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惊动皇上的罢考
1724年（雍正二年）秋，河南省三年一度的乡试在开封府举行，全省取得资格的考生陆续赶到开封应试。所谓的资格，就是国家公办学校的正式学生，比如国家级学府（国子监）的学生为监生、地方学校（如府学、县学）毕业的为生员（俗称秀才），这样的考试堪比现在的国考，如果被录取，就是举人。有了举人身份，就可外放为官，算是正儿八经的公家人了。
这么重要的考试，主考官都是皇帝亲自委派的，监考官则是河南学政张廷璐。
按说，这是天下读书人日思夜盼的大好事，可是，没想到，考场上却有人闹事。闹事者是以王逊为首的封丘考生，他们坚持让全省考生罢考，封丘武生范瑚甚至把其他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
这可是皇上亲自领导的国考啊，这样的罢考闹事，小了说是在破坏国家的人才选拔，大了说是藐视皇上，这可是通天的政治大事件。事发后，河南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不敢有丝毫怠慢，迅速向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雍正帝作了汇报。雍正帝闻听此事，真正是龙颜大怒，下令严查、严办，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
案件很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首的闹事者王逊和范瑚，被判斩立决，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得知判决结果后，就连闹事者老家封丘县的百姓也拍手称快，说是朝廷办了件大好事。
王逊等人为什么敢如此大胆，得知判决结果的老百姓为何纷纷点赞？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读书人的特权
要想对整个事件有个透彻地了解与认识，有必要多说几句题外话。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特权阶层，比如皇室、贵戚，还有文官武将，他们都享有普通人所无法趋及的优渥。
而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汉代，由于“独尊儒术”成了统治者的治国法定，儒士的地位也突然提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使是只考中个秀才，好歹也是功名在身，就会享有不少特权。在政治上，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只是作个揖行了，所以有人把秀才叫长揖秀才；更大的实惠是经济上，有了功名之后，一是不用交纳皇粮国税，二是不用承担各种杂项差徭（就是不用参加义务劳动）。
历代君王，对文人都是礼遇有加的。所以，不管哪个时代，人们都以家有读书人为荣，不少家庭到现在贴春联，还会选用这样的句子：“耕读传家远，读书继世长。”
因为拥有了某些特权，肯定会滋生许多腐败，仅管只是个无官无职的读书人。
正是这条延续了千年的福利政策，让一个人看出了其对朝政、对民生的损害，所以决心要革除其弊端。
这个人就是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
3/有人沦为“公害”
读书人之所以能普遍获得人们的尊重，主要是他们知书达礼、与人为善，但是，有句俗话说得很有道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还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读书人的圈子里，肯定会那么几坏鸟的，慢慢地把文人的名声搞臭了，也让人对文的德性产生了怀疑。
确实，不少读书人利用自身的特权与“才能”，干起了损公肥私、损民利己的不法勾当。
这样的事例，在雍正朝也没少发生。其主要表现就是，特权阶层利用自己不用纳税的便利，在自家名下收纳了许多贫民的田地，这样老百姓们就不用向国家交税了。但是，国家的税不收了，那些个挂名的绅衿儒士们却不会让你白挂的，得给他们交纳好处费。穷人的“税”没少交，国家的口袋却瘪了，用于民生的投入就少了，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另外，还有一些读书人，依仗自己读了些“济世”文章与特殊身体，与地方的贪写恶吏相勾结，包揽词诉，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为害乡里。
他们的不法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冲突。他们腐蚀各级官员，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
凡些种种，有些读书人就变成乡下的“公害”了。
难怪连雍正帝也看不下去了。雍正帝痛斥那些“荡检逾闲不顾名节”士人的种种不法罪行：他们“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勾结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称霸乡里；“抗违钱粮，藐视国法”；“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即揽纳钱粮，加以侵吞 。绅衿合法和非法的权利，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加剧。
从统治阶级利益本身出发，雍正帝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4/“士民一体当差”
读书人的种种不堪之举，不仅引得最高领导的关注，就是一些有责任心的地方官，也在思虑着如何改变这一陋习。要想解决这些弊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
1723年（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首先行动了，他在全县发布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以后的义务劳动，人不分贵贱，一律按人承担。这种作法得到了总督田文镜的大力支持，他在奏请皇上后，决定在全省推广。雍正帝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又在全国推行这个利国利民的“士民一体当差”政策，赢得全国百姓的一致叫好。
雍正二年（1724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的措施：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个民工。但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当地读书人（监生）的反对，让他们与一身臭汗的农夫为伍，他们觉得斯文扫地，生监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唐绥祖维护他们的所谓特权。
此后，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又拦截唐县长，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
于是，他们纷纷表示号召全省学子拒绝参加于当年秋举行的乡试。
5/被误导的谈判
其实，王逊他们去找县太爷闹，可能只是想争个读书人的面子，没想到事情却给闹大了。
起初，唐县长以为这群读书人只是试水。他们怎能舍得三年一次的考试机会？但随着日子临近，唐县长这才着急——这群读书人不是闹着玩的。学生要罢考可不是小事，一个七品的唐县长怕是担不了这个责，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时任河南开归道道员的陈时夏听说后，立即答应找王逊他们谈谈，并且说，读书人是讲道理的。
其实，王逊、范瑚等人是留有退路的——如果朝廷不答应他们也就算了，毕竟把事情闹大了也不好。因此，他们决定：如果陈时夏真的来了，首先自己会主动承认错误，并允诺按时赴考。也就是说，不闹事了！
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陈时夏不仅没骂他们，反而堆着满脸笑容，拉着他们的手邀请他们同坐，还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年兄”，然后又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说到动情处，甚至都有了苦苦哀求的意思。结果，原本决定不闹事的二人，当场拒绝了陈时夏的好意，誓要“维权到底”。
结果，当年秋试时才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陈时夏对王逊和范瑚态度好，本是出自于都是读书人的一种同情、关心和理解，没想到，却惹来了两人的“蹬鼻子上脸”，结果把脑袋给弄丢了。
杀鸡给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的士民一体当差也就顺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其实，真正杀死王逊和范瑚的凶手，不是陈时夏的好态度，也不是雍正的龙颜大怒，恰恰是王逊和范瑚他们自己——把别人对他们态度好，当作是怕他们，这才是最大的可怕和最大的悲哀之处啊。
别人对你宽容，那是因为别人大度，修养水平高。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态度好，就以为别人怕你。
6/读书人的好日子结束了
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读书人迎来了雍正帝的“严厉管束”。随之一系列管理政策出台，给士绅们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紧箍咒，读书人们延续了上千年的好日子结束了。
雍正四年，正式在全国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制度。“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官员士绅和平头百姓一样，都要纳税，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除了交钱粮纳税，还要当差，参加官府组织的筑堤、治河、修路、运输等“义务劳动”，即所谓“徭役”，这也是赋税的一种补充。
严禁绅衿包揽钱粮。雍正五年定出惩罚事例：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或枉法论处。
严禁绅衿欠粮。制定两条新法令，一是雍正六年规定，凡系绅衿拖欠钱粮，地方官要把他同平民欠粮分开，单独汇报，以便照绅衿抗粮例治罪。一是雍正八年定例，州县官要把生员应纳钱粮造册送学官，由学官协助督促完纳。
严禁绅衿驾词兴讼。有个名为王辙的进士伙同武生王允彝、王甸极等包揽词讼，诈骗钱财，雍正帝革其进士，对他们严行审判。
加强对生监的管理。政府规定：每年年底，生监要五人互保没有抗粮包揽等事，生员完粮后，方准应试。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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