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是人生的常态，遭遇挫折不应一味放大痛苦让其充塞心灵，应学会调适心弦，坦然面对。
晚年遭受贬谪的苏轼面对人生的挫折，平和地吟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正视挫折、淡化苦痛的平和心境，磨洗了苏轼的豪放词风。
实际上，苏轼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苏氏四门生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
嘉祐元年（1056），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友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桩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生死未卜，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言官、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在办完公事之后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为相。苏轼于是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
在此期间，苏轼处在人生的顺境之中，但依然坚持他的淡泊。
“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元祐六年（1091）三月，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被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四岁。
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做过大官的文学天才，而且在北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贬再贬的仕途怎一个霉字了得。
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不仅在于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
官贬便贬了，可也不会自怨自怜到像屈原那样去投江自尽，写出来的词极少有幽怨之作，依然是那么豪气冲天，对待生活还是那么积极，这也看出他人生境界的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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