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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语言】蒋绍愚先生和张美兰教授关于语言应用问题的对谈



导读


作者介绍

        蒋绍愚,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清华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研究方向:汉语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第三、第四届副秘书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1998-2000),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兼任教授(1999—2005)。


        张美兰,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兼任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理事,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员等。研究方向为:汉语史研究,包括近代汉语研究、唐宋禅宗语言研究、明清域外汉语官话专题研究。



蒋绍愚先生和张美兰教授关于语言应用问题的对谈

        今岁冬季到来之际, 我们有幸得以拜访尊敬的蒋绍愚教授,专门就他曾经关注的涉及到语言应用方面的话题,如中小学语文教学、构建和谐语体语境、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等问题进行访谈。

张美兰教授:蒋老师好!汉语史研究学界都知道您是汉语史研究专家,其实自从我入师门跟从您学习,我知道您一直也在从事语言应用这方面的工作。1999年5月您来南京为我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之际,空闲的时间里,您都在忙于校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这本服务于文言文教学和文言文自学的工具书,我身边的很多同学、 学生包括我自己都从中受益良多。2000年我来北京大学后,得知您是北京市语文高考命题组的主要专家,您也曾领衔主编过北京市语文教材。其实,这些年来,您也一直在关注汉语的语言应用问题。我们特别想听听您这方面的见解。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由蒋绍愚先生负责统稿和修订,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初版,1993年修订。该书获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也是最受中小学师生喜爱的工具书之一。


蒋绍愚教授:我是一直做汉语的本体研究,特别是汉语史的研究。汉语的本体研究固然很重要,但我们也应关心汉语的应用。汉语应用涉及的面很广,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网络的文章,甚至商品广告,都有语言应用的问题。如果说从事语言本体研究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研究者,那么语言应用牵涉到的人群就广泛得多了。光说中小学语文,全国几千万学生在学,而且不光是影响到他们的现在,还影响到他们的一生,这绝对是一件关系重大的大事。正因为这样,在十几年前,我很不自量地担任了北京市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语文的主编。虽然我工作做得不好,但至少表明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是重视的。

        这套教材,主要的编撰工作是几位有中小学教学实践经验的副主编做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大学教员编课本,中小学教员用课本,这是不合适的。中小学有不少优秀的教员,应当在教材编写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当然,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大家一起讨论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当然要讲字词句,要学生做字词句的练习,使学生写的文章文从字顺。但语文教材最主要的是要选入好文章,让学阅读好文章。阅读好文章是一种综合的教育,学生能从中体会到什么是正确的语言,优美的语言,还能学会文学鉴赏,懂得什么是真善美,懂得做人的道理。比如,读了朱自清的《背影》,有助于深入领会父子之情。读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助于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如果文章选得好,老师教得好,能引导学生领悟其中的精要,那么,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任何说教都代替不了的。


张美兰教授:我大学是中文系师范专业,大学四年级有一个学期在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实习,跟班上课,深知在小学、中学阶段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语文教学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德道情趣的一种途径。2011年我受学苑出版社任彦霞编辑的委托,根据河北承德地区的部分小学校长、语文教师的主要意旨,率领我的硕士博士和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语文老师团队,专门编辑了一套小学1-6年级学生的《国学》(12册)课外教材,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古代传统诗文的课外阅读和练习,培养小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喜爱。从《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作品选段中学会其中语义内涵,吸取文化精华。当时的初稿也请蒋老师您帮审阅一过,您当时提出了很系统的修改意见。2013年这套教材第一版3000册,当年售销一空,很受学生们喜爱。后来根据使用学校师生的意见进行了适当修改,即将再版。这套教材宗旨也是通过语文教材的课外辅助教材,帮助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蒋绍愚教授:强调语文教材要突出思想性,这是对的。中国古代就主张“文以载道”,对学生的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不过,我们对“道”的理解要广泛一些。一篇优美隽永的写景散文,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这就是“道”;一篇深入浅出的科普作品,能让学生了解科学的奥妙,这也是“道”;一篇描写外国风土人情的游记,能让学生知道世界的丰富多样,这都是“道”。而且,语文教学的“传道”,是通过让学生感悟的方式进行的。所以,选课文一定要注意文章的可读性。我们都上过中小学,一个学期开始,拿到新发下的语文课本,往往是打开课本浏览一下,一些有吸引力的课文就会迫不及待地先读一遍,这些课文留下的印象,会伴随我们终身。而那些没有味道的课文,不到学期结束就忘掉了,即使思想性再强,又能起什么思想教育作用?

        不过,话说回来,语文课还是语文课,它既不是思想教育课,也不等于文学课。除了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以外,语文课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是一辈子的事,但中小学阶段是重要的打基础阶段。阅读能力,当然包括文学鉴赏能力,但也包括正确、深入理解字词句和篇章的能力。中小学不专门讲语言知识,但在阅读课文时,老师要把必要的语言知识告诉学生,帮助学生理解。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很重视的,因为有高考管着,高考的语文题中作文有很大分量,老师和学生都不会忽视。问题在于:现在中小学的作文,老师都有一定的模式,学生都要按照模式写,否则分数不高。到高考前,更是按照往年高考的思路,让学生准备几篇应试的作文,如果高考作文拿了高分,就皆大欢喜。其实,这样的文章可以叫“新八股”。怎样破除新八股,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个问题很大,我也说不好,希望有识之士能发表意见。

 

张美兰教授:实际语言能力也包含了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熟练地掌握汉语,首先要求必须同时兼顾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可是,大多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并不善于书面表达,甚至有些人写作能力很薄弱很差。而汉语书面表达在语言、文化、文学以及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各行各业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同小可。

 


蒋绍愚教授:刚才说到,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是一辈子的事。也可以这么说,具有较高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注重经济和国防实力的提升,这当然是对的,没有很高的经济和国防实力,就要受欺侮。但公民素质的提高,似乎注意得不够。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高,也很难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强国。素质是多方面的,文化素质是一个重要方面,而阅读和写作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全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高不高?这个问题要大家来谈。我的感觉是:在阅读方面,大多数人都不太强,电视和手机的发展,把很多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影视方面去了,很多人以影视代替了阅读。中小学生还有硬性要求:一个学期或一个暑假要读几本书。年轻人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了,可以调查一下,一个人一年读几本书。当然,爱读书的年轻人还是有的,但恐怕为数不多。书都不读了,《红楼梦》《西游记》都是从电视上看的,这是不是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


张美兰教授:现在是信息化快速阅读的时代,人们的写作经常是以网络阅读为基础的。


蒋绍愚教授:至于写作,说的不是写小说,而是写一般的文章,恐怕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写作。给有关部门写个报告,为推销商品写个广告,甚至在微信上和人聊天,这都是写作。如果担任领导职务,要写的东西更多,很多领导的报告是秘书起草的,但领导也需要有一定的水平,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审阅秘书的讲话稿。从总体上说,现在大家写的这些东西是否正确?水平高不高?这也要大家来评论。至少已经有人指出,网络上的东西,语言上的毛病不少。读和写是关联的。对普通话的定义中有一条:“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连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都不读了,写出来的东西怎么会合乎规范?


张美兰教授:应该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在提高,国民受教育的普及率在增长,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应该会逐步达到典雅规范的程度。这关系到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趋向问题。历史上,无论是“雅言”还是“官话”,都在某一段时期担当过“共同语”的角色。


蒋绍愚教授:你说得很对。我们要关注这个发展趋向,有关部门和研究语言的人要加以引导。


张美兰教授:我们正处于一个网络化、信息化加速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通信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书面语体有“通俗”、“正式”和“庄典”三种,可以适应交流表达的不同需要。如学校教育是语言推广和运用的特殊阵营,所用语体不同于一般的日常交流。



蒋绍愚教授:是的,在不同场合,要使用不同语体。否则,就叫不得体。曾有人写文章,批评某个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为了投年轻学生所好,对大学生毕业生说:“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 这番话果然引来了阵阵欢呼与尖叫。但请问,作为大学校长的致辞,这是否得体?所以,共同语的发展,不能赶时髦,不能投一些年轻人之所好。是的,人们厌恶上级报告的八股腔,希望有新意,有活力,但新意主要是在内容方面,语言表达上也可以少一些教训的口吻,少一些陈词滥调。而作为校长的致辞,还是要比较庄重,不能把致辞降到网络语言的水平。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等选择合适的语体进行交际,这也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一种行动。也是自觉提高国民语言能力的一种表现。


张美兰教授:是的,语言的运用要看场合,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体,您所说的这个案例,在2012年和2013年报道很多高校正规毕业典礼场合都有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们缺乏语体意识有很大关系。

        汉语教育还有一个阵地是对外汉语教学。随着我国国体实力的增强,汉语在国际语言中地位也越来越高。外国人学习汉语成为一股新的动向,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但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满足于留学生对日常口语的学习。的确,属于初级型、中级型的留学生课程必须集中在汉语听、说、读、写这些语言基本功的培训上,但这只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掌握的基础之基础。由于汉语自身的特点,汉语还存在着书面语与口语的巨大差别,留学生如只满足于口语顺利交际,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注意字词的学习,就会忽视对书面语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因此留学生要强调掌握汉语书面语学习。同时,我们的留学生汉语教学不但要教口语,还要更注重书面语。汉语书面语在语言、文化、文学以及社会发展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蒋绍愚教授:我很同意这个看法。如果一个外国学生学了汉语,只会和中国人作口语交谈,而看不懂汉语的书面语,那说明他学的汉语还是浅层次的。也就是说,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留学生关注了口语知识的学习和操练,仅仅是口语交际层面的。对外汉语教学界应重视这种情况,加强对留学生书面语体意识的培养,包括对教学大纲、培养方案、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的改进。其中,书面语教学是重中之重。学习书面语言,提高书面语能力对培养未来的汉学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张美兰教授: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关涉特定的语言知识,更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经过初级、中级班课程的汉语学习,高级阶段留学生具备了较多的汉语及文化知识,他们往往希望能掌握更深层次的汉语知识及获得更高水平的汉语交际能力。


蒋绍愚教授:这个问题很重要。外国人学汉语,不能不了解中国文化。我198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过古代汉语,1993年在捷克查理大学给学生讲过唐诗,在北大也给留学生教过古代汉语,对这个问题有一点体会。我在《欧美学生阅读中国古典诗文应注意的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谈到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杜甫《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一作“笑”)正坠双飞翼。”“一箭”很好懂,“一笑”通不通呢?似乎不通,一笑怎么能使鸟掉下来?这里就有文化背景的问题。中国古代,妃子的笑是很有名的。周幽王为了让妃子褒姒笑,以烽火戏诸侯,结果导致王朝覆亡。唐人也写到妃子的笑,杜牧《华清池绝句》之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了解了这些,才能懂得,“一笑正坠双飞翼”是对的,而且,这不是简单地说宫女把鸟射了下来,而是有更深的含义:唐玄宗为了取悦于杨贵妃,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杨贵妃也死于马嵬坡前。

        不但如此,对外汉语教学还要懂一点学生所在国家的文化。我在斯坦福大学教古代汉语时,给学生讲《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垓下之围,然后引两首古诗,让学生评论。一首是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首是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美国学生说,两首诗都有道理。一个在班上的日本学生说:“照我们的看法,既然战败了,宁肯自杀。”这是和他们各自的文化心理有关的。美国人往往持多元的观点,日本人则是宁死不投降。了解一点外国学生的文化观念,教汉语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张美兰教授:这个问题不仅在外国留学生的教学上,在我们自己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也要注意文化的传播。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在语文教学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这是一个语言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蒋绍愚教授:那当然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语文教学不能离开中国文化。49年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得较多,“文革”更是把传统文化全部打倒。其实,民国期间的国文教学是很注重文化的。我祖父蒋伯潜当了多年中学教员,他和我父亲蒋祖怡父子两人合写的两套丛书《国文自学辅导丛书》(12本)《国学彚纂丛书》(10本),都是给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其中既有语文知识,又有文化知识。这些书,1949年以后在大陆长期没有重版,而在台湾却多次再版。直到1997年,上海书店才把其中一些重版;近年来,又有一些陆续重印,还颇受读者欢迎。看来,这种在语文教育中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逐渐得到了回复,这是值得高兴的。当然,今天我们应当做的,不仅仅是重版旧书,而是要作更多的努力,编写出版一些适合现在青少年需要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作。这件工作,希望年轻一点的学者来做。


张美兰教授:看来做一点服务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方面工作,也是我们语言工作者在教学研究之余所做的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确立了至2020年“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的规划目标,我们期待全社会都来关注语言应用问题,发展语言能力,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谢谢蒋老师。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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