威信，是需要有某种神秘感的。赵老师徒手画圆，这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但它能给学生神秘感。
赵老师还有第二个绝招，其实这个绝招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学生很看重。每到快要下课了，赵老师就要说一句话：“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刚一说完，下课铃声就响了。每天如此。太绝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其实，只是这个老师对这些细节比较用心而已。
我读初中时，遇到一位姓严的老师。这位“严老师”光打学生，他用脚踢学生，还让学生在讲台上“下跪”。有一次，学生把他惹火了。我们吃了饭之后，把装饭的盆子放在讲台上，没人愿意去洗。他非常愤怒，就问：“今天哪几个人在教室里吃饭了？站起来！到讲台上面来！跪下！”很可怕。另外有一次，早自修时，他在过道走来走去。趁他转身时，有一个同学在他身后做了“拳击”动作。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有感觉。他只是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做这个动作。他转过身，问：“谁？”我们谁都不说。他说：“你们不说，我要查出来之后，我就把他扔到窗户外面去！”这个严老师长得浑身是肉，很大劲，白白胖胖的，很有力气，我们都怕他。他说：“再说一遍，谁要是承认，我原谅你。你要是不承认，我查出来，我把他扔出去！”有位学生说：“你真的原谅吗？”这个学生简直也太笨了，这样提问就等于默认了自己的错误。结果，老师说：“出来！”那位同学站出来之后，老师说：“转过去！”严老师一脚踢过去，踢到墙角。可怜那位学生说：“你不是说原谅我的吗？”现在这样的老师大概是找不出来了，但是我相信在农村的很多地方还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乡村有一个观念根深蒂固：不打不成材。
可是，我们后来都原谅了这个“严老师”。为什么呢？他有绝招！一般的老师不具备他那样的绝招。我们长那么大，没见过那样的绝招。他的第一个绝招就是“写字”。他的字写得非常好。他在语文课上顺便教我们写字。教了一个学期，只教了五个字。前四个字是“风华正茂”。他好像最喜欢写这四个字。第五个字是“永”，永远的“永”。他的说法是“永字八画”。他说：“你们要是会写‘永’了，什么字都会了。”我们就跟他学了一个学期的“风华正茂”和“永”字。他是教语文的，他就在语文课上教我们书法。你说这个和语文有什么关系？好像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一个语文老师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后来对这个语文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有自己的绝招。他还有一个绝招：“背书”。每次走上讲台，背着手，走上讲台之后，大声说：“诸位，今天，我们学《石钟山记》。”然后，他就自个在那开始背书。他能把整篇课文都背出来。没有哪一篇课文是他背不出来的。各位老师，你做得到吗？如果你是语文老师，你做得到吗？他每一次背课文，我们就很紧张。我们把书翻开，看他在哪个地方背错了。可是，他基本上不出错。只有一次，他卡住了，背不下去了。我们故意不看他，不理他，不告诉他。但后来，他又接上去了。唉呀！这太遗憾了。
这种绝招有什么用呢？还是有用的，那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什么是课程资源？有一种资源，它是老师自己个人的智慧、他的阅读、他的记忆和他的思想的批判性。这就是资源。每一个老师不一定都要有绝招，但每个老师都要过这一关：他必须能够“补充资源”。
更新教材
除了“补充教材”之外，还有一种比较剧烈的改变，叫做“更新教材”，或者叫做“更换教材”，也可以叫做“开发教材”，就是重新开发一个教材来。这跟一般意义上的“补充教材”不同。一般意义上的补充教材是做“加法”，“更新教材”不仅仅是做“加法”，它首先要做“减法”。他知道把这个教材里面不好的减掉。如果老师不太喜欢某些课文，他可以删减，比如，语文老师如果觉得《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不是好文章，他可以更换。如果语文老师觉得《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不适合学生阅读，他也可以换过来。他可以更换另外的更适合学生们阅读的文章。有些老师们不喜欢《荷塘月色》，他觉得这不是朱自清的最好的作品。他认为能够代表朱自清的作品的是《背影》系列文章。他认为要理解朱自清，就不能够只是阅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他可以把它换过来。
我举的“更新教材”的第一个案例是山东的王泽钊老师。王泽钊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语文教学的“叛徒”。他自己编语文课本。无论哪个教材，他都不会用现成的。他偶尔也会用现成的教材。怎么用呢？就是把多种版本的教材聚拢起来，在这本教材里面哪篇文章好，他就把它拿过来。最后，教材就变得很厚了。学校里面的复印机、打印机，都是这位王老师霸占着用的。后来有些老师很反感，但是，他就是有那么多要复印的资料。在座的各位可以想象，如果有外籍老师给你上过课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秘密：外籍老师上课有一个特点，他往往会复印很多资料。他即使不复印资料，也会免费给你派送相关的资料。我们提倡老师补充资源，很多外籍老师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中国老师上外语课，没别的，就只有课本。有的老师更可恨，他发给我们一个课本，他讲的却是另外一个课本。然后，他满黑板都写满粉笔字，我们跟着他不断的记录。他上完一堂课，头发全部变白，他一上课就成这个样子。这是最无聊的老师。
教师需要补充课程资源，但是，你补充的资源要为学生提供方便，至少提供阅读的方便。好老师都在做这种事情，王泽钊老师不过就是把这个办法做得比较充分、比较激烈而已。他认为很多课文简直不可以读，在他看来，很多课文太可恨了，不能让学生那些东西。我给老师们念几段，你可以看看王泽钊老师的基本状态：
山东青岛语文老师，王老师从成为教师的那天开始，他就嫌语文统编教材课文没有几篇有人文价值，他认为语文就是应该发挥它的人文价值。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有些课文简直就是在说谎。”（老师们有没有兴趣，你去看看小学里面有些课文，是不是在说谎？）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自编教材给学生授课。从最原始的刻钢板油印，历经后来的胶印，到如今鸟枪换炮，他自编的这套教材，一百五十万字的高中语文教材，已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一个中学老师写出一百五十万字，很多大学教授一生都没有写出那么多字来。当然，他只是“主编”。可是，他为什么能够“主编”呢？这个老师不断在阅读嘛，他自己不断在阅读，自己不断在补充。我做过两年中学老师，我也在不断地补充。我在大学上课，我要跟我的学生竞赛，看谁读的书多。做老师和做学生一样，最重要的是读书。我在网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每天坚持阅读五小时。”后来有人问我：“你真的能够坚持每天读五个小时吗？”我说：“差不多吧。”其实，可能更多。我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左右，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大概还要工作二十年左右，等到五十五岁，就差不多了。像我这样的劳动强度，活到五十五岁，就差不多了。中国很多文化人基本上都是五十五岁就死掉了，我觉得五十五岁死掉是最好的。但是，为了家庭的考虑，最好再延长二十年，就差不多了。等到五十五岁以后，再逐渐减少劳动强度，但在这之前，我觉得是可以保持劳动强度的，做事情要有激情。王老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补充和更新？对他来说很简单，第一就是阅读量大；第二就是批判性思维。做老师就要有这样的品格。
王老师的学生的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很多学生都记得，有那么一位王老师，曾经教过他们的语文，对他们的一生都发生影响。这太重要了。王老师的“新语文”拿在手上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打开来看有相当多的文学作品，鲁迅、矛盾、巴金、海明威、罗素、加缪、卡夫卡，等等。各位老师知道谁是罗素吗？可能有人不知道。加缪呢？可能也不知道。卡夫卡？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在王老师主编的课本里面，很多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也能找到。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小波的《智慧与国学》，北岛的《雨夜》等等。还有往届学生的优秀作文，甚至有崔健的摇滚歌词《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我最喜欢崔健的歌词叫作《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见我，却不知道我是谁。”崔健说得太对了。理想的生活就是流浪，真正的流浪是精神流浪，不断地突围，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方向，新的方向一定是在远方。这样做学术是非常的开心的。有的人做研究生、做博士生，感觉很辛苦。这是因为他就是为了考试，为了文凭来“求学”。我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太美妙了，读书是很美妙的事情，很愉快。你就是为了不断的寻找一个新的方向，这是很美妙的。这是美好的精神流浪，要不断的有更新、更换，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崔健的这首歌的原因。
我估计正是这种流浪的思维，让王泽钊老师不断地更新他的语文教材。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往届学生的优秀作文。王泽钊老师他编了那么多，有人会有很多疑问：学生压力太大。学的太多了，学不完，对语文考试成绩没有好处。可是，王泽钊老师的学生语文考试成绩都好，至少都比较好。校长迫于其他老师的压力，对王老师提出批评，因为这个王老师个性太强了，有时候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但是，无论你怎么批评这个王老师，校长还是希望王老师教高三。为什么？他就能够把学生成绩提上去，学生喜欢他的语文课，又能够提高语文成绩。校长怎么能不喜欢他呢？这是王泽钊老师的案例。
我推荐的第二个“更新教材”的案例是张思明老师的“数学建模”。张思明老师是北大附中的数学老师。对张老师我本人不太了解，这一次为了做这个讲座，我阅读了相关的材料。张老师的课最让人感觉到美好的地方，就是在数学领域有一个比较有开拓的探索。他的做法就是导学探索，自主解决，然后是数学建模。对数学建模，我本人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我看了他的做法之后，我觉得至少他的学生的学习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数学课本。
我做一个总结：你为什么要更换教材呢？为什么要像王泽钊老师那样大规模地更新教材，或者要像黄玉峰老师那样补充教材呢？基本的说法是：做老师的人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考虑如何做正确的事情，你要保证你教的知识是对的，是有意义的。有人说，教材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怎么能够通过审定呢？其实，也不要太乐观，好多教材上会有小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不一定教材就一定是对的；更重要的是，就算教材是对的，它对你的学生来说可能意义不大。这就需要更新教材。
有一个说法：“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情更重要。”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教的知识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然后我们才去想：如何用好的、正确的方法去教授这些知识。一个好老师，他必须首先是一个课程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个教学工作者。中国的教育界一直把教师视为“教学工作者”，这没错。但是，真正出色的教学工作者，他首先是一个课程工作者。
什么叫课程工作者呢？这个说法有很多涵义，我们把它说得简单一点：教师善于加工、改变教材。前面有提示，你不可以随意地改变，不能把那些做得好好的教材丢掉，重新做一个很糟糕的课本给学生，那样不行。但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老师，他就是用自己的阅读和经历去发现有意义的材料，从而给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补充资源。首先要保证给学生提供的知识材料是有意义的、正确的、值得阅读的。中国教育界做了多次教学改革，尤其在1979年以后，中国教学改革做得太多了，比如“自学辅导教学法”实验，这是很有影响的，由中科院卢仲衡先生主持；比如“尝试教学法”，这是江苏的邱学华先生主持的实验；还有“目标教学法”，等等。这些实验我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研究，我的理想是真实地了解中国这些做教学改革实验的主持人，我希望能够去做访谈，我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有什么经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些研究，但后来我发现，“教学方法”的改革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教学方法的改革，它一定会遭遇到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原有的教材不适应新的教法。中科院卢仲衡先生做的“自学辅导教学法”实验，他首先就是要改变教材。他直接面对这个障碍。以前的数学课本不适合自学，他不得不重新开发一个教材出来，他让学生能够“小步子”学习，“及时反馈”，以便自学。这就是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的差别。到2000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课程改革”这个词语，现在叫“新课程”。为什么不叫“教学改革”而叫“课程改革”？好的老师必须考虑课程问题，首先改变“教材”，然后才能改变“教法”。我们称之为“课程智慧”。（刘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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