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类文明？
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说，最清晰的一个定义就是，指人脱离了动物与生俱来的野蛮行径，用智慧建立了公平的规则社会，当然这里的公平只是相对于自然情况下“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公平。
而尤瓦尔.赫拉利虽没有明确定义文明，但他定义了文化：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精细和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这里的文化，也是文明社会里的主要支撑。同时，在“文化”的背后，赫拉利也揭示了一个人类更本质的存在，那就是集体想象——虚构故事的能力。
这种集体想象，让人类征服自然，从此超越了基因的束缚。
基因是获得性遗传，是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或更多地繁衍后代，一般是能比较稳定的承接父代的基本性状，这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遗传。但“自私的基因”也并不是抱残守旧，也往往会使一些小坏，某时，在DNA双螺旋结构的某片碱基对上突然做一些调整（当然这是环境因素下的被动，不像我描述的那样积极作为），从而改变生物表达来突破环境制约，这种突破的意义就是能试图在生态链上寻求更多的优势，这就是生物学里所说的变异。但这种变异是一种试错机制，概率是万死一生，对群体来说是小概率的机会，而对个体来说，却是大概率的悲催。
所以，根据科学家的碳测定，生命的起源大概最早有可能来自35-40亿前的有机物的某次大规模集成，最吊诡的是，这种偶然中合成的基因犹如浑然天成，从此生命得以延续。
大概在250万年前，可能正是某片基因的变异让类人生物从动物界站了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立人，而直立人出现后，最值得标榜的文明是有了石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公认的人类文明的标志性起点。
但生物学上的求新，使用的功具只能是基因手段，基因的能力也只能做到了这一点，基因让人类有了石器文明，但期待基因突破，并创造出下一次文明颠覆，只能赖以时间的沉淀，这一等待，人类又过了两百多万年。
如果有上帝，可能这都是造物主对人类最大的眷顾。大约是七万年前，又让人类有了一次比直立更具有划时代的基因变异，这次突破，让人类获得了语言外的思考能力。
向上帝祈祷，可能真有那么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中存在，不然为何我们能在数万亿的生物中总是那样幸运？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两次最重要基因的变异，都让人类抓住了，这种抓住不仅是机会，更是先手，这让我们有了封锁其它生物进化的绝对优势。
可以试着想想，如果哪一天，某群猴子里的某个个体突然间也突变出了思考能力，刚变异的它，肯定是先才学着“八卦”，但听懂它“八卦”的猴子，还需静候它的遗传再递给它的下一代。
我们不会想到“善良”的人类会给这只猴子留出时间窗口，更不敢想象还会给让它们继续留出数万年时间，让他们一起去想象宗教、国家、组织、秩序和科技，然后我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看着它们成长起来，让他们去挑战自己的权威，毕竟，历史上的人类，“仁慈”从来不是传统。
这种想象，同时让人类有了基因外的第二种遗传能力，也就是模因。
基因是生物性的，模因是社会性的，这种模因，让人类不仅能描绘不存在的事情，而且这种描绘可以在群体中复制，向更远的方向传递，并且如基因一般，突破了生命个体的限制，让信息具有了遗传能力。
这就是牛津大学动物学家道金斯在《自私基因》里提出的概念，模因的力量。
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按道金斯的理论，文化传递本质上和生物遗传单位基因没有区别，只是基因是生物性质的，而模因是信息性质的，他具备生物基因存储、复制、遗传、变异的全部特征。只不过是，基因传递的是生命信息，而模因传递的是诸如曲调旋律、想法思潮、时髦用语、时尚服饰、搭屋建房、器具制造等模式的信息。
所以，模因可以将人类的想象以遗传的特征固定下来，并在固定中变异，在变异中优化，所以也就创造出不菲的文明。
虽然都有遗传特性，但在改变世界的力量上，模因相比基因对社会的改变完全是超出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
看看《人类简史》里给我们的数据：
在过去500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公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的人口大约有5亿，但今天经到了70亿。人类在1500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共约合现值2500亿美元，但今天每年人类生产的价值约为60万亿美元。在1500年，全人类每天总共约消耗13万亿卡路里，但今天每天要消耗1500万亿卡路里。（看看这些数字，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240倍，消耗的能量增加了115倍。）。
假设有一艘现代战舰回到了哥伦布的时代，只要几秒就能摧毁整个哥伦布的船队，更能轻松击沉当时所有世界强权的海军，自己连个刮痕都不会有。只要有五条现代的货柜船，就能承载当时全世界所有船队所运的货物。只要有一台现代计算机，就能储存中世纪所有图书馆里全数抄本和卷轴的信息，而且还剩下许多空间。就算把所有前现代王国的财产数量全部相加，也比不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银行。
是什么赋予了模因神奇的力量？正是人类“想象”的三次重要迭代，从此人类离开了线性思维，以全新的视角实践起了“”摩尔定律“”。
一、人类“想象”的第一次迭代，群体中的“八卦”能力。
可能正是人类的这种“八卦”能力，让我们才重新定义了人类的认知。这种认知被赫拉利称为人类第一次革命。
这种定义确实不为过，“八卦”的优势就是突破了群体合作的限度，虽然大部分群居动物，比如狼，就是比较注重协作中捕猎的，但他们的这种协作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上的协作，比如埋伏也罢、断后也罢，主攻也罢，助攻也罢，都是围绕着那个存在的猎物展开。
但人类的这种“八卦”能力可怕之处是在于，他们通过想象，可以提前很久就预知到你的现在，也许在猎物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落入了今天被围猎的宿命，因为人类在它们出生的那一刻就通过“八卦”而进行了布局，同时用虚构的故事去动员更多的群外组织参与了这次行动，对行动后的结果也早做了统筹，比如战果分成问题，伤残补偿问题等，这些对动物群体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种“八卦”能力，还是人类想象的初级形态。沟通永远受人类接受信息的限制。毕竟，人类沟通的进化史，仅仅不足十万年，而原始狩猎活动，却是200多万年的基因优化，有科学家做出过统计，人类沟通中接受的信息，每秒只能有50-60比特，最多不超过120比特，而接受环境位置信息，动植物概念等直观直觉，每秒接受的信息量可以得到上亿比特。我曾经看过一期电视节目，一个经过训练的小男孩，坐飞机绕城市一圈后，几天以后，就把整个城市的街景描绘了下来，人类这种潜在的能力，都是进化出来的结果。
所以社会学研究指出，借由“八卦”来维持的最大“自然”团体大约是150人，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大多数人就无法真正了解、八卦所有成员的生活情形。
想到了巴别塔：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所以，既使到了今天，人类的团体还是继续受到这个神奇的数字的影响。只要在150人以下，不论是社群、公司、社会网络还是军事单位，只要靠着大家都认识、彼此互通消息，就能够运作顺畅，而不需要规定出正式的阶层、职称、规范。不管是30人的一个排，甚至是100人的一个连，几乎不需要有什么正式纪律，就能靠着人际关系而运作正常。正因如此，在某些小单位里，老兵的权力甚至要比士官更大。而如果是一个小的家族企业，就算没有董事会、执行长或会计部门，也能经营得有声有色。
然而，一旦突破了150人的门槛，事情就大不相同。如果是一个师的军队，兵数达到万人，就不能再用带排的方式来领导。而有许多成功的家族企业，也是因为规模越来越大，开始雇用更多人员的时候，就碰上危机，非得彻底重整，才能继续成长下去。
基于这种原因，一些成熟的总公司都有意识地控制着分公司的规模，让一个营销实体，尽量不要规模太大。
根据150人定律，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了组织的金字塔结构设置的初衷，因为CEO有精力决定了他只能管理到中层，如果权力再向下延伸，可能效率就将大打折扣。
二、人类“想象”的第二次迭代，虚构故事让人类离开了暴力合作，从此走向了自愿、自发。
所以，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150个人的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就是——虚构的故事。
我们先看一则公地的悲剧的假设。
1833年，英国一位业余数学家威廉·福斯特·洛伊德发表了一本小书：《关于控制人口的两课讲义》。在这本小书里，洛伊德凭着观察和想象作了这样一番逻辑推衍：有一片牧场，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放牧。作为一名牛仔，你想养多少牛就养多少牛。数百年来，这里似乎相安无事，因为战争、偷猎和疾病总会把人口和牛的数量保持在土地的承载能力以下。终于有一天，人们长久渴望的和平幸福地降临了，但是，这竟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悲剧。每个人都想多养一头牛，然后再多养一头，牛的数量很快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每个人都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每多养一头牛，收益全归自己，过度放牧的代价却由所有人分担。这当然是划算的买卖。但是最后，土地抛荒，所有的牛都饿死了。
在自然状态下，这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人类的基因就赋予了求生的本能，在资源匮乏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人类尊崇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别人多吃一口，你就少吃一口，反之亦然，所有人都知道对方是这样想的。
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概括了人性：
归纳出造成争夺的三种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危，那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但为什么洛伊德的公地衰竭，最终导致牛死人亡的状况只是一种理论模型，现实中的情况往往要比他预测的要好呢？
那就还回到公地悲剧这个故事，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为所欲为，“所以战争、偷猎和疾病总会把人口和牛的数量保持在土地的承载能力以下。”这种情况下虽然不会发生公地悲剧——草尽牛亡，但整个社会充满了战争和焦虑，这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这时人类集体想象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于是，大家想象出了主权，想象出了国王，想象出了国家。按霍布斯的说法，人类就是在想象中把自己的权利完全交给了这个主权者，也就是在想象下形成了彼此的契约。有了主权的契约，秩序就会产生，所以公地悲剧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事实也是这样。在农业社会后，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
有了国家间的主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泛主权的公地就不存在了。
最有可能的是小范围的公共资源，那们在这个草场上的牧民是相互认识的，祖祖辈辈都是认识的，世代间共同想象出的习俗将制约着公共生活方式，如果有谁胆敢冒全村之大不韪，把自家牛群的数量扩大到“不道德”的规模，他就该留下一封“人言可畏”的遗书了。
当然，历史中总有想象的缺失片段，在短时间轴内公地悲剧可能发生，但在长时间轴上，它将很快被另一种集体想象出来的秩序而弥补。
三、人类“想象”的第三次迭代，把人类的剧情引向了高度统一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生物如智人这般自信，他们四处游走，并破坏着非人类外的一切生物秩序，他们在不断征服其它物种的同时，也在通过想象逐步完善自己的文明，这种文明，通过模因的力量彼此架接，并相互融合，于是各种想象就在更大的空间内产生了链接。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近万个人类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下数百个最多也只有两三千个。至于到了公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当时即将进入欧洲探险时代，地球上仍然有许多像是塔斯马尼亚这样独立的“小世界”，但将近九成的人类都已经紧密相连，活在由亚洲和非洲组成的“亚非世界”里。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一套地缘政治体系；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
然而，人类的集体想象仍在加速，通过想象不断创造出工具，然后通过工具，进一步推动想象，人类的命运就如一个旋转的飞轮，不断注入力量，蓄有巨大势能的飞轮就再也不可能停下来了。
货币的工具。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在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
帝国的工具。常常正是帝国因为统治的容易和强化统治的合法性，本身刻意加速各种想象，如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传播。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人类政治的方向也该是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
宗教的工具。有了宗教之后，就给想象赋予了最高的权威，然后把人类的想象进一步推向了神坛。
人类的想象是为人类服务的。
既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已迈入了一个永恒快乐的时代。是这样吗?人类在过去5世纪间积蓄的财富，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满足感？有了取之不尽的能源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到了用之不竭的快乐？如果我们往更久之前回顾，认知革命以来这动荡不安的7万年间，世界是不是真的变得更好？到现在，阿姆斯特朗的脚印还留在无风的月球上，而3万年前也有个不知名的人，把手印留在雪维洞穴里；他们究竟谁比较快乐？如果后来的人并没有比较快乐，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农业、城市、文字、钱币、帝国、科学和工业呢？
人类仍在思考中想象，但我们却很少在思考中并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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