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中国每一座“旧城”都有环绕它的城墙，高矮不一的城墙在千百年里是城市防御的核心工事。它们见证了无数战火，以及永不停歇的风吹雨淋销蚀，塌了再建。当抗战爆发时，城墙还能如过去一样守护它的子民吗？
安徽，1940年4月1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全军出击，奔袭淮南重镇寿县。负责淮南作战的第138师第528旅旅长龙炎武以皖保9团固守县城，吸引日军，第528旅主力则乘机包围攻城日军，准备将来敌聚歼于寿县城下。
淮上名城寿县，有雄伟城墙，城高近10米，厚逾6米，不但是御敌的金城汤池，更能抵挡淮河水患。龙炎武原期望依靠城墙守城的皖保9团撑半天，让外线的第528旅完成包围，但雄伟的寿县城连半天都守不了。4月12日深夜2时，尾崎旅团突破城郊警戒阵地，进逼寿县城墙。皖保9团团长赵达源亲率主力上城墙抵御，居高临下，发扬步机枪火力，但宋朝重建的古城抵抗不了日军炮兵。尾崎旅团在黎明发动攻城，日军没有重炮，只有轻便的步兵炮，依然不到1小时就打破了东门与南门间的城墙，攻入县城。龙旅长原规定守到上午10点，皖保9团在8点已经全军覆没，赵达源团长壮烈殉国。
于城破前夕，赵团长急电请援，龙炎武错误高估了雄伟城墙的抵御力，以为赵团长怯懦畏战，大怒挂断电话，日军此时已经进城巷战。淮上最坚固难攻的城墙，在现代化战争中竟然撑不到1个小时。
对日抗战中，城墙已是无用的摆设。于抗战军兴之时，中国守军普遍拆除城墙，改以现代化的野战阵地守城。然而，日军却反其道而行，于占领区积极整修古老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拆城墙与修城墙两个极端，来自中日两军的实力差距。
炮兵是城墙的克星。20世纪初，攻城重炮口径激增，日军于1904年旅顺要塞攻城战中使用的280毫米“二十八珊榴弹炮”，1枚“坚铁破甲榴弹”重达224公斤，弹着之处天崩地裂，击破城墙如锤打西瓜。但攻城炮重量惊人，一般马匹拉不动，必须铺设轻便铁轨才能使用，实战价值受限。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火炮设计突飞猛进，轻便的75毫米野炮也能击破城墙。法军的炮兵之神“法国75野炮”，一战之初只有装填黑火药与铅丸的1897式榴霰弹，空炸信管于树梢高度炸裂，以高速飞散铅弹丸杀伤士兵，打在工事上如同搔痒。但法军开发出使用苦味酸炸药与薄合金钢壳的M1915式高爆榴弹，“法国75”从此可以炸土碉。若遇到钢筋水泥永久工事，“法国75”还有能打到542米/秒的高初速破甲弹，高硬度合金钢弹头经过特殊热处理，加装软钢弹帽与延期信管，威力足以击破战车钢板、摧毁永久工事。
一战时期的永久工事已经是钢筋水泥。法军的“特式钢筋法”，钢筋纵横排列3层，每立方英尺水泥中配10磅钢筋。更有加到25磅钢筋，改用高难度45度4层斜角纵横排列法的特等工事，足以抵抗破甲弹。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墙多采用传统青砖叠砌，以糯米石灰调浆填灌，工艺千年不变，面对20世纪的新式火炮，千年城墙注定退出军事舞台。
但一战后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推迟了淘汰城墙的速度。当欧美日本积极研制破甲弹时，中国炮兵普遍仍使用传统的“子母弹”与“开花弹”打仗，炮弹以弹丸与破片杀伤人马，破坏工事时威力低落。以“开花弹”射击古老城墙，即使直接命中，也只能打出凹洞、打松城砖，至多只能击毁城墙顶上掩护守军的城垛。
攻城必须打垮城墙，造成一个足以使攻击部队通过的“豁口”，单靠只能打松城砖的“开花弹”是无法攻城的。因此，民初军阀混战年代攻城的主要武器不是火炮，而是云梯。
黄埔建军，东征北伐的血战史就是一部云梯攻城战史。攻城先编敢死队，扛起云梯大无畏向城墙冲锋，山炮与机枪向城墙头猛烈射击，掩护架起云梯爬城的敢死队。黄埔校军有75毫米俄造山炮，但小山炮打不破城墙，反而经常帮倒忙。于惠州攻城战时担任连党代表的刘骞回忆道，攻惠州城时刻首先是炮兵向惠州北门发起长达半小时的猛烈射击。炮声如雷，“真像天崩地裂，山摇地动”，但射击成果只是“北门一带城垛与侧防阵地皆为我炮弹摧毁”，高大城墙巍然不动，只有部分城砖松动。炮声一停，敢死队扛起云梯，冲锋爬城墙，惠州城墙高达2丈2尺（7.3米），一般竹梯上不去，得将两个竹梯扎在一起，爬到一半常有断裂之虞，被炮兵打松的城砖更是增加爬城风险。
“有许多竹梯是将两个梯子用绑腿绑扎起来，因梯长而软，大家争先上去，所以有一些梯子忽然中断，梯上的士兵跌下来。又有些人因城砖被炮打松了，爬城的人忙中未踩稳，失足堕落城下，同时落下的砖头又将城下的人打伤。”刘骞忆当年攀爬城墙之苦。
北伐时最惨烈的武昌攻城战，城墙更高，达到2丈8尺（9.3米），云梯爬城更难如登天。“武昌城墙很高，我们所征发来的竹子，又是那么短小。绑上两个竹梯，约末要有两丈高，才能应用。”亲自见证云梯准备之苦的晏勋甫回忆道，“梯子预备就绪后，需在距城脚二百米外放列。攻城时，这样两丈高的竹梯，非有四个人，抬不起来，尚需通过二百多米的距离，并且要通过城脚下宽大的壕沟。通过壕沟后，又要把它竖起来。这样一系列的动作，每一段都是极端艰苦的。”
不爬城，只能炸城，只是当时TNT来源稀缺，炸药仍是古老的黑色炸药。北伐军攻南昌城，爬城失利，工兵出身的第2师第4团团附熊绶云亲率奋勇队爆破德胜门。炸了3次，“都因为黑色炸药的爆破力不够猛烈，只炸破一个小洞口”。熊绶云在烟尘中以为爆破成功，率部向爆破口冲锋，却被城墙挡住，重伤殉职。最后北伐军放弃攻城，迂回赣北，迫使南昌守军弃城。
1930年中原大战，中央军仍然靠云梯攻城。豫东大战的最高潮是攻打归德城，攻城营营长刘安祺回忆道，攻城冲过外壕，“一个人带一捆高粱秆子去填壕”。越过外壕爬城墙，还是靠云梯，“从东南门开始，填壕、架云梯，带着冲锋枪，腰背手榴弹，我个人率先上了东门上面的城垛”。
云梯爬城的失败率很高，即使面对华北小型村寨的矮墙时也很难攻克。在许昌城外的土寨半坡铺，中央军绑木梯，“晚上先来一阵猛烈的炮火射击，同时架起木梯向寨墙靠近，向寨上扑去”。但守寨的西北军很沉稳，“只要看到梯子上人头一露，就挥起大刀砍杀。蒋军死伤惨重，仍未把寨子攻下。天明后，只见梯上梯下死伤者成堆，血腥难闻”。
如此攻城，形同玩命，刘安祺的攻城营于爬城之前，官兵“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家乡都写下来，摆在口袋里好认尸”。
相比之下，华北攻城轻松了许多。黄土高原与黄淮平原的城墙土寨大多是夯土墙。如寿县城墙是中心夯土，外部砌砖。只要角度正确，黑色炸药足以炸破，因此北方军队攻城流行坑道爆破。
西北军擅长攻城的主力师，都编有坑道营。张维玺攻打号称“神龟城”的同州（大荔），挖了10道坑道，9道被破坏，最后1道以3000公斤炸药炸开城墙。宋哲元进攻号称“伏牛城”的凤翔，4000公斤黑色炸药炸城墙效果：“像山岳般摇晃摆动了两三次，然后像火山爆发似地一股浓烟直冲云霄，同时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巨响。飞向天空的砖石纷纷落地一两千米外的地方。等到烟消尘散之后，定睛再看，只见城墙上出现了一个约有一二十丈宽的大豁口。”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军队尚未得到攻城的利器，古老城墙因此继续发挥余热，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扮演要角。然而，长城抗战结束了城墙的千年风华。
长城抗战之初，守备长城战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一线式直接部署于长城上，日军炮兵凌厉，将千年长城击破崩毁。在罗文峪，站上长城的第143师来不及接敌，就已伤亡惨重，“我军据长城为阵，敌人炮火集中轰击，把完整之城垣炸得砖石横飞，摧残无存”。
后续参战的中央军3个师，不再使用高大长城为主抵挡线。城墙不但无法抵御日军炮兵，更局限了防御阵地的纵深。1930年代军事学术思想突飞猛进，传统一道战壕打排枪的“一线式配备”已经落伍，只有多道防线“纵深配备”，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纵深阵地不再是一线式城墙或战壕，而是由据点群组成的多道面形阵地带。第一线是以少数兵力警戒广大正面迟滞来敌的“警戒阵地带”；3到5公里之后的第二线，是主力固守的“主阵地带”；主阵地后方5公里开外，还有第3线“后方阵地带”作为备用阵地；在两阵地带间的关键要处，还有与正面斜交的“斜交阵地带”。当熟悉“纵深配备”的中央军师长到长城战线时，眼中的长城只是制高点，在长城前必须广大正面占领山头，构成据点阵地带。
守备南天门战线的第2师第4旅旅长郑洞国回忆道，他负责的10华里正面，主阵地带不是长城，而是长城前的421高地。他的士兵并不登上长城居高临下，而是在山地间抢挖据点工事，“阵地编成系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在南天门主阵地带后方，“构筑了六道预备阵地”。对郑旅长而言，长城最主要的作用是位于防线西侧的制高点“八道楼子”，城墙本身是无法依靠的。
现代化战争里，城墙反而成为守城的累赘，万里长城也不例外。
民国初年拆城墙蔚为风气。城墙包围城市，只留城门进出，严重局限城市发展。将城墙拆除，道路四通八达，城市才能快速扩大，拆城的经济效用是非常显著的。蒋介石定都南京之初，差点拆了南京城墙。
蒋介石热衷拆城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军炮兵力量不足，坚固城池一旦陷入敌手就难以夺回。因此，蒋介石每次攻克坚城后立即拆除城墙，东征后拆惠州城，北伐时拆南昌城与武昌城。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事件，蒋介石忧心日军攻山东，急令拆除鲁西兖州与鲁南临沂两大名城。“钢铁打的兖州城”握在北伐军手里，抵挡不了日军炮兵，但握在日军手里则是无法夺回的金城汤池。
然而，拆城是大工程。善理财的县长通过变卖城砖可赚一笔钱，但由庸官经办的拆城工程是地方财政的无底洞。于抗战军兴前，许多一线城市已拆除城墙，二三线城市却普遍保持原状。即使是蒋介石亲令拆城的兖州与临沂，最终也没拆除。
城墙是城市的千年印象，历史意义深远。蒋介石于南京住久了，爱上六朝旧都，也爱上了城墙，不但不拆墙，反而经常指示修整。尤其是他经常出入的中山门，修葺手令更如雪片不绝，使市政府非常紧张：“中山门城上一带之城堞有残缺不齐者应即修复”，“中山门沿城墙草地，乱石破砖纷散，应即撤去”，“自中山门内至古物陈列所间以及南至东长安门路为界之地区，禁止耕种，应由市政府开辟为励志社前之公园可也”。
巍巍南京城于对日作战已无价值。1934年起，军委会城塞组构筑国防工事，各地城墙多被排除于防御阵地之外。南京城防是国防工事重点，虽然南京城有完整而坚固的庞大城墙，但城防工事主体是城郊精心构筑的庞大据点群，城墙只作为观测所与火力支点。蒋介石曾突发奇想，指示于城墙顶铺水泥地面，架设高射炮，最后不了了之。
财政困难与历史感情，使各地城墙得以苟延残喘。1937年抗战军兴，日军炮兵的攻城战技出神入化，即使弹道弯曲的榴弹炮，也能发挥如同平射炮一般的精度，远距离精确击毁城墙。卢沟桥事变时投入宛平攻城的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第2大队，使用九六式150毫米重榴弹炮，轻松击破宛平城墙。南下正定城，两波效力射，第一波射击99发炮弹，命中城墙50发，第2波137发命中80发，正定城墙崩垮。攻打雄伟太原城，第1波79发命中76发，第2波107发命中100发，迅速打出步兵攻城需要的豁口。
城墙不但挡不住日军，更是严重局限空袭时的人员疏散，拆城墙遂成为战地第一要政。只要遥见烽火，战地县政府马上拆城墙。
淞沪会战结束后，受到日军威胁的浙皖一带县城首先拆城。例如在浙江绍兴，1938年春开征房捐，筹足经费就火速拆城墙，县长贺扬灵雷厉风行，于1年内拆完；在安徽宁国，县长胡筱溪较平庸，拆城拖到1939年才以工代赈雇用难民开工。
1938年日军深入内陆，掀起新一波拆城风。在河南许昌，高大广阔的城墙“用青砖表砌，城墙根部是一排红石磙，五座城门楼高耸城头，庄严而美观”，拆城工程浩大。但军情紧张，县政府急征民工，以不可思议的效率完成任务。“把扒城任务具体分配到各乡，各乡又分段分配到各保，限期彻底拆完。拆下的青砖，哪保拆下的哪保拉走，不能堆放在城壕边，红石磙愿意要的也可以拉走……一座整齐美观的许昌城，被破坏成高高低低的土堆和满地的碎砖块。”
到了1940年，战地城墙基本拆完。赵达源固守的寿县原本也准备拆城，但遭地方士绅陈情抵制，只拆了城垛，才出现以城墙抗敌的奇景。
于中国政府火速拆城墙的同时，日军却反其道而行，积极整修城墙。
中国炮兵虽有卜福斯山炮等具备攻城威力的火炮，但数量太少，一般野战部队只有82迫击炮，攻城毫无用处。因此，城墙对日军仍有高度防御价值。日军扶植的伪政权，首要军事任务不是清乡扩军，而是重修城墙。在战痕斑驳的南京，光华门至水西门间的城墙损毁严重，伪府于1938年10月赶修城墙。因工程紧急，汪伪竟将守城殉国士兵的忠骸一并砌入墙中，直到1958年拆城墙时才被发现。
日军依靠城墙守城非常轻松。典型如1939年7月，独立第9旅反攻潮州城。独9旅是当时广东装备最齐全的野战部队，每个步兵团编制82迫炮连与37战防炮连各1个，步枪兵每人一顶法式钢盔。担任攻城的第625团第3营营长黄广修，于深夜摸到潮州城前，发起猛烈夜袭，顶着日军火力，猛烈射击南门，使南门两次起火，于大火焚烧城门时乘机突入。日军潮州警备队于巷战中节节败退，于日出之前，已被第3营压迫到开元寺日军司令部附近的最后据点。万分不幸的是，城墙最终拯救了日本侵略者。
独9旅位于城外的主力，先后被日军与城墙阻挡，无法进城。日军的援军却由东门进城，于巷战中将第3营切割分裂。第3营试图突围，但被城墙阻隔，无法出城。长达两日的激烈巷战后，第3营全军覆没。在最后一刻，黄广修营长以必死的决心，于深夜里向开元寺日军司令部发起最后冲锋，壮烈殉职于门口。
不能正面攻城，只好游击袭扰。1940年，各战区成立“混城队”，由军统局编练精干便衣突击队混入城市，发动暴动。抗战时于第九战区混城队当兵的郭如岳回忆道，混成队于各部挑选优秀班长与士兵300名，编成10队，潜伏到沦陷区城市中，待命发起暴动，郭如岳被分派到九江队，但混城队只能便衣轻装，武器是驳壳枪、手榴弹与炸药，无法大打，暴动前只能潜伏。日军得到情报，即于各城市加强管制。“老百姓发安居证，不是定居的发良民证。老百姓进市镇或走路，日军哨兵及巡逻兵检查安居证、良民证。没有的就捕去，夜间用小汽艇抛到长江。”
混城队潜伏不易，在潜伏阶段即已伤亡惨重。1941年12月8日午夜，日军于阳新城突然发动全城大盘查，“围城搜捕非本地口音人民，凡79人均遭杀戮。我阳新混城队正副班长队员等共27员于同时死难”。即使成功潜伏，进出城门也是一大考验。1941年11月22日，已经混入南昌城、以拉车掩护的队员姜秋春于通过进贤门时被日军宪兵识破，“严刑逼供，坚不吐实，竟于廿九日因伤重身死狱中”。原定的南昌暴动被迫停顿。
少数混城队创造战绩。第六战区宜昌混城队擅长火攻，1941年10月宜昌反攻，宜昌混成队前后烧毁杨岔路、土门垭新场与鼻子岗穆家大屋的日军营房。1942年4月，第七战区混城队于广州沙河焚毁苏记茶楼的日军俱乐部，毙敌十余人。
只是混城队稍一活动，日军即以屠杀邻近无辜百姓作为报复，中方很难全面开展城市暴动。1942年4月20日，戴笠命各战区混城队同时起事，发起“哿日暴动”，但成效不佳，戴笠只好将混城队调出城市，到野外破坏铁路，袭击日军据点，反而取得优秀战果。
攻城继续位居无解难题。抗战期间若能光复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县城，就是《中央日报》全国头条报喜的超大捷报。同样的城墙，对中国守军是累赘，打仗必须紧急拆城；对日军却是守城屏障，展现了军事历史辨证的复杂多变。围绕城墙的故事，也是抗日斑斑血泪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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